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学精神对新时期前期小中孝文化内涵的影响

摘 要 ：非孝与启蒙是五四文学精神的具体表现.非孝催生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文学的“回归”与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向五四文学精神的皈依.“弑父叙事”使父亲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象征,因而父亲的能指化事实上构成对孝或孝道的拒斥,导致部分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审父叙事”凸显父亲或父辈的保守、愚昧、委琐,“父范”的消解及前喻文化威权的丧失阻遏了新时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关 键 词 ：五四文学精神；孝文化；弑父；审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9-0050-05

孝,是一个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概念,其核心内涵是“善事父母”、“尊祖敬宗”.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其内涵不断丰富.例如,“移忠作孝”就是孝的重要附加内涵之一.孝,有理论（孝思）与实践（孝行）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合起来就是孝道——孝的道德准则、礼仪规范、行为标准.孝道与中国特有的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孝文化”.孝文化即关于孝的观念、规范以及孝的行为方式的总和.孝,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文学创作资源,从先秦的《诗经》到清代取材于“二十四孝”的杂剧,富含孝文化内涵的名作层出不穷.文学作品的孝文化内涵建构,主要来自演绎孝观念、表彰孝事迹、搬演孝史实与孝故事等“创作行为”.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丰薄与时代背景密切关联,诸多时代因素影响到作品孝文化内涵的多少.在诸多因素中,五四文学精神对文学与孝文化的关系的影响最大.在小说创作领域,五四文学精神对孝的否定主要表现为“非孝”和启蒙——反对封建专制文化的“非孝”直接反对孝道,以根除“国民劣根性”为主要指向的启蒙审视、挑剔“父性文化”,间接地对孝道进行了颠覆.于是,非孝催生出批判父亲或父辈的“弑父叙事”,启蒙导致审视父亲或父辈人格精神的“审父叙事”的盛行.这两种叙事范式直接影响了新时期前期小说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一、“非孝”与“弑父”

康有为、谭嗣同等是率先对孝道发难的学者,其洪波出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阶段.在这一阶段,吴虞、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首先在理论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紧接着鲁迅等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对包括孝道在内的封建礼教及专制文化进行全面讨伐.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冰心的《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到巴金的《家》,再到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五四文学精神流脉不断,它们揭示封建文化与封建道德的腐朽、批判宗法文化、揭示封建家长制的弊端,成为一股创作潮流.众所周知,随着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孝的负面影响日趋明显.例如,孝从出发,强化了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特征.从而在层面巩固封建统治；移孝作忠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三纲五常等以孝为核心的道德愚化民众、钳制民众思想、戕害妇女,等等.于是,对孝道的批判和对孝文化弊端的揭示,成为五四文学的重要叙事行为,“非孝”成为五四文学精神的内涵之一.刘保昌认为：“五四时代是个性解放、反抗传统的狂歌猛进时代,非孝成为当时作家书写孝道时的主流化选择.”“非孝”,在小说创作中有着十分具体的表现,由否定父权文化而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揭示封建道德的腐朽及宣扬思想与个性解放,是五四小说的普遍叙事策略.既然孝文化的起点是“尊父”、“从父”,那么五四小说就从批判父辈入手,于是“弑父”就成为一种创作倾向.

“弑父”叙事的主要表现是通过塑造专制、冷酷的父亲形象而否定父亲的精神人格.例如,《伤逝》中的“父亲”和“叔子”、《家》中的高老太爷、《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捷三等人物就是“父亲”的代表.利用封建特权压迫子辈、压制乃至戕害叛逆的子孙,是这些“父亲”的共同行为,专横、冷酷、虚伪、腐朽是“父亲们”的共同性格.在作品中,这些“父亲”是一种具有特殊能指作用的文化符号,他们往往是家族文化或父权文化的象征.“弑父”叙事的另一表现是塑造封建卫道者形象.这些封建卫道者一般为中老年男性,这些人物的共同特征是思想落后腐朽、极力维护封建礼教与旧的社会秩序.《祥林嫂》中的鲁四老爷、《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风波》中的赵七爷是这类人物的代表.这些封建卫道者既是落后保守的父辈的隐喻,又是封建文化的象征.《礼记》反复强调：“父为至尊”,因而“弑父”就是对孝的亵渎.“弑父”叙事事实上在两个层面向孝道发起进攻：作家们既以挑战的形式表达对孝的不恭,又直接将传统的孝道置于被审视被批判的位置,揭示孝道的负面影响,因此,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空缺.

