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现代转型中的“苏联”因素

点赞:18537 浏览:82080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学界对苏联文论及其与中国文论关系的反思,大多分析了苏联文论对中国文论的消极影响.其实,作为一种国外文论,苏联文论具有与中国传统文论不同的“异质性”,如科学理性和审美人学因素.这些异质性传入中国之后,与中国文论相互激荡,促进和强化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关 键 词 :苏联文论;中国文论;现代转型

近年来,学界对苏联文论及其与中国文论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大多数文章都看到了不利的负面因素,分析了苏联模式的文论对中国文论包括中国文论教材的消极影响.然而,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来看,苏联文论的输入,对中国文论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巨大的.中国文论进入20世纪之后,发生了从古代文论向现代文论进化的“现代转型”.中国文论之所以会发生现代转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国外文论的输入.苏联文论从文化根源上来说,属于与中国文论异质的西方文论.因此,中国接受苏联文论时,也接受了其中许多与中国传统文论不同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因素隐形地改造着中国文论,促进和强化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那么,苏联文论中具有哪些与中国文论不同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又是如何促进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的,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苏联文论输入中的“科学理性”因素

所谓异质性,是指中西文论“从根本质地上相异的东西”.曹顺庆认为:“就中国与西方文论而言,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文明,在基本文化机制、知识体系和文论话语上是从根本上就相异的(而西方各国文论则是同根的文明).”①这种异质文论话语,在互相遭遇时,会产生相互激荡的态势,并相互对话,形成互识、互证、互补的多元视角下的杂语共生状态,进一步催生新的文论话语.我国古代的文论,由于其直觉思维和整体把握的方式及长于辩证逻辑,使得它用许多成对的美学范畴诸如情与理、形与神、虚与实等来对文学艺术的特征、构成、布局予以把握和描述,而这些范畴大多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具有相当大的弹性和张力;还有许多概念、术语如气、神韵、风骨、情采、性灵等同样显示出灵活性、多义性、多功能性、整体性的特点.这是因为统于一尊的经学思维方式遏制了思维的个性化,神秘的直觉代替了思维的理性化,笼统的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性.

但是,中国20世纪文论“打破了传统整体直觉思维的格局,引入了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等使文论出现了重事实、重演绎,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实证的特征;在概念范畴上则力求遣词造句的严密准确,使之具有稳定性、精确性和解析性.西方包含着大量新术语、新句法、逻辑性强的语言系统开始引进,并在中国来自现实生活、出于人们口头的白话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对于纠正古代汉语言文分家,许多概念范畴含混不精确,系统推理缺乏明确的规范程序的弊病有重大作用.”②王国维的文论包括《人间词话》就具有中国传统文论的典型特征,对中西文论的区别,他也曾做过精当的论述.例如,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就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践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事实上抽象分类、分析综合的科学方法,对学术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为了推进我国的学术研究,他指出:“今日所最急者在授世界最进步学问之大略,使知研究之方法.”③因此,自20世纪初以来,西方文论中与中国传统文论质地相异的因素逐渐进入中国文论,这种异质因素就是中国传统文论所缺少的科学理性.

苏联文论从文化根源上来说,属于与中国文论异质的西方文论.因此,中国接受苏联文论时,也接受了其中许多与中国传统文论质地相异的科学理性等因素.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冯雪峰主编,上海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出版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中,就有许多是苏联文学论著.例如:

1. 普列汉诺夫:《艺术论》,鲁迅译,光华书局,1930年.

2. 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

3. 波格丹诺夫:《新艺术论》,苏汶译,水沫书店,1929年.

4. 卢那察尔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冯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

5. 卢那察尔斯基:《文艺与批评》,鲁迅译,水沫书店,1929年.

6. 弗里契:《艺术社会学》,天行(刘呐鸥)译,水沫书店,1930年.

7. 沃罗夫斯基:《社会的作家论》,画室(冯雪峰)译,光华书局,1930年.

8. 藏原惟人、外村史郎辑译:《文艺政策》,鲁迅译,水沫书店,1930年.

