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学史的七大误区

一些香港学者批评内地研究香港文学,对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没有什么反应,仍旧按老一套的思路写香港文学史①.下面这篇文章,算是对香港学者的回应,同时包括笔者对自己在上世纪研究香港文学的反思和检讨.

在“九七”回归前后,内地突然冒出十多种香港文学史及类文学史、分类史：

谢常青：《香港新文学简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年12月

易明善：《香港文学简论》,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

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

王剑丛：《二十世纪香港文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3月

古远清：《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5月

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8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4月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

袁良骏：《香港小说史（第一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3月

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香港文学简史》,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何慧：《香港当代小说史》,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袁良骏：《香港小说流派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古远清：《香港当代新诗史》,香港人民出版社,2008年

下面还有教材、论文集或和台湾文学一起论述的专著,举有代表性者如下：

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

李旭初、王常新、江少川：《台港文学教程》,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

田锐生：《台港文学主流》,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

许翼心：《香港文学观察》,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年11月

何慧：《香港当代小说概述》,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6年12月

周文彬：《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

袁曙霞：《台港文学概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

曹惠编：《台港澳文学教程》,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0年9月

陶德宗：《百年中华文学中的台港文学》,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4月

赵稀方：《小说香港》,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5月

在改革开放前,内地普遍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既然是“沙漠”,何来香港文学?如有,也是声色犬马腐朽堕落的文学②.直到1985年,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仍认为“香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学”③.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除内地学者的立场和视角有问题外,另与香港人“失去记忆”,香港作家缺乏历史意识,不重视整理文学史料,更遑论构筑“香港文学史”大厦有一定关系.在1972年以前,香港本地没有过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的概念④.80年代“香港文学”的名词开始流行,但多半是由“台港文学”这称谓带出来的.香港的最高学府香港大学直至1985年才有香港文学研讨会的举办,便可反证这一点.

由过去认为在香港提倡文学,有如在水泥岛上种植树木⑤,到现在认为香港的“石屎森林”中确实蕴含着文学,且是值得写“史”的文学；由过去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到现在反过来认为文学繁荣的香港是“文化绿洲”.这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离不开政治气候的大变化：1984年9月,中英双方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眼看香港回归在望,因而了解香港、研究香港包括研究香港文学,就显得特别重要.这就难怪众多香港文学史的编纂者在“前言”或“后记”中,都毫不讳言写“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香港回归祖国献上一份厚礼.

内地人民要了解香港,要了解香港文学的历史,以配合回归尤其是清洗“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污名,这无可厚非.问题出在这么短时间冒出如此之多的香港文学史和类文学史,有的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完工,这种快速炮制“文学史”的神话,现在回想起来未免太急功近利.众所周知,写“文学史”要么必须如古人讲的“瘁毕生精力”,要么有较长时期的积累.“多快好省”地写“文学史”的做法,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错漏和缺陷.在“九七”前后出版的各类香港文学史及其类文学史,高产中存在着危机,至少存在下列七大误区：

一是用大中原心态看待香港文学,笼统地将其判为“边缘文学”.本来,“香港之于中国,无论从地理、政治及文化的角度来看,都位处边陲”⑥.历史上的香港,也是中原贬谪之地.不过,当今持中原心态的论者,将香港文学判为“边缘文学”,不是单纯指地理空间,而是包含了价值判断,即居中原地位的文学具有领导、示范作用,属第一流文学,而“边缘文学”则属次文学.这里以优越的中原文化代言人自居,并以傲慢的态度排等级不言自明.这种心态和看法值得讨论,如《台港文学导论》主编在《引言》中开宗明义说：无论是台湾文学,还是香港文学、澳门文学,都是历史造成的一种“边缘文学”.为了强调这一点,在另一处又说：“如果要界定的话,比较而言,台港澳文学可以称为‘边缘文学’.”⑦这里虽然没有明说也不便说香港文学是二流文学,或如某些内地学者心目中的“边缘文学”就是“边角料文学”,但轻看、小视的意思还是可以体会得出来.