五四文学精神是新时期前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价值支撑——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工具化”或“武器化”的颠沛流离之后,回归到文学的轨道上时,作家们寻觅到的第一种思想资源就是五四文学精神,于是五四文学思潮未竟的事业得以延续.事实上,在新时期前期文学面对的现实与五四文学面对的现实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五四文学精神成为新时期（尤其是新时期前期）“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精神支撑.五四小说的思想资源被新时期小说“共享”,五四小说的思维方式、叙事手法等许多创作因素被新时期小说所传承,也因此,由“非孝”思潮烘托的“弑父”叙事在新时期得以延续,从而影响到新时期小说与孝的关系.

五四文学精神的“回归”使“父亲”再次处于被批判被谴责的地位.由于时代的原因,新时期前期的“弑父”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的许茂,既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又是被批判的对象.评论家们达成一种共识：导致许茂个性的畸变的主要因素是“”的倒行逆施,但许茂自私、冷酷、粗暴、专制的个性与传统文化不无关系.对于四姑娘许秀云等九个女儿而言,许茂不是应该孝敬的父亲,而是专横冷酷的暴君.在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中,父亲遭受了更猛烈的攻击：“我”认“黄河”为父亲,而“我”的生身之父则是丑恶委琐的“狗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弑父”文化意味逐渐变浓,父亲或父辈的隐喻意味日趋浓郁.张炜一直严厉批判父亲或父辈.从《我的田园》、《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到《古船》,父亲或父辈几乎一直是被鞭笞的对象.李芒、老得、隋氏兄妹等子辈,要么“无父”,要么与父亲或父辈尖锐对立.在子辈的眼中,父亲或父辈往往是专制、狡诈、歹毒的代名词,是恶魔的化身.《古船》中的四爷爷赵炳具有典型性.“毒人”赵炳是专制文化的象征,作品通过对这一特定人物的真实描写而揭永丫打上红色烙印的宗法文化的腐朽性与反动性,控诉了专制主义的罪恶.赵炳之所以40年来在洼狸镇为所欲为,靠的是专制性的政治实权,来自于革命身世的精神地位,还有宗法特权与专制政治结合之后生成的淫威.赵炳是洼狸镇人共同的父亲,大家都恭恭敬敬地称呼他“四爷爷”,但这一尊称中隐含着虔诚、敬畏、惧怕、痛恨等不同的情愫.饱受凌辱的少女隋含章最后握着利刃刺向亦人亦神亦兽、大儒大雅的“干爹”赵炳,这一行为富含深沉的隐喻意义.显然.四爷爷赵炳不是被孝敬的父亲,而是被批判的靶的.

张石山的“弑父”显现出更浓郁的文化韵味.其《仇犹遗风录》系列小说总字数多达50万,他“把纯朴的远古文化、风俗民情与现代生活的骚动集于一体”,作者尽情地渲染了族长锁爷的神圣和“奶奶”的威严,但这种渲染将封建专制的罪恶暴露无遗,众多青年女子的婚姻悲剧无情地颠覆了子辈们对锁爷和“奶奶”的尊敬.

一个东方农耕大国的社会转型决定了“弑父”叙事的普遍性,各种类型的“弑父”充斥于新时期文学之中,这种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弑父”独具特色.新时期小说的“弑父”,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新的开拓.大致相同的思想资源,决定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大致相同的思维方式与叙事方式.同五四“弑父”叙事一样,父亲是具象化的父权,而父权又是封建专制主义与宗法文化的缩影,但叙事对象的变化也带来叙事内容的变化：新时期“弑父”叙事主要指向“近史”（主要是特定的当代史）,父权及封建专制主义在特定历史时段的表现、现代子辈的精神磨难,是叙述的重心.但新时期“弑父”叙事与五四“弑父”叙事有着大致相同的叙事效应：“弑父”意味着对孝或孝道的拒斥.事实上,依托于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延续了五四阶段的非孝思潮.“非孝”对孝或孝道的否定,必然会导致部分新时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的空缺.

