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想像

点赞:22068 浏览:104759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考量既有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半叶的份量以及分析的深透程度每每超过了下半叶,而在20世纪下半叶文学(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新时期文学”、“九十年代文学”探索的频度与深度,又远远超过了学界所谓的“十七年文学”以及“文学”这两个时段.鉴于上述背景,董之林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勉力开拓与孜孜不倦,引人瞩目.继《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之后,董之林又修订续写,推出了《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一书.所以如是专注于“十七年文学”的思考,不仅因着新时期以降对这一时段研究的有意冷落,内中留有诸多亟待填空补阙的学术荒地,更缘于藉此可能折射“革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时代风潮的投影”.

已有的“十七年文学”研究往往摆脱不了泛政治话语评判,而缺乏精到细致的审美阐释与文化.激赏这是一个红色时代、涌现了大量“红色经典”的研究者,其局限并不尽然是对文学的革命色彩与政治功效的过分注重、偏爱,亦缘于其所执的“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类的观念,独尊现实主义的审美取向,以及高度政治化的批评话语.在思辨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时,所运用的社会批评方法论每每失之庸俗化.

80年代伊始,因着对上述极端政治化倾向的抵拒,“纯文学”观念应运而生.理论界呼唤“让文学回到文学自身”、“去政治化”,以赢得文学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具体到文学史领域,史家勉力救正既有革命史、政治学论述僭越乃至替代了文学史叙事的的流弊,以尊崇文学性的名义“重写文学史”.其意不仅旨在高扬文学的审美维度,拓展文学史的叙述空间,赢得创作、批评乃至思想的自由言说,更暗含冲决为极“左”政治怎么写作的体系的意识形态动因.

“纯文学”观念的运演有其特定历史语境中的积极意义.问题则在90年代以来某些理论家益趋矫枉过正,本质主义地将其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历经时移世易而不变的普适性概念,进而全面疏离公共领域、疏离政治意识形态.如果说“必须从纯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文艺问题”之类的论调其弊在于一叶障目,那么,从“纯文学”的立场审视“十七年文学”,其局限则在削足适履地迎合那个后置的“纯文学”标尺,以致将“十七年文学”视为“一片空白”的“荒原”,悬置了对其的探讨,漠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社会主义文学思潮中仍有当下面临新问题的我们可资借镜的遗产.

鉴于对上述局限的着意反拨,董之林于世纪之交写作的《追忆燃情岁月》一书,更多地立足于“文学性”的非本质化理解,以其对小说艺术类型的悉心探析,补正着既往五十年代小说研究的审美缺失,敞亮了一度因过分纠缠于政治而遮蔽了的“十七年小说”中的文学性质素与其审美意义,及至2004年出版的《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与四年后重续的《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论》,作者更将思考拓展至意识形态领域,着力开掘阐发“十七年小说”形式下的历史意味.这便透露了:驱使董之林对“十七年文学”情有独钟、十年磨剑、锲而不舍的,除却其坦言的,想藉不断探究来“摆脱自己的某种焦虑”,又何尝不是适值理想主义思潮式微之际, 她的内心深处却偏偏依然回荡着激扬文字、关怀公众时事的“热风”.《热风时节》扉页“谨以此书献给2008年6月29日上海大学‘文学之夜’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感谢他们带来历史上又一个热风时节”的献辞,以及作者言及此书所以如是命名的缘起,恰可印证上述现实动因.因着这一自觉,作者对“十七年”这一特定时段社会主义文学资源、精神资源的合理性及局限性的思辩,无疑使之兼具了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题作《热风时节》还有一层含义,即典出于鲁迅杂文集《热风》题记.面对五四运动退潮后的无情冷嘲,鲁迅称“对于周围的感受和反应,又大概是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我却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洌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称之曰《热风》.”董之林曾在写毕文稿后特撰文补充说明题旨,文中郑重其事地援引了鲁迅上述话语.尽管“十七年”的实践(包括它的文学实践)与“五四”的意义也许不能同日而语,但并不排除批评家面临“十七年”“伪文学”、“荒原”一类的冷嘲,不可借鉴鲁迅“热风(讽)”的姿态与襟怀.董之林的“十七年小说”研究正是如此取法的.套用鲁迅的句式,无情的贬损与有情的批评相去本不及一张纸.