关于“边缘”等于“边角料文学”,可从一些把“香港文学”收编进《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得到印证.据香港学者陈国球在《收编香港》⑧ 一文中统计,雷敢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⑨,全书557页,其中香港部分6页,占总篇幅的1.07%；金汉等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⑩,全书723页,香港部分9页,占总篇幅的1.24%.“九七”回归前后,“香港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各类版本中有明显的增加,但这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仍无法改变“补遗”、“附录”性质的装饰状态,从而也就无法改变“香港文学”属“边缘文学”或“边角料”的命运.

以地理位置来区分文学的“中心”与“边缘”的做法,值得商榷.明显的例子是：“”期间,内地几乎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散文,没有文学评论.香港作家在这时尽管受了“反英抗暴”的干扰,仍坚持写作,坚持出版各类文学作品.和台湾文学一样,香港文学在这一非常时期,填补了“鲁迅一人走在‘金光大道’”上中国当代文学的空白,这能说它是“边缘文学”吗?在内地闭关锁国的“十七年”,香港文学在沟通世界华文文学,尤其是为东南亚输送华文文学精品作出了重要贡献.相比之下,这时的内地文学不但没有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甚至连“边缘”的位置都沾不上.就是到了新世纪,香港仍是联系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国际大都会对天下来客一律欢迎的做法,是在向内陆的中心文化挑战,甚至北伐中原,用自己的特色文化去解构内陆文化的部分结构.反观内地,由于受意识形态的牵制,设有各种各样的禁区,它无法起到如香港那样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故笼统地说香港文学是“边缘文学”,不足以服人.

二是简单化地认为殖民地只能产生罪恶,不能为香港的繁荣和香港文学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英人统治香港,自然不会去提倡华文文学.吊诡的是,港英当局也没有去提倡为殖民地怎么写作的英语文学,以至“九七”前并没有出现传统定义下的“殖民地文学”.港英当局对华文文学固然不资助、不倡导,但也不搞行政干预,更没有在文学界推行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把大批不同政见和文学观的作家打成反革命或下放劳动改造,这是其开明的一面.一些未到过香港考察或虽到过的内地学者,用线性思维的方式判殖民者为华文文学的摧残者.他们用阶级斗争观点认为殖民者只会剥削、压迫华人,对英人使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和发展经济的种种措施,使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明珠这一面视而不见.在文学上则只见不见咖啡,只见文学不见严肃文学,如有一位资深的香港文学史家认为：“香港历史表明,冒险家们来到荒岛无非是为了赚钱享乐.拼命之余需要精神刺激,赚钱之后需要娱乐享受,寻花问柳之后精神空虚,便去饱览文学.早在19世界中叶,香港小说风行一时,到了本世界二三十年代,香港书市充斥上海鸳鸯蝴蝶派之作.当时,小报三十多份,人手一张,文学泛滥成灾.”(11) 这里且不说“鸳鸯蝴蝶派”是否就等于“文学”,单说殖民统治一定会带来“赚钱享乐”及随之而来的文学,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没有殖民统治的地方也讲究“赚钱享受”,同样有藏污纳垢的地方,有文学,有“下半身写作”,这是不争的事实.

三是过分拔高鲁迅到香港演讲所起的作用.《香港文学简史》在第一章《香港文学的诞生》的第一节《鲁迅与香港文学的发轫》中,认为鲁迅1927年访问香港“在文坛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对香港新文学的发轫是有力的推动”(12).《台港文学教程》的编者也认为：“1927年,鲁迅到香港演讲等过了一年,香港第一本白话文学期刊《伴侣》创刊,被誉为‘香港新文坛的第一燕’,据此也可看出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13) 这些论述是为了证明鲁迅不仅是内地新文学之父,而且也是香港文学开山之祖,这种评价未免太过夸张.诚然,鲁迅到香港演讲所产生的影响,从长远看不容小视,但当时却不是如此,至少说鲁迅直接催生《伴侣》的创刊缺乏证据.让我们还是听听鲁迅的夫子自道吧：演讲的主持者受到多方刁难,听众也有限,其演讲的入场券被人用写走的方式造成听众空缺.演讲稿先是不许登报,后来登出也被大量删削(14),故所谓“极大的震撼”、“有力的推动”云云,不过是一厢情愿或曰“合理想象”而已(15).