自从现代文学观念被引入中国之后,建立一种科学的文论,或者说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就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一种追求.如果说“五四”及其以前对科学的信仰多指向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相应地,对文学的科学认识也主要是将科学研究的观察、归纳、演绎原则应用到文学研究上,甚至以文学为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手段.但是,到了苏联文论大规模进入中国后,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文学、艺术的尝试渐渐多了起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强有力的社会科学思潮也推动着从社会、经济根源去解释意识形态的倾向.“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已开始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应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这些新的思想和方法很快在东方首先是在日本引发新一轮文学认识上的变革,并涌现了一批早期成果.”④而这些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性精神的文学论著,后来都转道日本或直接被介绍进入中国.例如,《文学原理》是苏联文艺理论家季莫菲耶夫的论著,1934年出版,1948年再版,1953年被译成中文.全书分为三大部分,近30万字.作者希望在此书中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研究文学现象和问题,找出文学的一般原则或规律,以此建立文学研究的科学基础.《文学原理》被译成中文时,译者在序言中就说:“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的大学和中学的文学课堂上,以及广大的爱好文学的读者群中,都感到一个迫切的需要:要掌握新的文学理论,要获得马列主义的文学科学的知识等作者想从文学的复杂现象中,抽出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的规律,使文学的研究,可以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的精确化.”⑤由此可见,苏联文论把对文学的研究当做一种“文学科学”,与中国传统文论把文论看做艺术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苏联文论输入中的“审美人学”因素

中国古代文论主要是处于工具论思想笼罩之下,忽视作为个体的人的思想.中国古代由于处在封建专制社会,“人”的自觉意识受到束缚,虽然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很多,但文学的自觉性却不强,大多把文学视为儒家之“道”的附庸、教化的工具.19世纪虽然产生了一些变化,但与人文精神的曲折发展一样,文学的自觉性也是处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士大夫纷纷把学习西方作为救国的手段,在西学的影响下,人文精神有了新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念,因而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一股重要的思潮.”⑥因此,自20世纪初开始,我国许多文论家试图突破工具论的束缚,大胆论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王国维、胡适、周作人等都曾做过这方面的努力.但是,后来对中国20世纪文论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苏联文论.传入中国的苏联文论中,包含有丰富的“人学”思想,这些都成了后来中国文论家们在特殊环境下的独特思想资源,使中国文论中的“人学”思想得以艰难地延续,从而促进和强化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苏联文论中审美和人学思想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的革命文论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曾提出过“历史的、审美的”文论观,运用这种观点和方法广泛评论了俄国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包括民间文学、戏剧、美术以及外国文学艺术流派等各个方面.别林斯基非常强调美学批评与历史批评的结合,他在《关于批评的讲话》一文中明确指出:“不涉及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以及反之,不涉及历史的美学批评,都将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批评应该只有一个,它的多方面的看法应该渊源于同一个源泉,同一个体系,同一个对艺术的观照.”⑦19世纪中期,俄国还出现了纯美主义文论流派.这个流派以德鲁日宁等人为代表,他们推崇普希金的创作.德鲁日宁认为,普希金是一个“温和的”、“钟情的”,具有“微笑才能”,描写“光明图景”的作家,他在创作时既“没有预先提出思想”,也“没有竭力灌输某种抽象的理论”.德鲁日宁等人奠定了纯美主义批评流派从“纯艺术论”观点评论普希金作品的理论基础,得到了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支持,在俄罗斯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论更是非常强调审美和人学.他认为,艺术与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它们是通过人来做相似度检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无一不是以“人”作为艺术表现的基点,以“人”作为现实和理想的化身.“以完全的现实主义在人身上发现人”这是作家的一句名言,也是他评定文学作品高下的一条准则.他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的全部奥秘.”⑧ 对“人”的特别关注,对心灵的深刻挖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和文论的特点.在20世纪中国影响很大的高尔基,更是非常关注文论中的“人学”因素.1895年,高尔基在小说《读者》中就提出:“文学的目的,是帮助人了解自己本身,提高他的自信心”;“一般地说,文学的任务是使人变得高尚”.进入20世纪后,高尔基再次重申:“文学艺术的一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人身上最好的、优美的、诚实的也即高贵的东西,用色彩、词句、声音、形式表现出来等比如说,我的任务就是激起人对自己的自豪感.”⑨

