先锋的后裔,孤独的行者

关注李浩是因为他的《碎玻璃》.那一年(2004年)我们“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刚刚成立,开始对十几种主流文学期刊发表的小说进行全方位的追踪点评,发现文学期刊这个很多人已转身离去的领地果然满目荒芜.沮丧中,《碎玻璃》让人眼前一亮.至今回想起这个作品,依然觉得它“挺有劲”.小说写了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乡村小学老师和一个尚未被当地教育体制异化的学生之间的冲突.和一般的写实作品不同,这篇小说的立意所在不是揭露教育体制中的某种弊端,而是在多个层面上书写了一个压制和反抗的主题.正如魏冬峰在当时点评中写道的：“作品中小学老师所擅长的权力运作与复制的方式和被压迫者的恐惧、顺应与反抗方式,使得小说提出和试图探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成为一个更具统摄性的命题,辐射出广阔时空中极权统治的某种缩影.”估计李浩在网上(左岸网站“北大评刊”.省略)看到了我们的点评,觉得还到位,以后就有了联系.不过,在后来的交流中,我们知道,李浩对这篇小说的评价很一般,因为“这样的小说别人也能写”.

李浩被很多人所关注,是因为他2007年获了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获奖小说叫《将军的部队》.我没看过这篇小说,管李浩要,他总说不值一看,看样子也不完全是谦虚(因为他有时会主动往我们的信箱里塞他的小说).后来还是找来看了,觉得这篇小说和所谓的“军旅文学”并不搭界,是借一个将军的外壳,讲述衰老和抗拒、记忆和遗忘的故事.应该说这算是一篇“李浩式”的小说,只是在“李浩式”的小说中很一般.于是,我只能说,李浩最一般的小说,获了鲁迅文学奖.

什么是“李浩式”的小说呢这几年他的小说风格一直在变,惟一不变的是“反常规”.李浩瞧不起常规性的写作,他这个人外表随意谦和,内心孤傲自负.他写得不算多,但每一篇都在挑战,挑战完别人挑战自己.他这股挑战的劲头特别像80年代中期的“先锋作家”―“先锋作家”叱咤文坛的那会儿,正是李浩文学“天目”初开的时候,猛一大口喝奶,就中了“先锋的毒”.十几年后,当“先锋”已全面落潮,余华、苏童早已转向常规写作,李浩作为“先锋的后裔”,依然孤独地前行.

《如归旅店的叙事》是李浩自己比较得意的小说.这篇小说一看就很“先锋”,比如这样的题目,再比如,这样的开头：“我的叙述从一个黄昏开始,一个秋天的黄昏.一想到那个黄昏,悲凉便从中弥漫了过来,很快地弥漫到我的全身.其实那个黄昏没有什么特别,我自己也说不清悲凉是如何发生的,可它就是发生了.我老了.喜欢回忆一些过去的事,我总是把任何在回忆中出现的东西都抹上一些悲凉.”但老实说,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小说,不是因为它太“先锋”,而是因为它太“先锋腔”.在我看来,这样的“先锋叙述”是架在“先锋句法”上的,甚至这里的想像是也嫁接在别人的想像上的.我以为,无论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还是对一代作家而言,这样的写作都只有练笔的意义.不过,从中我确实也看到了李浩出色的文学才华.

对于我的看法,估计李浩会不以为然.事实上,我们两人的文学观点常常相左.比如,我曾在评论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时用了一个题目“贴着地面行走”(《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后来《小说选刊》也发出同样的倡导,大概不谋而合).李浩在一篇文章(《谈谈宽阔的小说：与简单化的白蚁作斗争》)中猛烈批评这是对文学的“窄化”.其实,我的意见是特别针对当下创作普遍存在的“经验匮乏”而发的.经验匮乏直接导致了想像的匮乏,因为在我看来,想像不是自由飞翔的鸟儿,而是有着自己半径范围的风筝.那些可以被作为文学遗产而继承的想像资源,原本有其对应的经验基础.当生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后,依然靠书本资源建筑想像,想像就会显得窄而旧.尤其在阅读资源越来越趋同的今天,想像的轨道也会越来越趋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主张“贴着地面行走”,因为这样的写作可以发掘新经验,为原创性的想像开疆拓土.而那些闭门造车、凌空蹈虚式的写作看似天马行空,实际是缺乏信息量的重复,甚至根本就是瞎编乱造.在此意义上,我有一个更偏激的提法：经验比想像要大.这也是和“先锋小说”运动提出的“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反着来的.

