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观念转换与水运宪的小

摘 要：对比水运宪新世纪创作的长篇小说《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和其80年代创作的系列改革小说,对于把脉新时期主旋律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流变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在新时期文化和创作语境的流变中,现实主义创作在文学价值观念上的转换是深刻而明显的.关 键 词 ：水运宪；《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祸起萧墙》；《雷暴》；文学价值观念

从《祸起萧墙》、《雷暴》等改革小说到《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这样的世情人情小说,水运宪以上世纪80年代当红作家身份,又在新世纪的阳光下重新出发了.水运宪和他的创作转变无疑已经成为新时期的文学现象,是我们解读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作家和主旋律作品变化轨迹的一扇窗口.在读完水运宪的新作《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之后,我感到,“祸起萧墙”式的主旋律叙事已被扬弃,重新出发的水运宪已经找到了新的视点.

单独论及水运宪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祸起萧墙》等改革小说,我们通常给水运宪以当红作家的称谓,从“当红”的称号可以看出人们对于一个作家态度的今昔微妙变化.尽管当时的轰动和如今的落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几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家的宿命,但无疑是悲剧性的.这类创作中的种种局限是明显的.如过于单纯的主旋律叙事,紧扣政策构思文本主题的方法,人物塑造的概念化倾向,认识论偏向对审美因素的遮蔽,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等等.而如果单以他的新作《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为对象时,我们又会发现水运宪和当下一些创作的距离,如缺乏表现手法的先锋性,人物形象的单薄和类型化倾向,摇摆于主旋律叙事和大众文化叙事之间的无定性等等.认识到水运宪创作的这些局限或者问题是必要的,但如果仅仅如此则会遮蔽我们认识的视野.因此,只有从新时期文学史的现状出发,充分注意到新时期30年来创作语境的变化来理解水运宪的创作,才能有一个比较宏阔的视野.

应该说,水运宪是在新时期文学观念反拨和文学格局重建的艰难境遇中脱颖而出的.在蒋子龙举起改革文学的大纛后,水运宪等人的创作在“范式”的意义上将其定型.继乔光朴之后,他塑造了傅连山这一悲剧性的改革者形象.这种范式的意义也是基于文学创作历程而言的.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小说创作主要处于复苏和反拨阶段.对僵化的极“左”观念进行全面清算和呼唤文学回归现实主义文学格局,是这一时期文学界面临的两大任务,这促使了将文学导向新的审美理性层次和思维模式的可能,使小说有可能成为抒写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符号.对“”文学的清算和否定,就是对其文学价值观念的否定和纠偏,而透过这类创作模式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代作家的精神取向和文学价值选择.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清算了“”文学,但其向后转的历史视点阻止了它进一步描写和表达现实的可能性.这时,以关注现实和人生变化为主题的改革文学应运而生.张韧评价《祸起萧墙》：“人们还没有在哪一篇作品里看到,象它那样地捅开了工业领域改革与反改革的尖锐矛盾,那样深刻地表现了集中领导与地方主义、条条与块块的惊心动魄的冲突,那样生动地塑造了傅连山这个誓志改革、勇于行动的新人形象.”①改革文学的最充分的意义,在于它标示了一代作家在变革的社会现实里对社会功利目的的深刻化,它在个人、国家、社会、历史、人生、思想、道德、情感等方面重新确立了个人与现实的张力关系.随着改革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剖析和其塑造的一个个顶天立地的改革者形象,我们重新思考了国家、民族、社会现实的性质和未来,重新思考了个人的责任、使命,纵观新时期30年,改革文学是一条没有断流的文学思潮,即使到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学已经逐渐从中心趋向边缘后,仍然如此.