四是过分突出“南来作家”的作用.一位最早建构香港文学史的学者,一再宣扬“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坛占主导地位,又发挥了领导作用,“随着香港回归的进程,这种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将必定加强而不削弱”.对这位学者炮制的“领导作用”的神话,香港作家戴天曾写了杂文作了批评,讽刺这位学者研究香港文学是在写《南柯记》和《枕中记》,还说这是“典型的梦呓”,“不是文艺沙皇而做文艺沙皇之言,而‘占据’、‘必将’之类的字眼,也不像学术讨论的发言口气.潘亚暾何许人也,竟‘迫不及待’,为香港文坛定调?为所谓‘南来作家’的主导作用‘斗争’?所谓‘南来作家’的主导地位和领导作用,是‘党’也未曾下‘红头文件’,形式上更必待《基本法》制定之后才取决的,潘亚暾到底以什么身份说出?有没有权说出?”(16) 戴天的批评过于尖刻,先是直呼“潘亚暾之流”,后又将其比作“文艺沙皇”,这同样不是学术争鸣的口气,且有人身攻击的味道,但潘氏将学问演变为话语霸权,小视或无视本土作家的作用,无限膨胀“南来作家”的影响,的确难以苟同.以三四十年代第一、第二波的“南来作家”萧红、徐迟、袁水拍、司马文森等人而论,他们写的作品均不是以香港作背景,其活动与香港只有间接的关系.郭沫若、茅盾等人的工作目标是北方中原,而不是南方,即不是以推动香港本土文学的发展为己任.不错,他们为祖国特别是为抗战做了大量的有益工作,当时的香港文艺界也很活跃,可由于他们“包办”而不是“领导”了文坛,再加上左派、、“托派”、中间派、“汪派”,还有英方的多重角力,本土作家反而受到极大的压抑――不是被“南来作家”所遮蔽,就是黯然失色（如改行写流行小说）而销声匿迹.

五是对“九七”回归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给香港文学造成的影响估计过高.演讲风格洋溢且拳拳赤子心的一位老先生,曾这样预言：“相信随着回归的进程,文学界走向大联合,实绩将会更加显著.”(17) 铁的事实是：回归后的香港继续保持自由港和单独关税地区的地位,保留原有的货币金融制度,所实行的是“一国两制”,新闻和出版高度自由化――不搞审批制而实行登记制,允许和鼓励办同仁刊物,不成立统一的“作协”,也不用“文联”的形式收编各路人马,故“走向大联合”云云便成了一句伟大的空话.另一“教程”作者也以学术背后的政治权力作支撑,大胆检测设“九七”后的香港文学因“香港作家意识到他们是中国的一分子,将促使他们关注中国和香港的发展,从而有望写出博大深厚的作品.到了那时,香港文学的面貌将有改观,最明显的是,文学商品化的倾向将会得到抑制,严肃文学会受到积极的扶持”(18). 事实与这种预言恰好相反：“九七”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按照当地的有关法律,自行确定并负责执行特区的文化政策,不仅马照跑,舞照跳,而且通俗文学照旧大行其道,严肃文学虽然有“艺术发展局”的资助,但只是杯水车薪,无法改变纯文学照旧在寒风中颤抖以及刊物旋生旋死、转瞬无声的局面(19).所谓“博大深厚的作品”,至今还未和读者见面.不仅香港如此,就是内地的“博大深厚的作品”,人们也还在引颈以待,至于文学商品化倾向更是无法得到抑制,反而愈演愈烈.

本来,文学有自身发展的规律.香港作家大都未受过社会主义教育,均对政治冷感.除以王一桃为代表的“左翼”诗人自觉意识到“是中国一分子”而大写欢呼回归之作外,许多本土作家对“九七”采取的是一种观望的审慎态度.不少人写文章至今仍称内地为“国内”或称内地人为“中国人”,仿佛香港是“国外”,他们不是“中国人”似的.

