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文学60年的评价问题

2009年迎来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对60年共和国文学如何评价,这是文学研究界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

对于新中国文学,西方不少学者曾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那只是宣传,而非文学.我国有些学者受到影响,也跟着对新中国文学,特别是前三十年文学横加否定.甚至以中国作家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由来否定我们的文学.自然,这些学者有自己的标准,不过,那是不客观的.文学当然是宣传,但正如鲁迅所指出,却并非宣传皆文学.文学之所以为文学,自有它的本质所在.即它不但是语言的艺术,还是审美意识形态和社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尽管对文学的评价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视点.我以为在文学评价上,有三个视点尤必须特别关注:第一,文学的审美感染力怎样,它是否很好地满足了人民的审美需求,第二,文学的思想导向怎样,它是否促进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崇高、进步和丰富,第三,文学的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拓新怎样,它是否以自己的拓新,为文学的发展和水平的提高做出新的贡献.至于对于历史的评价,有两条也必须坚持:这就是与人民的关系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的意义.自然,今天我们评价文学,同样需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如刘勰所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在这个意义上,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不可重复的.它代表自己时代的作家与后代对话.它深深根植于自己的社会历史土壤,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自己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历史精神.但每个时代都有大量平庸的、甚至拙劣的作家和作品,而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的总是最优秀的作家和作品.在当今,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进步意义正与它跟人民的关系密切相关,也跟它的审美感染力的强弱和思想导向的是否先进密切相关,当然,与文学题材、主题、形式、风格是否有广泛的开拓和创新也密切相关.在共和国60年文学的评价上,我们固然要区分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但与人民关系的尺度,真善美的尺度,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的尺度,正是我们不能不加以格外重视的.对于所有的作品,我以为都应该以上述尺度去衡量.

