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语境的建立

摘 要：本内特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形式主义[1]成就的完全抹杀,通过对形式主义理论地基的重新清理,他得出新的结论：形式主义并非只注重形式,而是有对文本间性和历史变化的不自觉诉求,并对文本形而上学进行了反驳.以此为基点,本内特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形式主义的对话搭建起桥梁,并在此语境下审视了阿尔都塞和巴赫金的经验与教训.

关 键 词 ：托尼·本内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形式主义 对话

托尼·本内特,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后起之秀,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注重以客观的态度分析和评价“敌对”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经验.

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必要性

形式主义[1]文艺理论是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开端,却因为对历史的拒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立场针锋相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阵营的严厉批判.本内特指出形式主义固然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但是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的全盘否定也是有失偏颇的,“对他们（指形式主义）所做工作的总体评价是明显偏离中心的等犯了方法论上的谬误,对形式主义的判断仅仅建立在什克洛夫斯基早先论战文字的基础上,而这些根本不是形式主义的实际成就.”[2]（P23）偏见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长期隔阂,结果两败俱伤：形式主义被作为非社会、非历史的结构诗学遭到排斥,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因为对形式主义的刻意回避而忽略了对文学审美特性的重视.两者对峙导致的是文学研究的分裂,不同的视角、向量和维度所能发现的真理被人为地孤立起来,不同观点间失去了相互交流和借鉴的平台.为了打破这种对立,本内特开始了建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语境的理论探索.

二、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可能性

本内特构建对话的努力是从重新清理形式主义的理论地基开始的,通过对陌生化理论的深层历史逻辑分析,本内特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形式主义并不像它们的名字显示的那样形式化,而是对历史有着不自觉的诉求,其理论地基中蕴含着对历史变化因素和文本间关系因素的考量,并对机械的文本形而上学进行了坚决地反对.

本内特认为,形式主义将“文学性”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为文学划定了边界,更有着更进一步的功能：“要研究文学性的现象,就必须研究一系列特定的文本之间的关系,如‘文学’与‘非文学’文化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两种文化形式都通过产生陌生的经历加工文学文本.由此,某一给定文本是否带有陌生化的特征并不依赖于其孤立的内在特性,而是依赖于它与其它文化和意识形态形式建立起来的属性关系.”[2]（P66）即是说,形式主义对文学性的研究必须超越某个具体的作品转而关注作品所处的关系网络,“由此,形式主义者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具体的而是抽象的,不是文学文本自身,而是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异关系等结果,形式主义不得不去考虑那些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2]（P41）

本内特对那些控告“形式主义者盲目推崇文学技巧”的看法也加以批驳,“因为,陌生化效应依靠的不是技巧本身而是对技巧的使用.”[2]（P41）俄国形式主义者充分意识到同一种技巧在不同的文本运用中起到的效果是不同的,例如对“比喻”这种修辞技巧来说：如果是运用在介绍知识的说明性文章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为读者更形象生动地描绘出对象,从而让读者更接近说明对象的实质；如果是运用在诗歌中,比喻的作用则是加强了审美特性,将读者习以为常的东西转化为新奇的、出乎常规的东西,唤起读者更强烈的审美感受.正如艾亨鲍姆表明的：“艺术自身表明,其差异的特殊性并不是体现在去构建某个艺术品的原理上,而是简单地体现在构建其艺术本身的特殊用法中.”[2]（P43）因此本内特认为,形式主义主张的文学性引起了读者感知的双重转变,一重是被表现出来的客观世界,另一重则是对客观世界的表现方式.而无论是哪种情况,形式主义着眼的都不单纯是作品的内在形式,甚至不是文学文本,“他们的研究对象显然更抽象——虽然从本质上讲也更为具体——其研究的是文本间的关系系统.”[2]（P43）基于上述论述,本内特进而分析到：形式主义文论对历史有着不自觉的诉求,从而造成了对传统哲学美学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本形而上”的反叛.陌生化作为形式主义的核心观念,显示了一场基于形式而超越于形式的游戏：由于陌生化是一个在关系对比中构建起的惯例标准,在历史发展中会发生变化,不断演绎由陌生变得熟悉,再呼唤新的陌生的规律,因此陌生化所标示的文学性就具有了历史维度.文学性不再被看做是文本自身具有的某种不变属性的集合,具有超越社会、历史的形而上的永恒存在,而是被看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关系.本内特概括到：“一个文本作为文学的地位——其履行陌生化职能的能力——并不是在所有时间都被给定了的,而是依赖于在给定的文学系统中它与其它文本建立起来的关系本质等文学性没有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存在于文本间的互文关系中；文学性不是文本所占有的某种本质,而是文本所履行的功能.”[2]（P47）如此一来,在某个历史阶段具有陌生化功能被认作文学的文本,在其他历史时期有可能成为陈词滥调而被认作非文学,同样的,那些先前被视为普通文本的作品,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历史阶段承担起创新功能,从而成为文学典范.

基于上述观点,本内特指出形式主义具备了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该汲取形式主义的成就,从而既重视社会历史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又尊重文学的独特规律和文本间的关系属性,将文学放置在话语实践中,以文本、读者、语境间“阅读型构”的方式进行生产性激活.