在评价水运宪时,我们一定要紧扣他所处的文学语境,具体分析文学面临的最突出的任务和最紧迫的现实,水运宪的创作无论是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还是在话语表达、文体形式方面都与此密切相连.在本质上,对“”文学的清算和否定是新时期文学价值观念转换的前提,“改革”文学是表达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喉舌,水运宪小说的“范式”意义首先是体现了文学价值观念转换的要义.改革文学承续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完成了文学价值观念转换的重任.水运宪的小说重新确立了文学参与现实文化建设的方式,和文学的价值立场.

但是,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新时期文学又一次面临价值观念转变的挑战和机遇,现实主义创作历经了双重边缘化的命运.从文化语境来说,社会转型引发了人的价值观念危机,文学被社会边缘化.从文学创作实践来说,现代后现代主义创作转向和多种先锋文学话语探索,又将现实主义创作推到边缘.这种危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作家文学价值观念的危机.它导致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多向分化：“失语”,“沉沦”,或者转型.水运宪属于后者.我之所以推崇水运宪的小说,原因恰恰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完成了文学价值观念转换的成功,他重新确立了文学理解世界的价值尺度,实现了自身的转变.《祸起萧墙》等80年代的改革小说与《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正是这样一些可以在比较中见出差别的小说.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清晰地描绘和把握水运宪创作精神变化的历程和轨迹.上世纪80年代水运宪的创作常常直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社会主题.《祸起萧墙》、《裂变》、《撞击》写的是电力工业体制的改革,《雷暴》写的是蔬菜生产行业的改革,等等.我们以把水运宪带到荣誉巅峰的中篇小说《祸起萧墙》为例,其矛盾的核心是国家对电力行业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改革,与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阻挠改革引发的冲突.在小说中,傅连山代表赞成改革的一方,地方政府的几位领导则是改革的反对者.傅连山的悲剧正是改革者在那个年代的普遍命运,这充分说明了改革局面的复杂性、尖锐性.胡宗健说：“这是一部极富典型意义的写四化,写阻力的作品.阻力是什么?乃是那些目光短浅的地方主义势力和形形色色的传统守旧势力.”于今天来看,这篇小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模式,它表达了作家“解释世界”的某种冲动和愿望.“水运宪以敏锐的洞察力,捉住了政治的、经济的某种东西,开掘了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它们带有更多的政治属性.”②水运宪自称选择电力工业体制改革作为小说的矛盾焦点纯粹是偶然机遇的启发,在产生了创作冲动以后,“为了找到那种能展示我的人物、我的主题的独特环境,我苦苦寻求了半年多,最后还是摇头兴叹,索然搁笔.”③作家始终保持着对必然的追问和坚持.那不吐不快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主题,而且是重大主题,是经济体制改革在实施进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和问题.

从文学价值观念来说,现实主义文学的宏大叙事主要追求文学的社会价值功能,即文学“真实反映”社会生活,塑造典型人物,对现实发言,参与社会秩序的解释和现实话语的重建工作,直至回应时代政治的需要.陈晓明说：“经典‘现实主义’这种话语给予个人的讲述以最大增殖的可能,个人的讲述浸没于历史的宏伟叙事之中,因此也就是对‘现实’重新规定,也就是作为历史的代言人,讲述‘民族国家’的宏伟故事.作为话语讲述的主体,个人因此也就具有了崇高的精神性存在.”④水运宪说他写《祸起萧墙》时,首先考虑的是小说的“整体立意”,即“把我国四化建设搞上去的最大阻力,莫过于与大工业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的小生产管理体制”.为了揭示这个问题,引起大家的认同,达到消除问题的目的,“我力图在自己功力所及的范围内,像剥笋子一样把这些事实一层层地剥给读者看.改革者的命运,就是笋子最里面的笋心”⑤.小说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最让作家欣慰的是,它实现了文艺工作者“对党、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感”,因此,才具有了好的社会效果⑥.