尽管时有分歧,不过,我相信,我和李浩的文学观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不然,我也不会喜欢他的小说.

我喜欢上的第一篇真正“李浩式”的小说是他的《失败之书》(中篇,《山花》2006年第1期).小说一开头就抓住了我：“哥哥留给我一个坚硬的失败者的形象,它深深地楔入了我的记忆.像钉在墙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像玻璃容器上的一道裂痕,我不知道可以用哪种方式来修补它,改变它.我写下这篇经过多次修改却始终无头无尾的《失败之书》,自己也不知道目的是什么,理清还是忘却.”从这样的叙述中,仍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先锋的味道”,但这味道已经不是腔调,而是深深地楔入了小说的内在肌理.小说将现实和想像交织在一起,层层地堆积起众多的事件,从冷漠的拒绝、激烈的争吵到故意的破坏,哥哥与父母、与妹妹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他的形象也愈加孤戾,愈加难以捉摸.全篇以短句结构,有着诗的节奏,又有着雕刻刀般的力度,将哥哥这个“坚硬的失败者”的形象一刀一刀地雕刻出来.在这样的写作中,让人强烈感觉到,经过“语言的自觉”和“形式的自觉”之后,现代叙述的浓度和效率.

我喜欢这篇小说的另一个原因是,这是一篇作家把自己“放进去”的作品――并不是说那个“被失败一路追赶无处躲藏的人、一个自暴自弃的失败者”的哥哥形象是李浩的自我投射,但是,在一个文学本身被边缘化的时代,每一个写作者都不得不面对失败的追逐,更何况是一个不妥协的写作者,作品的力量就是从这里进发出来的.世界上优秀的作品有两种.一种是从作家脑中来的,一种是从作家心里来的.前者让人愉悦和钦佩,后者让人感动和感激.在我的文学观念里,文学最根本的功能是交流生命经验(当然是用文学的方式),而不是同行间切磋技艺.

在编选2006年小说年选的时候,论坛成员一致同意将《失败之书》选入.可惜,后来因为“避嫌”而拿掉了.作为“谋杀者”之一,我一边支持拿掉,一边也为李浩叫屈.其实,李浩并不是我们论坛的正式成员,只是和我们兴趣相投,走得比较近而己.

好在李浩很快就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篇更出色的小说：《一只叫芭比的狗》(短篇,《花城》2006年第6期).小说干净、漂亮、紧张,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对现实场景的刻画又一丝不苟,步步为营.李浩一直是学卡尔维诺的,此番终于修成正果.大师的影响不再是外部的,而是内部生根.那些遥远的来自西方的现代观念,如存在感、绝望感、幽暗罪恶的人性,都有了本土的生长语境.我特别欣赏余呖(当代文学博士研究生,也是一位颇具才情的诗人)点评这篇小说时对“李浩声调”的解 读：“小说的第一人称是作家惯用的.这个‘我’,通常都是一个不具备决定权力,但却具有在场可能的旁观者,在冷静的叙述中,既具有在场者细微而精准的细节渗透,又适当地拉开了距离,形成了一种‘软弱的但又是思想的’、饱含同情而又略带自责的叙述声音,沉郁动人.‘思想,是那弱的：思想者,是那更弱的’,多多的这句诗恰当地描绘了李浩声调的独特性,一个充当人性曲折险恶的旁观者见证的声音.芭比,这只闯进小说中的狗,引发了人性之中种种幽微曲折而又沉暗惊心的波澜.”在这样的写作和解读中,无论是作者还是评者,都把自己“放进去”了.

继李浩的《一只叫芭比的狗》之后,2007年陆续有一批新锐作家发表了艺术上相当成熟的现代形态小说佳作,如王威廉的《非法入住》、七格的《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idson同名著作》、艾伟的《小偷》、张静的《珍珠》等,这或许有凑巧之处,但却令人格外欣喜.因为,中国当代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形式变革以来,超越现实主义、向现代形态小说发展一直是“纯文学”的进军方向.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当代创作面临的最尴尬处境在于,大多数作家对现代主义的精神没有吃透,写实的功夫又没过关.结果是,理念和现实“两层皮”.不但虚矫,而且虚弱.不仅难懂,也确实难看.这些年来,“先锋”的大旗下就是因为汇集了太多“伪先锋”的作品,才越来越失去动力.