“弑父”有着重要的政治学文化学意义.封建道德认为,“小孝”是孝亲、顺亲、敬老及“报本返始、慎终追远”；“大孝”是移孝作忠——忠君,所谓“以孝事君者则忠”.历代中国封建君王都强调由社会个体的“小孝”升华到“大孝”的重要性,把孝或孝道当作巩固封建统治、强化专制集权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正是利用了封建文化“由小及大”的建构策略,由对父权的颠覆而达到否定整个封建文化及专制主义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弑父”更侧重于其文化目的——先驱们将“立人”、“发见人”摆在第一位,希冀通过对封建礼教的颠覆而改变封建子民的生存现状,而新时期文学的“弑父”则带有更明显的政治目的,将清算历史、反思历史、针砭一种特殊的政治文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因为一个刚刚结束的时代留下了太多由政治所致的创伤与记忆.因此,与五四文学的“弑父”相比较,新时期前期文学的“弑父”少了一些演绎、表演、张扬的成分,多了几分痛楚、滞重与沉郁,被“弑”之“父”的现实内涵远远大于历史内涵.也因此,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文化的距离更遥远,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小说几乎根绝了容纳孝文化内涵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看待这一问题.首先,新时期前期小说“弑父”的叙事指向特定的政治文化学目标,而不是偏向文化的孝道；其次,“弑父”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行为,就是对孝或孝道的反动：第三,新时期前期小说的“弑父”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文学/文化行为,它对包括孝文化在内的整个封建文化进行了颠覆.总之,在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新时期前期”小说中孝文化内涵空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二、启蒙与“审父”

启蒙,即以理性光芒启迪蒙昧者,开启大众的蒙昧心智.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文学承担了启蒙的主要任务.众所周知,启蒙者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来自西方的主义思想与人道主义精神,在外来文明之光的烛照下,父辈的精神痼疾与人格缺陷显露出来,某些被父辈视为圭臬的东西变为糟粕,因此,启蒙者获得了评判父辈的话语权,“审父”成为一种常见的叙事模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成为流行的叙事心态.鲁迅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以文化先知的身份审判传统文化,其审父叙事具有典型性.在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等人物的精神被男性化,阿Q、闰土、七斤、华老栓等人物的人格被“父性化”,这些灵魂麻木的“国民”成为剖析的对象.由人物个性国民性.深挖“国民”的“沉默”与封建专制文化的内在关联,这种叙事模式为后来的国民性审视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范本.

在新时期前期,当文化精英们自诩为文化先知,担当起“二次启蒙”的历史重任时.他们继承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先驱们的文化思路.当然,作家们向五四文学皈依,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对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的反思,呼唤“启蒙”,而“启蒙”必然会导致作家们皈依五四文学精神.正如沉风等人指出的：“在70年代末,自命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者的文化人继承了五四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放精神、创造精神、反叛精神极大地鼓舞和启迪了当时的文化人,‘德先生’和‘赛先生’以及人道、博爱精神,又一次重现在文化人的精神旗帜上.”

同“弑父”一样,新时期前期的“审父”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乔典运的《冷惊》是“审父”的代表作.王老五是“窝窝囊囊的庄稼人”,他样样不如人,可今年种的韭菜却长得特别好,他既舍不得吃也舍不得卖,但菜却被别人偷割了.王老五气昏了,壮起胆子骂了几句话,可没想到新上任的李支书找上门赔礼道歉,说是他老婆偷了韭菜,临走还硬塞给他五元钱.王老五害怕了,他认定李支书一定会狠狠地报复,就诚惶诚恐地上门赔罪.乡里来了干部,王老五就认为是李支书找来整他的；村里丈量土地,他认为这是设计把他的好地换掉；治安员在路上没跟他说话,他认为这是“整人”的前兆.王老五惶惶不可终日,精神错乱,最后病倒了.解铃还得系铃人,王婆哀求李书记上门把王老五“整一下”.李书记上门骂了一通,王老五如释重负,恢复了健康.作品的主题分支之一是揭示“中国农民中的一种消极落后的心理”和他们对权力的“本能的恐惧”.显然,这一主题分支的思想支撑与五四文学的“审父”叙事关系密切：作品揭示了封建专制文化对父辈的驯化及父辈在特定时代背景中表现出来的驯顺、麻木、委琐,在老农王老五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闰土等人物的影子. 很多作品在更开阔的视野中审视父辈,部分作品的“父子互动”情节引人注目.《永不回归的姑母》、《苦寒行》等作品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王祥夫的中篇小说《永不回归的姑母》以“我”的眼光观照“老鬼父亲”、“邪恶的大爷”（伯父）等父辈,谴责了父辈在一个饥饿与政治高压相伴而行的时代的所作所为,通过父辈们对姑母的出卖而展示了父辈的自私、愚昧及人格的委琐.“我”是历史的见证人和道德的审判人.何士光的中篇《苦寒行》的深刻之处在于：不仅揭示了父辈病态人格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而且还揭示了病态人格与世代相传的懒散生存方式的关系.这一作品虽然花费许多笔墨描写子辈朱老大的懒散无能、盲目自大、麻木愚昧,但同时也揭示了父辈朱二爷的行为方式对子辈的影响,例如,朱二爷不断逃离那个家徒四壁、躺在床上能透过房顶看见星空的家,朱老大也像父亲一样不断逃离；朱二爷经常在破旧的小茶馆里玩纸牌,朱老大的口袋里也经常装着一副“花花塌塌的纸牌”；朱二爷有了钱就摆阔,朱老大一有钱就花掉.梨花屯的夜空经常飘荡着母亲们妻子们“穿透着人的心肠”的“呼唤”,小茶馆里不断进发出“来自远古”的“喧笑”.梨花屯人的麻木、怠倦、慵懒等禀赋代代相传,人们安于现状,得过且过,他们的灵魂在“苦寒”中麻木、猥琐.