改革文学的这种写法当然不为水运宪一个人所独有,他只是在一种传统现实主义的价值观念中写作.在《祸起萧墙》等的写作中水运宪的叙述和表达都是谙熟的,这表明了这样一种写作观念对水运宪有着很深的影响,而水运宪和其他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又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这种文学观念的建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以鲜明的“价值定性”来规范“人物叙事”的写法,在这里已经初现端倪.

水运宪自己结束了《祸起萧墙》这样的政治话语模式的写作,他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不仅面临着新的社会现实,而且需要重新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改革开放30年来,不仅社会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从深层次来说,人们的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多样化.正是由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作家们才得以在社会转型时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文化立场与价值取向.现代主义文学的小叙事、通俗文学的大众叙事等等,都是作家表达自己文化姿态的不同方式,并由此反映出作家价值观念的选择差异.在90年代轰轰烈烈的经济浪潮中,水运宪淡出文坛,全身投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那个时候,他没有发言,这是水运宪文学创作的沉潜期,也是他的价值观念转换的积累期.当这一段喧嚣过后,回归文坛的水运宪自觉选择了变化.

因此,水运宪写什么,又怎样写,这在《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最能体现其转变后的风格或者特色.水运宪说,他一生要写十部自己想写的作品.《祸起萧墙》是第一部,《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是第二部.而后者已经“不再是大家所熟悉的主旋律作品的写法,而是在讲述人的命运,讲述对亲情和生命价值的再思考”,“我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一直追求一种平民化”⑦.虽然水运宪仍然坚持认为“主旋律作品一样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我认为,《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旋律作品了.归纳起来看,水运宪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个体生命叙事,人性关怀与主旋律基调和内容的巧妙融合,追求文学的精神价值功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水运宪为代表的新时期现实主义创作转向在价值观念上的体现不外乎这三者.

也许就在这“讲述人的命运”的过程中,水运宪改变了以往小说中以意识形态冲突构建小说故事情节模式的方法,创作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人物塑造中的类型化倾向,并在这一过程中,突出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生命自由选择的肯定,对生命之花绽放的期待.因此,水运宪小说的新的意蕴是将个体生命置于人的层面上,从中探寻对各种生命价值取向的思考,探讨各种价值实现的路径.当他在关注人的命运、人的存在时,还传递了新的文学价值观念.

小说《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最精彩的是对四个女儿的塑造,乔媛的忍辱负重、坚毅担当,乔焰的热情大方、追求自我,乔蓉的外表柔弱、内心坚强,乔莉的新潮激进,自由散漫,都各有鲜明的性格.小说讲述了她们不同的人生道路选择,迥异的生命价值追求.小说情节、故事叙述、矛盾冲突等叙事因素都建立在人物性格刻画的基础上,符合人物心理发展的内在逻辑.作家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态度其实也就是他对生命价值观念多样性的思考.我愿意在这样的层面上把水运宪的转变看做是文学价值观念的新的表达.从大处来说,小说《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的主题是人：人的选择,人的自我,人的价值定位；人的迷惘,人的觉醒,人的成长过程；人的痛苦,人的欢乐,人的思考状态等等.这样着力于人的刻画,是水运宪以前创作中不多见的.《祸起萧墙》和《雷暴》这些水运宪80年代的得意之作,它们揭露问题的尖锐远远超过小说刻画人物的深刻.《雷暴》中的丁壮壮、胡勇生,本身不过是一个象征着改革的符号.《祸起萧墙》中傅连山的形象,更多地树立在与守旧派对立的意义上,他犹如他们脚下挡路的一块小石子,“如果你在走路的时候,无意中被一块小石子硌痛了脚,你就抬起脚来将那块小石子踢到路边水沟中去.这―系列连贯反应,难道还不容易吗难道还用得着更多地考虑吗”⑧.总的来说,这些人物都显得比较扁平,缺乏一种自我内在的完整性.在《乔省长和他的女儿们》中,以乔良的妻子肖自珍的去世为分界,之前这些女儿都是生活自在但缺乏自我的,她们在生活上享受母亲的呵护,在事业上也不自觉地受到父亲的荫庇和影响,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比如,乔媛,从她自己来说,她在组织部门工作,离父亲的权力很近,因此,她是最不可能有自我的.不管是爱情婚姻还是职位升迁,她都不得不考虑到对父亲的影响而无法自决.而在父母看来,她又是最令他们担心的.但在命运转折之后,这些外在的条件或者局限都没有了,父亲失去了官位,自己失去了母亲,生活中婚姻破裂,事业上失去了职位,命运将乔媛发配到一个几乎没有任何起点的岗位.这样的境遇唤起了她内心强烈的自尊,她硬是从零起步,努力拼搏,最后成为一个建筑界的企业家,生活中的女强人,在法律边缘行走的人.

