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制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随着文学研究范围的逐渐扩大逐渐走向深人,文学研究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不断走向深入与提高；再则是在原来研究范围之外开拓新的领域与空间.无论哪种研究方法都须学者新奇的眼光、独特的视角、敏锐的思维,以望文学研究有新的突破.文学与文化研究是王本朝先生文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就文化研究而言,他曾认为有两种思路,一是研究文学的内涵与文化情境；另一则是引用西方文论或文化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①.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就是他独特的研究领域,前不久出版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新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又是他新的思考,新的收获及开拓的新的领域,就其研究的方式看,它属于广义的文化情境研究.

就“制度”的含义看,王先生认为,它是人在追求自由过程中所建立和遵循秩序规则、活动空间和活动范围,是一套规则化、理性化和系统化的行为规范和体制架构,它同时也渗透着人类非理性、非正式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制度这一术语常常为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使用.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门类,它是较远离于政治与经济的,但它在其不断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一套制度形式,这就是文学制度.具体而言,它是文学的生产体制和社会结构；他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制度既对文学产生制约和引导作用,也给予文学以自由和主动性.文学制度也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和文学空间.文学制度的形成具有多种因素,它是在政治、经济等多种社会外在因素对文学的渗透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以适应这些外在因素而发展的结果.当历史进入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人,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新知识及新式教育应运而生,新型的文化机构如报馆、杂志、学会、编译社、书局的兴起,这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知识生存空间,特别是现代稿酬制度的兴起,文学成为文人谋生的职业和手段,因而形成一批职业作家与作家群.作家已拥有一个远离仕途且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显然,这有利于文学的自身发展；但另一方面,文学日益走向自由化的同时也更加世俗化与市场化.这样,在文学制度逐渐趋于成熟以及在文学制度的运作下,文学不得不面临三种处境：制度(权力)话语、作家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文学的世俗化与市场化.文学的这三极关系中第二极显然有利于文学的发展,而第一极与最后一极如果过于极端化则都不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文学与制度有矛盾,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没有文学制度,也就没有现代的文学,文学制度给文学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生产场所；而另一方面,文学制度也不断限制文学的自由与个性,这就是文学制度的悖论.从20世纪新文学社团组织和文学传播机制的建立,到三、四十年代已具相当规模的文学批评、出版和奖励等制度形式,文学日益被制度化的同时,文学的意义也就逐渐受到规范与限制.因而,完善而合理的文学制度既可以为文学发展提供开阔的前景,但也容易导致文学的日趋僵化与死板；文学的制度化显然有很多弊端,如对文学审美本体的忽视而容易造成文学经典的缺失等.因为文学制度,文学与政治(或)已形成了一种难分难解的关系,文学与政治(权力)结盟,就不得不有干预文学,而文学为了生存也不得不丧失自身的特性以迎合权力话语,这就是文学制度所带来的两难处境.而尤其在特殊的年代,在文学制度下文学不得不谋求曲折的发展而使文学创作还存在另一种方式,那就是陈思和提出的“潜在写作”与“民间理想”等②,即有许多被剥夺了正常写作权利的作家在特殊的时代里,依然保持着对文学的挚爱和创作的热情,他们写作了许多在当时客观环境下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他进而给当代文学几个关 键 词 ：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民间理想主义等.显然,这种条件下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当时权力语境下传播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些作品的存在价值.但就文学研究而言,王本朝先生从我们的文学制度这一角度来剖析20世纪中国文学无疑给我们带来一片新的视阈.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文学就文学制度而言不是一种正常的发展,权力话语与文学的纠缠表现非常突出,文学基本上是曲折地寻求自己生存的空间,比如,在40年代血与火这一特殊背景下而诞生的作品：《围城》、《寒夜》、《四世同堂》、《金锁记》、《小二黑结婚》、《荷花淀》、《湘行散记》、《北京人》及“七月”诗派与“九叶”诗社等诗人的作品等标志着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文学的一次繁荣与成熟.但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国统区与解放区两支文艺大军的汇合而开始的当代文学并没完全沿袭“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而循着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在读者的期待视野中成熟,而是逐渐萎缩,直到“文化大革命”则几乎凋零荒芜.从文学制度看,这是文学的一种不健康的发展.在特殊的语境下,它规定文学只能这样写而不能那样写.这样,在文学独立性丧失的条件下谈何文学的发展.权力话语常通过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而无形完成对文学的干预,文学批评与文学论争实际都参与了文学的生产与创造,并对文学的价值给予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和规范.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批评者往往借助对作品的评论发表对现实的看法,甚至对政治体制发表看法和批评.社会意识就这样不断通过批评的介入而渗透作品,文学批评不是对文学作家作品说出了什么,而是显露了批评者的意图和社会意识,社会权力借助文学批评而对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家加以有效地控制和规范,社会意识成为衡量和裁定作品价值和意义的权利话语,而作家作品的精神个性和艺术风格则常常被排斥和遮盖③.权力话语对文学的干预,就借助文学批评这一工具而完成,比如30年代对《华威先生》的讨论,“问题倒不在于讽刺黑暗,而是不让你讽刺黑暗”,这样文学批评转为现实斗争,而文学的真实的美学意义也被逐渐剥蚀、损耗,而文学的社会意义在批评中得到承认并被无限制的扩大.以上是权力话语对文学的无形干预,而文学的审查制度与出版制度,尤其把文学作为其阴谋的工具,则是政治对文学的强制干预,如国民党30年代颁布的《出版法》及40年代其一手炮制的“民族主义文艺”作为其法西斯主义的工具,而当代文学在“”期间的“样板戏”就是文学作为其阴谋政治的工具的独特文本,在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文学的正常发展受到了钳制.布迪厄认为：艺术场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世界”,是“反制度化的制度形式”,“相对于制度的自由就体现在制度本身”④.因此,在文学制度并未给文学一个自由空间的时候,上面言及的陈思和的“潜在写作”、“民间理想”等实际是文学变相的曲折的追求自己的独立的生存空间,它是一种反制度的文学自我适应方式.

西方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学在高度制度化的社会系统中,其实就是一种商品.一个作家社会文化资本的多寡,名声的大小,收入的高低,其实都和他“出售”的文学商品有多少消费者相关,也就是与有无文学的市场需求密切相关,所以,适应和培养文学消费者的消费口味便是作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⑤.这简单的几句话把作家当今面临的尴尬生存处境披露无遗,作家真能够远离仕途,寻求一种宁静的心境写作吗但他却难以回避经济对文学的冲击,“之塔”在当今文化语境下已风雨飘摇.这就是上面论及的文学面临的市场化与通俗化.实际上,早在30年代许多知名作家就反对文学的商业竞写,沈从文曾写了《文人在上海》、《论“海派》等文,这曾引起“京派”与“海派”的争论：而鲁迅也曾化名栾廷石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京派”与“海派”》一文,并指出“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⑥正是因为鲁迅对文学面临的处境看得深且透,他才能游刃有余地以从容的心境在文学制度下进行写作,而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实际是维护文学的独立与尊严,使其文学健康自由的发展.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们能站在21世纪的今天俯瞰20世纪中国文学所走过的艰难历程,这也是王本朝先生用文学制度这一角度让我们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片新的视阈.

注释：

①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95―196页.

②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2―13页.

③④⑤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62--65页、第3页、第9页.

⑥鲁迅：《“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第4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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