香港文学的独立发展与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分不开.且不说回归后“英皇道”没有改为“人民路”、“维多利亚公园”也没有更名为“解放公园”,单说香港文学也没有因为回归而成为深圳特区文学,它仍保留姓“资”的原貌,不会也没有与姓“社”的内地文学合流.可仍有人信誓旦旦说：“台港文学必然由分流走向统一.”(20) “统一”是政治语言,还是改说“整合”更科学些.就是“整合”分流的香港文学乃至台湾文学,笔者的观点是“分而不离”、“合而不并”.我们研究“九七”后香港文学的走向,决不是要把香港文学这个“弃婴”抱回社会主义大家庭来.如果要讲政治,把香港文学“统一”到北京,或把香港各类联会、协会归属“中国作家协会”统一领导,或金庸们的作品发表出版必须先送北京审读,倒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

六是研究者用内地流行的“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观点评价香港作家作品.有的论者强调香港文学的主旋律为“爱国、健康、积极”(21),或像《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作者那样,认为“进步作家”是香港文坛的主流,“写实小说占主导地位”.这是用50年代出现的内地主流文学史观嫁接香港文学的结果,其观点完全忽视了香港文学鱼龙混杂的情况：逢中（共）必反和逢英必崇并存,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并存,现代和后现代并存,进步作家和反共作家并存,宗教文学与“咸湿”文学并存,学院文学和打手文学并存,回归文学与观潮文学并存,方言文学与国语文学并存等

用内地的政治标准而不是从香港文学实际出发去研究,不仅会忽视华洋杂处、中西交汇多元并存的一面,而且在评价作家作品时会出现偏差.如写蒋家王朝如梦兴衰和它黯然气势的《金陵春梦》,有助于人们认识旧中国的腐败,因而许多香港文学史或文体史均用极大篇幅加以论述,而对阮朗即唐人其他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缺席.在这种意识形态主导下,不少学者普遍看好的是揭露香港社会阴暗面和有阶级意识的作品,如舒巷城写被污辱、被损害而又不甘沉沦的小人物的作品被大书特书,陈浩泉揭露金钱罪恶、批判人吃人现实的《香港狂人》,也给足了篇幅作高度的评价.至于一些作品选（“选”也可视为一种“文学史”）,首选对象是“左翼作家”或所谓进步作家所写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左中有右、右中有左或边左边右、亦左亦右的作家及其现代后现代作品,不是尽量压缩篇幅就是不似评写实作品那样游刃有余.

七是对“美元文化”缺乏具体分析.自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即由消极观望到积极进攻.他们由亚洲基金会出面,决定每年拿出六十万美金资助香港的文化事业.在出版方面,大力扶持由张国兴负责、黄震遐任总编辑的亚洲出版社.该社自1952年9月成立以来,出版的作品绝大部分为港台作家的反共作品.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负面作用,而应看到“美元文化”在客观效果上促进了香港文学的发展,如打开了香港作家的眼界,让他们从固守传统中接触到美国新诗、文学理论等西方文化；尤其是用美钞作后盾的《中国学生周报》,成了香港新生代作家的摇篮,培育了像西西、也斯、小思、亦舒等新一代本土作家.进入70年代后,该报开展了挖掘三四十年代文学宝藏的活动,使香港青年重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这和两岸从不同角度狠批30年代文艺的做法完全不同.对张爱玲在香港写作的《秧歌》、《赤地之恋》,也不能只强调是“美元文化”的产物,而应正视张爱玲作品提供了另一种不同于主流文学的艺术特质,表现了真实动人的人生,写乱世男女物质世界时透出一股悲凉气氛,有不同凡响的民间文化形态,并启发高晓声后来写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一些香港文学史作者未能全面辩证地看“美元文化”,只满足于把《赤地之恋》贴上“反共小说”的标签,可在“反共文艺”流行的五六十年代的台湾,该书却被台湾当局列为禁书,后来允许出版也要经过删改才准发行.张爱玲刚到香港找工作时,还被当做“共谍”审查过.张爱玲是自由主义作家,不能因为她不满大陆政权,便对其作品一棍子打死.

