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方言写作的民俗观照

方言写作已成为当代作家与评论家们密切关注的对象之一.就文学创作本体而言,广义的方言写作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纯粹用方言写作的方言文学,它以方言来思维并贯穿整个文学叙事结构,譬如某些方言色彩极为浓厚的地域小说.二是在共同语写作过程中适当地使用方言俗语,方言经过书面语的简单加工却又不失原味.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方言”作为民间话语资源为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采撷和运用,作家们常常将一个时代、一个村落、一座城镇甚或生活细节中所显示出的人的性格浓缩到文字当中.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作家运用方言又穿越了方言,乃至直接用方言来观照民俗生活与文化,从而超越了迄今为止评论家们最关心的语言本身,同时从历史与地域的角度把握社会生活的内核.作家们的探索也超越了寻根初期那种只对人物方言俚语进行模拟性叙写,进而深化到对其文化意蕴的诗意化考察,从而使它成为从文化层面接近原生态生活、开拓艺术新境界的重要途径.

虽然理论界对方言写作的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方言作为文学语言形式所具备的特殊表现能力,已为众多学者、作家所认可.方言积聚了异常丰富生动的底层民间用语,在生活语言运用和反映民间情感等方面自然要比一般意义上的普通话具有丰富的内涵性,又能创设一个地域色彩浓郁的审美空间,也更富于文学的艺术表现力.钱乃荣说：“文学作品要反映某地的民俗和生活习惯,尤其要使用本土有别于他地的、描写该习俗的独特词汇；文学对生活的理解和反映是深入、细致和传神,当然不能来个公约数大路货(即普通话――引者注).”共同语本身具有

滞后性,它是对约定俗成的活语言进入书面语言后的筛选和确认,因此用共同语表现不断发展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难免有其局限性.正如胡适之所说：“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等古文里的人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海上花列传•,序》)只有语言在与地域取得一致的氛围里人物才不是嫁接出的怪种.方言与环境统一,无非是与语言生成的文化氛围取得一致；当方言在作品中成为人物形象的一部分承载者时,人物便能在作品中承担民俗文化的表现者的任务,使作品获得内在发展的逻辑,获得记录、反思民俗的价值.

方言与民俗密不可分,民俗是民间文化最直接最根本的表达,而方言则是植根于民间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载体,由于生长在深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中,从而成为文学反映生活塑造形象的源泉.同时,方言与民俗都是社会的产物,带有很强的地域性.方言又是民俗的载体,具体到各个地区的方言来说,其本身就是―种民俗现象.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在《语言论》“语言•,种族•,文化”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语言有一个底座等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那种代代相传地决定着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信仰总体.”而民俗是“非文字媒介的,常民中日常性、集团性、典型化的,反复地传承达三代以上的言语、行为和观念”,具有基层文化或下层文化的属性,与作为语言地域性变体的方言有着密切的联系.先有某种民俗,然后才产生和这种民俗相联系的方言词语,民俗与方言从来就是是相互依存的.清李光庭《乡言解颐•,言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如齐之邱盖,楚之伙颐,固是方言.”系乎水土、风俗而导致的言语不同,很大程度上是词汇特别是方言民俗词的不同.“与方言区民俗活动关系最密切的语言要素是词汇,方言语言与民俗的关系是间接的,方言内涵的民俗内容主要反映在词汇(包括成语、熟语)中,方言中含有民俗内容的词就是民俗方言词.”《马桥词典》的115个词条便是由马桥(湘西某些地方集合的虚构)数千年芸芸众生的遭遇所诞生的方言,作家再从方言中展示了民俗,从语言中展示了这个地域人们历时性与共时叉的生活与不可避免的人生的命运.《受活》一书中随处可见民俗与方言相依相存的影子.在这个发生在豫西耙耧山脉受活庄的故事里,阎连科大量使用了产生于耙耧山脉的俗语,并且围绕着俗语下的民俗意蕴展开故事.因而无论是《马桥词典》还是《受活》,都展示了方言的再创造性和特殊美感.

当代文学作品中方言的精心提炼和使用,强化了民俗色彩,从而具有独特的文学审美价值.语言是文学的载体,词汇是语言的三大元素之一,民俗词是词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民俗与文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鲁迅、周作人兄弟以民俗文化视角观照文学,将文学与民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成为20世纪初民俗学与新文学运动相结合的杰出代表.鲁迅除了在写作实践中自觉运用方言民俗词外,还从文学创作理论高度加以总结,他在《门外文谈》中指出：“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就新时期文学创作而言,苏叔阳、李龙云等的“京味”话剧,刘绍棠、王朔的“京味小说”,冯骥才的“津味”小说,方方、池莉的“汉味小说”等因恰当地运用方言民俗词汇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就是由于“方言语词在不同时间中的重叠和延用,地域封闭性的沉静不变,人类便仿似在时间和历史中占有了一种无限度延续的影子,而这正是沉潜着的人性,由地域文化和历史所书写出的所谓民族根性就沉淀在语言和时间之中”.民俗事象常常通过方言俗语反映出来,方言写作使得众多民俗借助文学作品而得以流布.民俗代代相传又促成语言的丰富性、群众性和口语性,成为语言风土化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结合民俗词语所反映的民俗,可以深入解读文本进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形象和主题.古人说,礼失求诸野,这仅仅是从上层社会文化角度而言,换一个角度,民俗的诸多内容,是潜存于文学作品之中的,我们可以通过勾勒民俗事象从而去很好地分析文学意境.伴着雅文学式微而俗文学渐强的车轮,随着唐宋变文、话本小说等民间通俗文学的发展,方言于明清之际开始大量进入文学创作中.现在要去准确解读那些自觉使用了大量方言俗语的古典白话小说,自然离不开民俗的观照.即使