《旧梦新知》时期,董之林曾有意无意地将其“对十七年的文学作品的肯定性阐释所依据的理论参照系”── “‘新左派’的立场”与“‘后学’的知识谱系”隐而不彰,及至写作《热风时节》时,她才毫不避讳地坦承她的价值取向.其实,她的“‘新左派’的立场”亦可读作一种新理想主义立场.而她的“‘后学’的知识谱系”也一如识者所界定的,是“广义的”,或如同她自己在“前言”中所表明的,与知识考古学等学说的“原创者一定有许多不同”.

直面当下现代化与全球化之强势话语的压抑,深陷于“社会物质和权力迅速膨胀”的包围,后现写作技巧论便适逢其时进入了董之林的接受视野,首先在“批判、修正、超越现代性”的意义上,譬解着她的现代性焦虑,并为其重述历史、批判当下种种新权力话语开启思路.董之林渐次认识到:“全球化不能只有一个标准,只有一种文学史”,“十七年小说”作为后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对于生活和现代化历史都有自己独特的边缘性体验.”等循着董之林的发问与思路,学界多有呼应与拓展.有学者称,“‘革命文学’、‘十七年文学’等激进的文学形态”,“恰恰是世界‘大文学’环境中的一个‘小文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恰恰“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恰是后现写作技巧论的启示,使董之林与其同道一起,对诸如十七年文学“一体化”的判语、对“文学性”标准、对“全球化”神话等既成观念质疑,挣脱僵化体系的束缚,“让思想冲破牢笼”.

后现写作技巧论的研究方法还有助于董之林对“十七年小说”进行历史表象之下的知识考掘,从而“发现在文学被规约、撒播与移植过程中,‘十七年’小说所覆盖的是一个极为生动而复杂的文化网络”, “发现历史各个层面和不同阶段相互纠葛或联系的纽结”.

这一文化网络若仅仅沿用原有的概念系统──诸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批判现实主义”、“反映论”、“艺术真实论”去诠释,只可能划地为牢,而我们却又不能回避上述“十七年文学”中的那些标志性概念.两难中,应是福柯等后现写作技巧论家的理论予以导引,助成董之林对既有系统模式的切割撕扯、有效解构:“系统模式在时间与空间范围依然存在,但自身却被分解得支离破碎”, 而在那些断裂的不连贯的碎片周围,作者却“重新组织起大量过去无从归属的游离物”.

董之林深知,后学虽能为其重估历史提供思路、提供理论依据,却不可能替代她对本土写作经验的具体把握与深刻解读.恰是出于这一认识,《热风时节》更其注重“深入到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中”.

作为出生于50年代初,几乎与共和国文学同龄的作者,在董之林的心目里,“十七年小说”远不止是一段历史,同时亦是自身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复杂体验与记忆.它不仅是一段革命传奇,是疾风暴雨式的成长磨难,亦是“平常日子里的生活故事”,是“浪漫清纯”的理想,是飞扬的“青春之歌”. 因此,她不能听任感情已然冰结的学者作唯理的判语,更不能容忍它被化约为一个本质化的概念:“伪文学”.在仅凭知识经验(包括西马资源、后现写作技巧论)难免隔膜、难免“灰色”的领域,她却勉力凭藉情感记忆,凭藉感觉,赋予生命之树以鲜活.

恰是身临其境,以血试血,使她的研究对“十七年小说”多有同情的理解.她认为,尽管“十七年”政治运动频仍,但“文学创作毕竟不是通讯、报道、政治报告,它更多地潜入内心”,潜入人们精神生活的层面, 又称:彼时“作家所追求的不是与生活同步,而是要把一种理想化的生活合乎情理地表现出来”,这就意味着,“文学对未来新制度、新生活必然有一个充满想像的过程”.换言之,作家将其对“十七年”这一特定时段互动论辩的现实与想像记在作品中,批评家将其对作品在某一历史时间的想像凝定下来.就此意义而言,董之林的批评,可谓是一种历史想像的想像.

