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与文学会简

摘 要：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是继西学翻译后的又一次,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各种文学团体也纷纷成立.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为当时两个重要团体,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本文将简述两个社团关于翻译的论争,以探究其对于翻译发展的意义.

关 键 词 ：创造社、文学研究会、论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7-0000-01

五四时期是中国翻译理论取得较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文学大家,这些大家也往往是翻译名家,为推进翻译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时期无论是社团和流派还是关于翻译的论争较之以往都大大增加了.本文简述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个社团关于翻译的论争,探究其对于翻译发展的意义.

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长期的帝制.新文化运动又在思想领域沉重地打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思想文化,为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则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面,在世界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包括翻译领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个时期白话文取代了文言文,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的发展.五四时期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发端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在思想上有明确的目的,即为当时的政治和新文学怎么写作,从翻译队伍上来看文学社团不断涌现,想成各自的风格和特色.在蜂起的纯文学社团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是它们的两个中心,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艺术倾向.

2.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简介

创造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成立的文学社团,是中国现代文学团体.1921年6月由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成立.“创造社成员的译介活动,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译作方面,主要是译介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译风上,具有一种和创造性.创造社译介活动中的这一特点也可以说是创造社所标示的‘创造精神’在译介活动上的反映.”（方梦之,2004：365）

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初期的著名学术团体,1921年成立由周作人、朱希祖、蒋万里、郭绍虞、许地山、耿继之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王统熙等发起,倡导“为人生”的艺术.（温儒敏,2007：：15）其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均倾向于现实主义.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在发展过程中均吸收了大批优秀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为翻译和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早期将翻译和创作比作“媒婆”和“处女”曾备受争议,然而其后期主张“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以及强调的“译者主观感情的投入”、译诗应讲求“风韵译”（即兼顾诗歌的字面、意义、风韵）这对于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郁达夫提出的“学、思、得” 三条翻译标准是对翻译生者的要求,可以视作是对严复三字理论的一个补充.矛盾提倡现实主义文学,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样重要,对于翻译本身的艺术要求,认为翻译不可失却“神气句调”,强调“神韵”这一重要观点.郑振铎则首次向国内翻译工作者介绍了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一书,及其的三原则.他不仅介绍了泰特勒的翻译理论,而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3.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论争

从两个社团代表译家和译学观点不难看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如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都是早期留学海外,受到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而文学研究会的成员郑振铎、沈雁冰、许地山等较早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提倡现实主义,注重文学的社会功用,重视重译和对弱小民族文学的翻译.这些差异促成了两个社团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这次论争.

3.1.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翻译论争的经过

“翻译的文学价值、功用问题,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特别是文学翻译对作家创作所起的作用问题,是中国翻译文学的理论探讨的重要论题之一.”（王向远,2006：143）

针对文学与创作的关系,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论争.论争缘起于1921年1月上旬,郭沫若给《时事新报》主编李石岑的一封信,郭沫若在信中谈到“翻译事业与我国青黄不接的现代颇有急切之必要,虽身居海外,亦略能审识.不过只能作为一种附属的事业,总不宜时期凌越创造,研究之上,而狂振其暴威”.论及翻译的价值郭沫若写到“翻译底价值,就专就文艺方面而言,只不过报告读者说：‘世界底花园中已经有了这朵花,或又开了一朵花,受用罢!’等所以翻译事业只在能满足人占有冲动,或诱发人创造冲动为能事,其自身别无若何积极的价值,而我国内对于翻译事业未免太看重了” 在信的末尾,郭沫若指出“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黄淳浩,1992：187-188）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郭老首先是肯定了翻译在特定时期的价值,但继而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翻译的作用远低于写作,翻译附属与写作,翻译和创作分别比作“媒婆”和“处女”,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化,显然是不正确的,因而引发了文学研究会成员的批评.

1921年6月10日,郑振铎在《文学旬刊》上发表《处女与媒婆》一文,质疑郭沫若‘翻译是媒婆’的说法,认为他‘未免有些观察错误了’.随后矛盾也与1921年12月10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译文,认为郭沫若将翻译比作盆花不妥,认为翻译和创作一样重要.（参见咸立强,2008：50-52）郑振铎在1923年7月2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翻译与创作》中,更把翻译比作是“奶娘”.

3.2.对于论争的反思

双方的争论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翻译理论的发展,但是论争的双方无法心平气和地探讨、抒发各自的见解,而是以各自的刊物为阵地,采取笔伐的态势,相互攻击,后期更是为论争而论争,这与论争的初衷探讨翻译问题相背离.如果两大社团可以心平气和地探讨当时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这样对于文学翻译理论建设的作用也会更大一些.

在今天看来,翻译和创作是同等重要,各自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当然,郭沫若后期的文学思想和翻译思想都发生重大的转变,并提出“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陈福康,2000：263）这充分肯定了翻译的价值和意义,修正了自己先前的看法.

4.结语

五四新文学作为西学翻译之后的又一次,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第一次翻译.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大批优秀的文学家、翻译家,各类文学社团的兴起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和翻译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大量的文学翻译和文学译作对于这一时期文化启蒙和唤醒国民的救亡意识也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