香港文学史高产神话的形成,除为了迎接特区政府的诞生,需要表达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包括修史在内的新的意识形态外,另一原因与教育体制有关.如陈平原所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生产在内地长期受教育体制的操控(22).王瑶的开山之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就是在“左”倾年代大体上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和有关规定编写的.出版后,又由国家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对该书是否贯彻了主流话语尤其是文艺政策这一点进行评说和批判(23).进入新时期后,这种思想专制及知识垄断的局面有所改变,不过这种改变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而已.如最早论述香港文学的《台港文学导论》,就是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下按其要求编写的.正因为如此,该书才会有如下的文字：“本书所评作家都是爱国的并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贡献的,所论作品都是较好地反映现实生活,思想健康并有积极意义的.等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本书起到沟通、交流、借鉴的作用,希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24) 这种表白其实在帮倒忙,因为上头并没有明确规定研究香港文学只能用“反映论”,其研究对象只能是“爱国的”作家和“思想健康”的作品,而不能研究不爱国但也不叛国的作家,以及没有积极意义的灰色作品乃至反共作品、“托派”作品(25)、汉奸作品.把香港文学局限在“爱国的、健康的、积极的”(26) 范围,这种冠冕堂皇的文学框架,总有一天会被后人拆毁重构.当下编著者也许已与时俱进,观念有所更新,教育部也不再出面组织编写只评述爱国作家且作品内容只限定在健康范畴的台港文学教材,而改由“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布台港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课题了.

【注释】

① 黄子平：《“香港文学”在内地》,载《香港文学节研讨会讲稿汇编》,香港,市政局公共图书馆,1997.

② 香港出身的海外学者余英时也有这种偏颇看法.余英时：《台湾、香港、大陆的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4月号.另见《香港和大陆文化危机与趣味取向》,台北《联合报》1985年4月11日.

③ 殷德厚：《冯牧谈新时期文学与香港》,香港《星岛晚报》“大会堂”副刊,1985年4月3日.

④ 在内地闭关锁国的1952年11月,罗香林作过《近百年来之香港文学》的演讲,后收入集子时,改为《中国文学在香港之演进及其影响》.他这里谈的是在香港的中国文学,而并非独立于内地的“香港文学”的概念.到了1972年,《中国学生周报》发起过“香港文学”的讨论.1974年9月,吴萱人在《学苑》发表了《二十年来香港文学的嬗变》.1975年7―8月,香港大学文社主办了“香港文学四十年文学史学习班”,并编印了相关资料.同年10月,梁秉钧在中文大学校外课程部讲授《三十年来的香港文学》.1980年,中文大学文社编制《香港文学史简介》等资料.

⑤ 1982年7月,现代舞蹈《街景》的编作者在香港艺术中心的“节目表”上写道：此舞“致那些在水泥岛上竭力植树的香港朋友”.转引自黄维梁：《香港文学初探》代序,1页,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⑥ 郑树森：《香港文学的界定》,载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追迹香港文学》,55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⑦(17)(21)(24)(26) 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5、9、5、1―2、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⑧ 陈国球：《情迷家园》,19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⑨ 郑树森：《遗忘的历史•,历史的遗忘》,见黄继持、卢玮銮、郑树森的《追迹香港文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

⑩ 雷敢、齐振平主编：《中国当代文学》,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11) 潘亚暾、汪义生：《香港文学概观》,12页,鹭江出版社,1993.

(12) 施建伟、应宇力、汪义生：《香港文学简史》,13页,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

(13)(18)(20) 李旭初、王常新、江少川：《台港文学教程》,366、371、417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14) 鲁迅：《略谈香港》,载《鲁迅全集》第三卷,427―4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 王宏志：《中国人写的香港文学史》,见王宏志、李小良、陈清侨著的《否想香港》,95―132页,麦田出版公司,1997.

(16) 戴天：《梦或者其他》,香港《信报》1988年12月30日.

(19) 如香港作家孙涤灵在回归后,就曾在《香港文学》1998年12月号发表《试谈当今香港文学界的困难》,其三个小标题分别为：“香港文学作家社会地位等于零、香港的文学作品搁置成堆没有销路、香港至今仍是文学‘沙漠’.”他这里讲的“沙漠”,取寂寞之意.不过,从他这篇牢骚充斥的文章中,也可见回归并没有丝毫提高作家的社会地位,更没有抑制通俗文学的发展,严肃文学面临的困境与“九七”前相差无几.

(22) 陈平原：《重建“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制与民间视野之间》,香港《人文中国学报》2006年9月第12期.本文的写作,曾受到他的启发.

(23) 《〈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文艺报》,1952年10月25日,第20期.

(25) 作为“公共空间”的香港,不仅有左派、,而且有为海峡两岸都不容的托派组织、刊物和作品.拙著《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就曾评述了老托派一丁研究鲁迅的著作.

（古远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