是现当代作品,如不结合相关民俗,就不可能很好地解读文本.只有结合上世纪早期江浙一带的民风民俗,才可能更好地去品味鲁迅作品的“绍兴味”.只有明白关中的楦子是木头制的,楦子在物件中间是不能动的这层特殊含义,才能真正读出《白鹿原》第三十章“鹿子霖家修筑讲究的四合院里,现在只剩下一个黄脸老婆子鹿贺氏楦在里头”的精彩来.鹿贺氏是个人,却说她“楦”在院里,这个词非常精炼地渲染了鹿家四合院里冷清、死寂的现状,由此也预示了鹿家的衰落,形象而又深刻.同样也只有联系旧时代四川人称帮工、下人为丘二这一习俗,人们才可能更好地去领略像沙汀《木鱼山》：“刚满十三岁,就当地主的放羊娃.后又被迫逃亡,抬滑杆和当丘二.”李人《天魔舞》第七章：“我们当丘二的,能够马起脸,把人得罪完吗”马识途《京华夜谭》六：

“我走什么运,还不是当跑腿的丘二吗”等作品中通过方言俗语所勾画出的世态炎凉图！乔瑜在其被称为“市井人物的生存奇书”的《大生活》的开篇写道：“成都极少有透亮高远的天.太阳一般在云层后窖得很深,把云烘得热透,像个大锅盖罩着这个城,城就很闷,很潮.”地窖这种民俗事象或许我们还有些印象：黑暗、憋闷,一个“窖”字,写出了云层浓厚、阳光稀少、空气潮湿的成都气候特点,如果换成“藏”,断然没有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随着民工进城的涌动,重庆人把当搬运工的农民叫做“棒棒”.而“棒棒”也就成了重庆最有特色、流传最广的方言词之一.“山城棒棒军”更是响彻全国.“棒棒”这一方言民俗词反映重庆山高路不平,车开不到门前,又要爬坡上坎,只有叫以扁担、绳索为劳动工具的“棒棒”来挑的这种特有的都市新民俗.在反映山城市民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棒棒”当会占有一席之地！

当代方言写作不仅可以保护民俗文化而且能拓宽创作渠道,丰富文学风格,从而进一步实现写作生态化.《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民族文化保护”指出：“发挥重要节庆和习俗的积极作用.适应当代生活,体现时代特点,与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相结合,坚持不懈地抓好移风易俗,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改造和发展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节庆内容、风俗、礼仪,维护民族文化的基本元素.”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的最有力的工具,方言写作无疑将是从另一视角去保护民族文化的举措之一.民俗不止是一个简单的民间风习,它是丰富的历史文化的蕴积,而一些方言俗语,正是这些民俗底蕴的凝聚,它们的关系是交互影响的.对于民俗,除了及时加以专门的记录和研究外,在文学创作中自觉、自然地使用方言俗语就是从另一侧面进行着传承.更为重要的是,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是文学创作的源泉,方言俗语在文学中的运用不仅达意,更能传神,共同语的文学语言需要方言不断补充,这样才可能避免一度出现过的“失语症”.作家的作品影响大,在创作主体具有鲜明的方言自觉性的今天,作家们应该把方言中的好词语推广出来.胡适、鲁迅、刘半农、陈独秀、茅盾、老舍等老前辈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做得都很成功.“学习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语言”从而避免“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正如茅盾在《论大众语》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同一个意思,倘用‘没有血色’的普通话来讲,当然没有‘京腔’那么够味,然而倘用方言,我相信一定也和‘京腔’一样风韵十足”.李怡教授说：“当我们放弃对地域的真实体验,我们就放弃了独立的思想,放弃了思想,也必然会放弃自己的语言,在这个时候,你对世界的真实理解也就无从谈起.”如何衡量文学作品的地域情感和独立思想,方言的合理运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客观标准.在全球化的今天,虽然方言写作与当前的消费文化颇有抵触,但正如阎连科所担心的一样,“没有这样一种语言文化存在,汉语将变得十分单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恐怕文学创作上的失语症又会卷土重来！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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