是的,在董之林的著述中,“想像”一词如此频繁地运用.她似乎不经意辨析、索引、梳理小说中所描写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件之原貌,而更其正视弥散周遭的想像层面.于是,在她的审视下,“‘十七年’小说像20世纪强光下,却至今没有干涸的一滴朝露”,虽难能指称更其“质实的范畴”,却在在“反射出革命、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等一系列不容回避的时代风潮的投影” :读茹志鹃的短篇《春暖时节》,董之林对其描写大跃进年代“一个妇女走出家门投身技术革新的过程”只是点到为止,而着力凝眸女主人公静兰在那激进的潮流中的苦恼与应对,关注作者在写静兰不得不随波逐流的同时,仍毋忘如何努力为其“含蓄而内敛的情感方式寻找一条表达的渠道,一处合理存放的空间”.诚然,大跃进的风风火火早已灰飞烟灭,然而,塑造于彼时的静兰形象与姿态却在董之林的再解读中生出了现代进程中“向‘古典’回眸”的恒长意味.而在对周立波的长篇《山乡巨变》的诠释中,董之林依然无意拘泥、论辩发生于山乡的那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今是昨非,而更多地珍视周立波是如何抒发“心目中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像”,珍视其“对合理的人性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感觉”的诗性表达(这里,笔者未沿用董之林所取的“唯美”一词,窃以为“唯美”用于“十七年”语境似应斟酌).恰是小说作者那“抒情诗的幻想”,令作品“在不尽如人意、逼人就范的现实面前,高傲地展开自由的翅膀,为社会主义时代留下想像人性、感觉生活的文学经典”.当着新时期以降由政治层面上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反省与否定渐成定论,《山乡巨变》中那缕缕“从纸面的人物和生活事件中扑面而来”的亮丽、清新的历史光影,却仍不失为“老中国灰色画布上格外耀眼的一抹亮色”.

由此推论,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红豆》、《青春之歌》为表征的“青春体小说”(亦可包含其他文体的作品如话剧《年青的一代》),值得看取、剥离、提炼的应是那十七年文学中虽天真幼稚、却弥足珍贵的青春、浪漫幻想.恰是“青春万岁”这一独特而又普适的主题意象的代代承传演化,令此后我们在新时期的《北方的河》《今夜有暴风雪》诸作中,依然能听到“50年代一批青春体小说的回声”.

有别于自然科学家,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与是否具备必要的理性思辨能力同样重要的,应取决于批评家的情怀与心境.恰是董之林的非唯理的有情批评,令“十七年小说”研究,生出了何等丰富的精神性与血肉性.

检测如,我们能激赏史家对“十七年”间偏离、抵拒彼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非主流文学的看重,激赏其慧眼独具地从中发见一部潜在的知识分子精神叙事,那么,又何尝不能理解董之林不仅在非主流文学、亦在主流文学中“追忆燃情岁月”,寻索“旧梦新知”,重温“热风时节”的情衷.顾名思义,她是要从那“以极端面目出现”的激进思潮退潮后,打捞一部社会主义精神史.

就此意义而言,重述“十七年小说”史,与其说是因着怀旧,不如说是缘于对现实的反思,对历史及未来的多种可能性的想像与憧憬.

注释:

(1)(3)(6)(12)董之林:《与时弊同时灭亡的文字──对<热风时节>的一些补充说明》,《文艺争鸣》2009年第4 期.

(2)(8)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自序》,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4)鲁迅:《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2页.

(5)陈晓明:《历史“扭结”中的十七年小说──评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文艺争鸣》2005年第4期.

(7)参阅洪子诚《“一体化”论述及其他──“我的阅读史”之质疑与批评》,《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9)董之林:《60年:断代史叙述观点的迁移与转型》,《文艺争鸣》2009年第10期.

(10)(11)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第10页、第9页.

(13)(14)董之林:《热风时节──当代中国“十七年”小说史》,第182、185页,第174、175、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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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董之林:《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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