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栏目和一位编辑

从《甘肃文艺》到《飞天》,60年即将过去了,这本立足甘肃、面向全国的纯文学刊物,以其独特的魅力,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学读者,也培养和扶持了一批又一批文学作者,在甘肃这片大地上,说她是文学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似不为过.记得在我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刚复刊的《甘肃文艺》,父亲告诉我,有一部电影,就是根据这本杂志发表过的一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叫做《昆仑山上一棵草》,霎时间,这本杂志在我眼里神奇而光彩夺目,我成了她的忠实读者.后来,我在大学里终于看到了刚刚开禁复映的《昆仑山上一棵草》,影像之后,总有《甘肃文艺》的影子晃动,那感觉,有些特别.恰是在我读大学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勃勃复兴,《甘肃文艺》更名为《飞天》,成为校园文学社团十分欢迎的刊物.而《飞天》的编者们放眼全国,器局不凡,不但面向全国组稿,而且在全国文学刊物里率先开设了“大学生诗苑”栏目,受到大学生的热情追捧.

“大学生诗苑”的创办,有着良好的社会背景和基础.当时,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短篇小说逐渐降温,青春勃发的新诗,正在成为文学青年的时尚追求,大学生的倾情创作成为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以兰州地区的文学活动为例,影响广泛的青年诗歌学会,就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飞天》在这样的形势下创办“大学生诗苑”,无疑避开了地缘边远之弊,占尽了天时、人和之利.很快,这个栏目就在全国声名远播.最初几辑,栏目还以甘肃及西北地区高校学生的作品为主,后来便是五湖四海汇聚.名牌大学的诗作者,许多也是从这里起步,走向全国,驰名诗坛的.

由于“大学生诗苑”,《飞天》在我们的校园,成为大家争相传阅的热门杂志,每期一到,大家都想尽快知道谁的作品又上了“大学生诗苑”,这些同学的诗作,又出自校园的油印诗刊《我们》的哪一期上.而“大学生诗苑”的编辑,我们已经熟知了大名:张书绅.在我们的心目中,张书绅先生的形象,就和名字一样,是儒雅名士型的文人,令人崇敬.那时候,《飞天》的不少编辑都曾来过学校,或参加文学社团的活动,或开讲座,总是不见张书绅先生的身影,又让我们多了几分神秘.

我的同班同学董培勤,是校园里十分活跃的诗人之一,他发表在《飞天》上的组诗《唱给巴丹吉林的恋歌》,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诗选本《红叶集》,他十分高兴,从书店写了好几本送人.这一天,他特意告诉我,要去《飞天》文学月刊社,给张书绅先生送书,还要带我一起去,让我顺便为他在东方红广场拍几张照片,手持《红叶集》,以志纪念.

实话说,见到张书绅先生,我多少有些意外.那些日子,我也见过不少的作家诗人编辑了,虽然形貌各异,个性有别,都还是有些所谓文化人的气质.眼前这位在大学生中鼎鼎有名的编辑,却是朴素得有些寒伧,普通得无以描述,说话是地方口音,抽烟挺凶的,与我们寒暄,是平易随和的家常话.我的感觉,从外貌到言谈,与我插队时的乡村干部没有什么两样.说白了,土里土气的,与我所见的文化人很不相像.想到就是这么一位土里土气的人在操持着时尚、新锐、前卫、先锋的“大学生诗苑”,我等时代骄子投寄的热情洋溢的诗篇,须得经过他的检视选择,我还是有些愕然和茫然.好在董培勤与他熟稔,相互递烟、对火,自然从容地聊了起来.董培勤的《唱给巴丹吉林的恋歌》,正是张书绅先生编发的,他很熟悉,他翻阅《红叶集》,对这组诗居然和一流大诗人艾青等人的作品收在同一本书里,非常满意.他们谈起几位著名的校园诗人的新作,张书绅先生好像没有高谈阔论的兴致,间或一句“写得不错”,“有些空了”,“太实了”,就无话再说了.正在这时,我们的另一位同学王钧钊(笔名黄祈)来了,递给张书绅先生一叠诗稿.张书绅先生浏览一遍,又递给董培勤和我传看,也没有直接的评价,只是说先放下,他回头仔细看看.我这时候才注意到,狭窄的办公室,四张办公桌,两两倚墙摆放,编辑们是面壁而坐的,此时办公室只有张书绅先生一人,我们就坐在其他编辑的椅子上.这么局促的办公环境,当然不是我们可以久坐的地方,董培勤吸完一支烟,便招呼我们向张书绅先生告别,走了出来.

回学校的路上,董培勤、王钧钊仍然很兴奋,说起张书绅先生的认真、负责、眼光独到,充满敬佩.据说,张书绅先生批阅有修改基础的诗稿,非常细致,很让诗作者受益、感动.我记得我当时心情挺复杂的,当时我的书包里揣着相机,却没有勇气提出拍个合影,有些懊丧,再就是我投稿多次,却没有见到张书绅先生的批阅意见,可见我写的东西连个修改基础都没有,心里不免有些悻悻然.

这是我唯一一次见过张书绅先生,以后我虽然时常读“大学生诗苑”,这习惯甚至保持到参加工作以后,我却再也没有见过这位编辑老师.不过,这一次的拜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做编辑两三年以后,毅然鼓动同办公室的同事将办公桌倚墙而立,多少是受了那一次张书绅先生办公室的影响,而且工作效率明显提高了一些.而当我每天拆阅大量来稿,手忙眼花脑袋发木,我才觉出,能说出“不错”“空了”“太实了”几句话,须得兢兢业业,保持头脑始终的清醒,再若能写出些比较得体的意见,不用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进了出版行业,所见如张书绅先生一样老农般朴素的前辈多了,我对他们学养丰富却敏于行讷于言的行事方式崇敬有加,更不敢以貌取人了.后来,在甘肃省纪念共和国成立30周年的文学选本里,我读到张书绅先生的一篇演唱材料,大约创作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俗质朴,适合农民理解,我恍然明白,好的编辑,正是在不断积累、不断学习、不断适应时代、不断超越自己的.由此,才有了张书绅先生,才有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大学生诗苑”.在《飞天》的发展历史上,“大学生诗苑”是值得重彩描述的一笔.

从《甘肃文艺》到《飞天》,张书绅先生这样的编辑,只是众多资深编辑当中的一员,“大学生诗苑”,也只是许多精彩栏目当中的一个.之所以让我铭记不忘,是我明白,一份好的刊物,支撑它的主干,还是一支有水准、有学养、有眼光、有奉献精神的编辑队伍,主干高标粗壮,自然枝繁叶茂,百鸟朝会,八方来仪.张书绅先生和“大学生诗苑”,就是一个缩影吧.我相信,《飞天》走过60年以后,新一代的编辑,薪火相传,拜新时代所赐,一定会创造出更丰富更灿烂的文学成果.

责任编辑 子 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