水运宪说,小说讲述他“自己对社会的认识和感悟”.在《祸起萧墙》等小说中,不论是作为主题还是对象,社会是他浓墨重彩关注的焦点,今天,他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则是对人灵魂的解读,是探寻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管是正面的乔家姐妹还是反面的乔家女婿如汤中仁、于向东等,都是如此.在水运宪看来,具有自我意识和行为能力的人是最为理想状态的人,因此,他不惜以牺牲乔良这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官员来成就其四个女儿的成长,“是的,这一次的安全事故,确实有可能意味着他仕途生涯的结束,对他个人而言,不亚于灭顶之灾,但对他的女儿们而言,又何尝不是新的机会.他用乔良的仕途,换取四个女儿的新生,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尤其是在凄凉的大年夜,当乔良罢官、乔媛婚变、肖自珍生命垂危等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的多重打击下,作家仍坚毅地固守这一点：

乔良放下了纸杯,沉痛地说：“等人在一生中,什么样的困境都有可能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有可能突如其来.等在这种时候靠什么呢?只能靠一种坚定的信念.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也许你不能改变环境,但是你千万不能被环境所改变,千万不能丢掉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人在顺境中要自觉地涵养情操,在逆境中,更得刻意去磨练自己的意志.如果你们学会了这一点,那就是我和妈妈留给你们最宝贵的财富.”

人生确实要面临很多的困境,承受很大的压力,甚至牺牲,这就是人生的悲剧,而悲剧经历则是人生创造的前提、人的自我觉醒的先决条件,进取或沉沦取决于生命的取舍,在叙述这一冲突时,水运宪的小说深刻展示了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念选择的必然性：沉沦/突围成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基本矛盾.乔家姐妹的生命过程揭示了沉沦/突围这一主题的全部的复杂性、深刻性与尖锐性,社会、利益等对人性自觉、自我人格的围困与拷问始终和个体生命的自觉、人的成长过程相伴随.

在水运宪塑造的众多人物中,他最注重的是那些成长中的复杂个体,而不是类型分明的正面或者反面人物.这和以前的水运宪恰成对比,但这是可喜的对比.寻求人的精神深度而不是从人的表象和形象出发,这是主旋律创作在当下的一种微妙之处,也是现实主义创作在文学价值观念上的再次出发.

在文学价值观念的转换中,水运宪拓展了现实主义小说的表现深度,延伸了主旋律创作的题材和对象.但是,这种观念转向或者转型作家究竟有多少自觉创作的成分?水运宪的下一部作品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才能走得更远?

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张韧：《中篇小说一瞥》,《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2》,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32-233 页.

②谭谈主编《湖湘文艺人物》,《文学人物》,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231页.

③⑥水运宪：《〈祸起萧墙〉的前前后后》,《我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64页,第73页.

④陈晓明：《表意的焦虑》,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⑤水运宪：《我写〈祸起萧墙〉的得与失》,《新时期作家谈创作》,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9 页.

⑦奉荣梅：《水运宪：主旋律作品一样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长沙晚报》2009年3月27日.

⑧水运宪著：《祸起萧墙》,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

（作者单位：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