曾有人特别否定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文学,因为它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政治对于文学的多次横加干预,如几次政治批判运动,乃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对文学的摧残,那时的文学又强调为政治怎么写作,为工农兵怎么写作,题材、主题受到限制,形式、风格不够多样,有很多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等等.但几经讨论,人们又觉得那时产生的一系列被号称“红色经典”的作品,还是不应该否定,因为,我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就密切,从屈原到鲁迅都如此.问题在于代表什么样的政治,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还是反人民利益的政治.所谓“红色经典”,代表的正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政治.它们确有很高的文学性和审美性,相当深刻地反映了特定时代的历史风貌和民族精神,开拓了前人没有写过的题材、主题,塑造了前人不曾刻画过的人民英雄的形象,创造了不少新的文学形式和风格.比如,郭小川、贺敬之、闻捷、公刘、李瑛等人的诗歌在反映时代精神、探索诗歌形式和创造明朗欢快,或奔放或蕴蓄的不同艺术风格上,其影响迄今尚无人能相比.至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杨益言和罗广斌等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部等长篇小说,胡可的《战斗里成长》、老舍的《茶馆》、田汉的《文成公主》、郭沫若的《蔡文姬》、曹禺的《胆剑篇》等话剧,在发展我国文学的宏大叙事,写前人之所未写的题材和主题,以及在创造新的形式和风格方面,也都各有自己的贡献.这些作家和诗人,大多成长于“五四”后新文学的环境中,不少还是新文学的缔造者.他们多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过人的才华,更有深厚的生活积累,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十年磨一剑的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之作.因而,出版或演出后即以自己强烈的审美感染力,获得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欢迎.许多作品再版了几百万册.即如“文化大革命”后曾受到鄙视的所谓“革命样板戏”,也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宜一古脑儿否定.因为其中有许多是文化大革命前产生的优秀作品.如《沙家浜》本是沪剧《芦荡火种》加工修改而成,《红灯记》则是话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改编而成,《智取威虎山》更从名作《林海雪原》改编,等等.这些作品经过反复修改,实事求是地说,艺术上是更加精致了.不能因为插过手,就否定参与创作的许多作家艺术家的贡献.前三十年的创作,平心而论,描写革命史,描写战争和农村的作品,比描写现实的城市和工业题材的作品成就更高,作家的生活积累也更丰厚.那时的作品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自然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优点,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弱点.就文学的整体而言,由于受到政治的制约,对社会的负面现象反映不足.有些作品还人为地渲染现实中已经弱化或不再存在的“阶级斗争”.至于“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当时路线影响的作品颠倒是非黑白,自然应该否定.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整个前三十年优秀作品所达到的文学成就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也曾有人否定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的文学,认为这时期的文学粗制滥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耻的性描写泛滥,作品虽多而受到人民欢迎的佳作却很少.我以为这也是偏颇之论.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由于社会各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样的新的历史土壤上自然不可能再产生像前三十年那样的文学.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经济基础产生了从社会主义公有制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并存,加上这时期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都产生了多元的趋向.而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也把文学艺术推向市场,成为不能不遵从市场法则追求利润的一种产品.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相当的时间里文学与政治仍然关系密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递嬗,便说明作家政治意识对文学的影响.反思历史上左倾错误的危害,寻找改革发展的新路,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学主题,提倡恢复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传统,成为当时文坛最主要的潮流.其后,才出现了以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和探索性戏剧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和以先锋派、新写实主义、新状态小说以及新生代诗歌,乃至“写作”和“下半身写作”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现实主义作为文坛主流的地位仍不可动摇.90年代以来,不但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和新写实主义作家方方、池莉、刘恒、刘震云等回归现实主义,更出现了以谈歌、何申、关仁山、刘醒龙、刘庆邦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打工文学”和“底层文学”的兴起,更是现实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扬.这三十年文学在描写社会光明面的同时更多地揭示了社会的落后面,像“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和“新官场小说”所揭露的各种社会负面缺陷和腐败现象,在反映社会各种矛盾与冲突的同时,对人性、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描写比过去更加深入了,在继续发展宏观叙事的同时,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开拓创新方面是更加自觉了,无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领域都出现了喜人的“百花齐放”的局面.粗制滥造、思想低劣、道德落坡、恬不知耻的作品也确实存在,更有许多平庸之作.但这三十年同样也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品.在各种奖项中获奖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都是经过层层筛选和多名评委阅读审定的,即有个别作品可能难称佳作,大多作品还都具有较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以茅盾文学奖所评出的历届获奖作品而论,有许多作品都在题材、主题、形式、风格开拓和创造上做出新的贡献,并具有经得起历史考验和读者欢迎的审美魅力.如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魏巍的《东方》、李的《黄河东流去》、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刘心武的《钟鼓楼》、凌力的《少年天子》、徐兴业的《金瓯缺》、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洁的《无字》、熊召政的《张居正》等.实际上,有些长篇小说虽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唐浩明的《杨度》、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项小米的《英雄无语》等.这三十年文学的繁荣超过以往的任何三十年,不仅创作众多,作家如云.由于网络文学的兴起,使文学的作者和读者都空前增多,文学更加深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许多作家在这一时期都创作了数百万言的作品.如李尔重、季羡林、王朝闻等均出版有全集二十多卷.其中,仅李尔重的长篇小说《新战争与和平》便达8卷,计580万字.此外,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11卷、周而复完成《上海的早晨》后3卷、《长城万里图》6卷和长诗《周恩来》,王蒙在出版了12卷文集后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季节系列三卷和其它著作多种.二月河的清代帝王系列共13卷.铁凝、蒋子龙、冯骥才、莫言、贾平凹、张平、梁晓声、残雪、陆天明、张抗抗、周梅森、张炜、张承志等诸多卓有风格的作家也都出版了多卷文集或出版长篇小说多部.这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的应是历史题材小说,反映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人物形象塑造生动而众多,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风格凝重恢弘而语言典美讲究.报告文学在彰扬先进,鞭挞落后方面,在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回顾历史重大事件与人物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多种多样的散文,从内涵厚重的大散文到独抒性灵的小散文,还有学者的文化散文,学术小品、杂感和各种传记散文等,其成就也不可低估.尤足称道的是,这时期我国文学地图产生很大的变化,不仅内地,包括边疆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都涌现自己的作家群,使本民族的文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像蒙古族的巴布林贝赫、玛拉沁夫、扎拉嘎胡,维吾尔族的铁依甫江、克尤木吐尔迪,哈萨克族的艾克拜尔米吉提,彝族的吉狄马加,藏族的扎西达娃,白族的晓雪、壮族的陆地,朝鲜族的金哲,土家族的孙健忠、回族的霍达、马瑞芳,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等众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都在这个时期获得了全国影响.各地像“晋军”、“陕军”、“豫军”、“湘军”、“川军”和齐鲁、吴越、三楚、南粤、辽吉等作家群,都创作实力雄厚,名家辈出.至今,“80后”的作家中也产生不少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品.因而轻言这时期创作缺乏成就,更是不符合实际.这三十年显著的文学成就,自然与同期社会的安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繁荣分不开,也与党在克服左倾错误后所采取的正确的文艺政策分不开,更与大多作家拥有更多的文学经验和修养,更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体验,并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更自觉地发挥主体的创造性分不开.

我以为,60年共和国文学尽管道路曲折,成就还是相当辉煌.它的划时代性的贡献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它根本改变了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使文学真正成了为人民而创作,为人民所欣赏的文学.它日益鲜明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去审视一切,批判一切,并努力创造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以人为本的作品.第二,它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代的矛盾和斗争,描写了不同阶层的众多人物形象和典型,特别是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人民英雄的典型形象,展示了广阔的历史图卷和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并把文学的思想性提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志的新的先进的高度.第三,它在多样的艺术探索中广泛借鉴,先是从前苏联文学和西方19世纪前的文学汲取了许多宝贵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后又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和拉美的20世纪作家的创作中汲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新的表现手段和艺术视角,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和方法,并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和民族风格的创造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明显进步.对六十年间沿着崎岖而曲折的道路努力创作并取得丰硕成就的作家,我们不能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在历史的比较中,不同时期文学所存在的缺陷和教训,我们也应该认真加以研究和汲取,求得在未来文学的发展中能沿着更广阔和健康的道路去创造新的辉煌！

(张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