在为2007年小说年选本写导言时(这一次我们再不愿为“避嫌”痛失佳作了,将《一只叫芭比的狗》选入),我着重强调了这组现代形态小说佳作群体出现的意义,称它们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中国当代创作20余年后,终于在本土结出的褪尽青涩的果实”,是当年文学创作整体困顿的格局下开出的寂寞而顽强的花朵.并且,特别对李浩等作家多年的坚持致敬：“写作这些作品的作家虽已不算年轻但都尚属‘文学新人’之列,多年来他们偏居一隅,埋头苦干,不但抗拒着‘常规写作’的诱惑和挤压,甚至在‘纯文学’的理念被逐步掏空为一种‘不及物’的代名词时,仍固守着其纯粹性：技艺的完美和精神的先锋.为其如此,才能在文学整体下滑的大势下,在局部创新处获得沉稳的推进.”

进入2008年以后,李浩又沉迷于一种新的写法.我姑且称之为翻译体的小说.目前发表的有《等待莫根斯坦恩的遗产》(《人民文学》第2期)和《告密者札记》(《大家》第4期).这是两个非常有趣的文本,不但主题是西方的(比如“等待戈多”),故事发生的背景是西方的(两篇小说的背景都选在德国),甚至人名、地名、鸟兽名、花草名都是翻译文学中的带有明显标识性的译名,全篇洋溢着一股浓烈的翻译味儿.在跨文化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常见的是中国作家把西方命题本土化(如前面谈到的《一只叫芭比的狗》),或者西方作家把一个中国命题作西方式解读(如卡夫卡的《中国长城建造时》),但从没见过一个中国作家用汉语翻译体写作一篇“仿真式”小说.从这样挑战性写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李浩对形式实验的热情迷恋,也可以窥见他对西方文学的深情眷恋.作为一个“先锋的后裔”,李浩是喝“狼奶”长大的.其实,李浩的英文并不好(估计没过四级),他为此好像也挺自卑.但据我所知,李浩的西方文学素养,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超过我们大多数中文学系科班出身的人,大概是他把我们背单词的时间都用来读翻译小说了.考虑到老一代翻译家翻译水准之高、翻译文学在白话文学建立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中国学生英文学习的不得法,李浩的路倒是歪打正着.

不过,对于这种“翻译体”写作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是抱怀疑态度的.这两篇小说最引人注目之处是“看不见李浩”(除了作者署名),但最大的问题也是“李浩在哪里”每一个文学文本和它的对应语境之间都有着血肉联系,抽出文本符号,又不将之移植进新的语境,注入新的文化要素,岂不成了用标本搭积木的游戏图纸是既有的,材料又是有限的(虽然翻译文本众多,而李浩的消化能力极强),写作还有多大的翻新空间呢李浩确实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令人无比兴奋,但如果前面没有一条路,而是一堵墙,这样的实验是否就只有观赏的意义,甚至试错的意义

我知道这么说李浩又会不以为然,或许还会很伤心.虽然他总是说写着玩玩的,但朋友们都知道这两个中篇几乎耗费了他一年的功夫,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李浩是中了文学的“毒”的人,除了和自己较劲,没有别的解毒方式.他也承认这两个小说还不成功,但总是固执地说：“这个活儿我还会干下去.”看着他那悲壮的样子,我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

五年来,每当评刊工作进行得很苦很烦的时候,我们常常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当代文坛的垃圾和泡沫如此之多,还值得如此勤苦地过滤打捞吗传统的文学样式还能存活多久是否将随着视觉和网络时代的全面降临而进入博物馆这种时候,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像李浩这样中了文学的“毒”的人,他们是一些孤独的行者,一些思想的人.弱的人,甚至失败的人,却又都是坚硬的人.或许,他们的一意孤行可以护守文学的灵魂不死.在相当程度上,他们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源泉――既然还有人认真地写着,就应该有人认真地读着；而既然还有人认真地读着,估计他们也会继续认真地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