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学和文论经过较长时期的低谷之后,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在文学创作领域,“解冻文学”开风气之先,打破了长时期以来的沉闷空气.在文论领域,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得到回归.1953年4月16日,女诗人奥•,弗•,别尔戈丽茨在《文学报》上发表《谈谈抒情诗》一文,指出以往一个长时期内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缺乏感染力,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人”,“没有抒情主人公”,而这恰恰是“缺乏主要的东西”.“她的文章事实上触及了文学作为人学的人道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问题”⑩.后来,老作家伊•,爱伦堡在发表小说《解冻》前,写了《谈作家的工作》一文,提出文学的功能在于帮助人们“更充分地认识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文学就应当写“活生生的人”,写日常生活事件,“揭示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的光明与黑暗的斗争”,反映世界的复杂性.这标示着文论中的人学意识在苏联的全面回归.接着,苏联文论中的审美学派又出现了.审美学派产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关于文艺的审美本质问题的大讨论.理论界一般认为,文艺审美本质的讨论始于斯托洛维奇的学位论文《论艺术审美本质的几个问题》(1955)和布罗夫的专著《艺术的审美实质》(1956).审美学派的批评家反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论,主张文艺的本质是审美.文艺的审美本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反映客观存在的审美属性,二是文艺是艺术家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作品的艺术性的高低是衡量它的审美价值的尺度.

三、“异质性”与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

中国文论从20世纪初就开始转型,但是,转型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并不能一蹴而就.正是因为有了后来苏联文论等非东方文论中“异质性”因素的强烈而持久的刺激,才导致了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逐渐萌生.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苏联文论.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每一次文论的变动,都与苏联文论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笔者曾撰文认为,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就是中国文论从“古代”型的文论,转化为“现代”型的文论,这个转型的方向就是科学化和人本化.B11

所谓文论的科学化,是指让文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实现人类对世界的规律性把握,也就是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规律层次上的统一.韦勒克在谈及批评到底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时指出:“批评家不是艺术家,批评不是艺术(近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批评的目的是理智上的认知,它并不像音乐或诗歌那样创造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批评是理性的认识,或以这样的认识为其目的.”B12金克木则说得更直接:“文艺本身不是科学.你要研究这个文学作品,研究这个艺术品,拿它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加以分析,那么这就是科学,可以叫做文艺的科学、文学的科学、艺术的科学.”B13确实,中国20世纪之前的文论不是“科学化”的文论,它是一种感悟式、印象式的文论.此前的文论家往往采用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的方式,这与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密切关系.中国哲学注重人的内心修炼,儒家追求内心世界的“乐”与“和”,道家追求描写世界的“忘”与“适”,禅宗追求自性与顿悟,讲的都是一个直觉体验的问题.因此,我国传统文论混淆了批评和艺术的界限,那些诗话、词话,甚至是论诗的诗都是典型的散文或诗歌,因此中国文论现代转型的方向之一就是从艺术转向科学.