三、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中的经验与教训

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对话的视角下,本内特审视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巴赫金的历史诗学,他认为两者虽然都不同程度地整合了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因素,但阿尔都塞的理论成为另一种“新理想主义”,而巴赫金的理论则更值得借鉴. 阿尔都塞和巴赫金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地形学隐喻运用到文学研究中,都强调文学作为一种特殊实践,对社会生活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阿尔都塞和巴赫金也同时借鉴了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不同的表征,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新的阐释,由此,阿尔都塞和巴赫金表现出截然相反的目标取向.

对阿尔都塞而言,文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生产,又不等同于意识形态本身,文学的特殊性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变形来同实在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他说：“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乃是它从中诞生出来、沉浸其中、作为艺术与之分离开来并且暗指着的那种意识形态.”[3]（P521）本内特指出,阿尔都塞强调的文学对意识形态的变形作用,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异曲同工：“两者都将文学的特质理论化为一种生成于认识论的转换的实践,无论如何,是被用来修正我们对这个社会的习惯性的看法的.文学作品,在两种情况下,都被认为影响了习惯性的认知形式,将其由内而外的崭露,展现了认知形式互相连接起来的过程.”[2]（P107）

但是本内特指出,阿尔都塞并没有真正将形式主义的历史逻辑纳入进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从而导致了另一种乌托邦式的文学理论.正如前文分析的,形式主义判断一个文本是否符合陌生化的要求,并不只是依靠文本的自身属性,而是要将它放在文本间的系统中进行比较,而阿尔都塞则将文学视为一种稳定的结构,具有不变的美学效应,不仅区别于意识形态效应和认识效应,而且表征着精神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一种恒定模式.因此,阿尔都塞不仅失去了形式主义的历史发展维度,还沾染上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色彩,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构成严重冲突.所以,本内特将阿尔都塞的文艺理论讥讽为“一种新理想主义”[2]（P109）,他说：“如果要用一个不变的结构去定义‘文学’等那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面临着这样一个矛盾：这种不变的结构是实践写作的产物,它不同于其他相互非常明显地参照具体的历史的和物质的因素构成他们作品的基础.这种如此一致的效果是如何由于多元化的‘原因’引起的呢?很明显,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要使唯心主义类别复活：建议在这样的文本表露出来的结构就是要将它作为恒久的实践范式的理想效力,通过它最终在不同的形式上实现价值.”[2]（P109）

相比而言,本内特赋予巴赫金的历史诗学更高的评价,认为巴赫金才真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有效对话,建立了科学合理的语言观和历史化的文学观.巴赫金语言哲学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语言也不是言语,而是语言运用方式；语言意义来源于对话关系；语言符号具有意识形态性.本内特指出,在这种语言观里,巴赫金既吸收了形式主义先驱索绪尔对语言研究的科学化维度,又避免了将语言抽象为固定系统的缺陷,将社会语境和历史发展引入语言变化之中.在此语言学基础上,巴赫金以辩证的方法在总体的社会学规律中将文学研究的内外因素统一起来,“任何影响文学的外在因素都会在文学中产生纯文学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逐渐地变成文学的下一步发展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4]（P146）

巴赫金同样就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认为文学的真正功能在于对意识形态的复新.本内特指出,复新概念同样借鉴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然而巴赫金又与形式主义不尽相同：陌生化只是艺术技巧和形式的更新,指涉文学本身；而复新则是针对文学作品的意义及意识形态,“是一套新的历史生产的社会文化关系的产品”[2]（P74）.由此而言,拉伯雷的作品体现的狂欢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成了一套在形式策略上的组合,从而不仅戏仿与颠倒了意识形态,而且也刺透了它,使其祛魅,使民众在内心与其保持距离.”[2]（P70）可以说,巴赫金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观为基础,选择性地转化了形式主义的分析技巧,创新了文学批评的模式.

由此,本内特指出,巴赫金显示出比阿尔都塞更合理的洞彻力,他们同样强调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对处关系,但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抽象为固定的结构,而巴赫金却赋予意识形态发展的向量,体现出了更自觉的历史意识.同时,在对文学作品价值的评判上,巴赫金的观点也具有浓郁而丰盈的历史意味,因为巴赫金既领会到形式主义的真谛,认识到“特定的文学文本的功能与效用可能随着它在不同的文学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而相应变化,”[2]（P76）又超越了形式主义的短板,“他是以具体的意义而不是抽象意义理解的.拉伯雷作品的这种影响没有被看成是永不变化的,而是被看成一种与实际的历史具体化有关的问题.”[2]（P76）因此,本内特的结论是,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的对话远比阿尔都塞富有成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形式主义的借鉴与整合需要更多的回顾巴赫金的历史诗学并从中汲取经验.

注释：

[1]本文的形式主义不是广义的,而是狭义的,指20世纪初由俄国的什克洛夫斯基等人开创的文艺流派.

[2][英]托尼·本内特著,曾军等译：《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3]陆梅林选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521页.

[4][俄]巴赫金著,钱中文主编：《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张朋 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 25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