在这个历程之中,苏联文论功不可没.如前所述,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各种“科学的文学论”丛书传入中国,使得中国文论学者也试着用社会学的方法解释文学的根本问题,开始把文学置于社会科学的框架中去理解,使得中国出现了众多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文学论.到了20世纪50年代,各种苏联文论教材传入中国,更加强化了中国文论中的科学化因素.苏联的文论教材有科学严谨的体系,对我国文论教材有示范作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论教材,在体系上几乎无一不受苏联的影响.苏联文论理论通过对文学与其他上层建筑及经济基础关系的阐述,使我们对文学有了宏观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在苏联文论教材中,文学被看成是与哲学和社会科学一样的社会意识形态,由经济基础决定,同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因特殊历史原因迟缓传入的苏联形式主义文论,其科学精细的形式分析,对我国当代文论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所谓文论的人本化,就是把人当做文学研究的核心、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对人本身的研究来探寻文学的本质及其他文学研究问题.苏联文学之所以在世界上有崇高的地位,是由于其文学的人本因素.同样,苏联文论之所以在世界文论的长河中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因为其文论中的人学和审美因素,或者说是对人的审美分析.虽然苏联文论中曾有过一些庸俗的社会学批评,但它并不能代表苏联文论的全部.曾有学者把20世纪苏联文论的潮流分为三股:一是以重视社会分析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批评潮流,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论、现实主义(写实派)、庸俗社会学、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批评形态;二是以探讨文学与人的心灵世界、文学与历史文化关系为基本目的的历史文化批评潮流,如象征主义、宗教文化批评和历史诗学等派别以及与之相关的部分批评家;三是强调艺术审美功能、重艺术形式研究的审美批评潮流,属于这一潮流的主要有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苏联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审美学派和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等.B14这些是20世纪的苏联文论,此外还有19世纪的文论,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催生了中国文论中的人本因素.

最典型的是高尔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胡风是中国20世纪中期的著名文论家,他辑译了《人与文学》(桂林文艺出版社,1943年),里面就有高尔基有关人学的文学论文或涉及人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文字.胡风认为,文学不仅要同敌人做斗争,不仅要服从于、怎么写作于社会政治斗争,还要揭示人民群众中的“精神奴役创伤”,以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由此出发,他在论及高尔基时,特别强调的是后者的文学是“人学”的思想.胡风认为,高尔基的伟大在于,他始终肯定人的价值,主张以文学改造人生,帮助人洗去“历史遗毒”,“追求‘无限地爱人们和世界的’,在至高的意义上说的‘强的’‘善良的’人”.B15钱谷融也是受高尔基人学思想影响的中国文论家.他根据高尔基的人学理论,写出了《论“文学是人学”》,该文共有3万多字,原载《文艺月报》(上海)1957年第5期.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中明确指出,他写这篇文章,“就是想为高尔基的这一意见作一些必要的阐释,并根据这一意见,来观察目前文艺界所争论的一些问题”B16.

此外,苏联的“解冻文学”等也对中国文论中的“人学”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包括5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学和文论“短暂的春天”,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文学思想解放,都不能说与之无关.

朱光潜1944年曾写过一篇文章《谈翻译》,在谈到翻译国外文论著作的重要性时,他说:“没有一个重要的作家的生平有一部详细而且精确的传记可参考,没有一部重要作品曾经被人作过系统的研究和分析,没有一部完整而有见解的文学史,除《文心雕龙》以外,没有一部有哲学观点或科学方法的理论书籍.我们以往偏在注疏评点上做工夫,不失之支离破碎,便失之陈腐浅陋.”因此,他认为中国需要放宽眼界,多吸收一点新的力量,最好是学文学的人都能精通一两种外国文.但是他又说:“为多数人设想,这一层不易办到,不得已而思其次,我们必须作大规模的系统的翻译.”B17朱光潜的话也就是说,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质地有些不同,我们需要吸收国外文论,从而来改造中国文论,从注疏评点转向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也就是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内涵之一.事实上,中国对苏联文论的接受就是如此.

注释:

①曹顺庆:《比较诗学的重要突破〈中国文论思辨思维〉序》,《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第140页.

②黄曼君:《中国20理论批评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

③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见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④程正民、程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⑤查良铮:《文学原理•,译者的话》,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⑥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87页.

⑦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3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5页.

⑧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⑨转引自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⑩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64页.

B11庄桂成:《论中国文学批评视野下的现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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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B13金克木:《艺术科学丛谈》,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9页.

B14张杰,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批评史》,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B15转引自汪介之《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B16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B17朱光潜:《谈翻译》,见《翻译研究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页.

(作者单位:江汉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几种现象研究”成果,项目编号:08CZW005)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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