同“弑父”一样,“审父”也消解了子辈对父辈的敬畏与恭敬.然而,被“审”之父不同于被“弑”之父,因为被“审”之父一般没有太大过错,不是被谴责被批判的对象.尽管被“审”之父值得同情,但他们都不是被尊敬的对象,而是被愚化的封建子民的缩影或代名词.他们的品格或禀赋决定了他们成为被评判、被考究的对象,他们的人格特征与禀赋消解了他们的“父范”,因而也阻遏了作品中孝文化内涵的生成.例如,在那些有着“父子互动”情节的作品中,子辈或因父亲的委琐而低看父亲（如《永不回归的姑母》中的“我”对父辈的态度）,或因父辈品格的传承带来子辈的窳败,以致父辈威仪与尊严尽失,从而不再享有受尊敬的资格（如《苦寒行》中的朱二爷）,因而指向父辈的“孝敬”不可能发生.新时期是一个充满反思与反叛、日趋理性的时代,这个时代拒斥盲从与愚孝,“子不言父过”、“为长者讳”等孝道教条至少在文化层面对子辈不再具有约束作用,因而父辈委琐的人格不能激发子辈的孝敬之心.

事实上,“审父”涉及到一个人类学层面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父辈的反叛关联着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前喻文化权威的丧失与后喻文化地位的急速提升,导致子辈对父辈的失敬,也导致新时期部分小说的孝文化内涵缺失.美国学者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前喻文化来自数千年的文化积累,带有“野蛮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质”.前喻文化是在前辈教育后辈、后辈模仿前辈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后喻文化是在后辈为前辈示范、前辈向后辈学习的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前喻文化使长辈受到重视.是因为“他们知道的最多,并且对许多事情完全能够胜任”.然而,时代在飞速发展,随着工业时代与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年轻一辈迅速地接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知识,因而他们“在对神奇的未来的后喻型理解中获得了新的权威”,在崭新的时代里,前喻文化的传统性、经验性受到了后喻文化的科学性、实证性、新颖性、现实性的挑战,二者的冲突在所难免.父子冲突是两种文化冲突在文学中的投影.新时期小说承接了五四小说父子冲突的基本模式,但内涵发生了变化：在五四阶段,父子冲突主要在文化观念层面发生,但新时期的父子冲突则融入了经济因素,因为在这一阶段,工具理性日益张扬,而工具理性张扬的主要动因是经济的变革与发展.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段时间内,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小说有一种典型的父子冲突模式：面对经济的变革,父辈彷徨犹疑,裹足不前,而子辈却大刀阔斧,勇往直前.《鲁班的子孙》（王滋润）、《苍生》（浩然）、《土地》（田中禾）等作品是演绎两种文化冲突的代表作.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揭示老辈农民的保守、狭隘,肯定新一代农民的开拓精神,将年轻人脱离土地的行为看成是冲破习惯势力的羁绊之举.这些作品的基本结构模式是：父辈阻挠子辈开拓——子辈坚持探索——子辈获得成功,父辈最终妥协或认输.例如,在《土地》中,父亲福成老汉信守“金饭碗,银饭碗,都不如泥饭碗”的人生信条,认为苦做节俭是立身之本,但高中毕业的宝宝接受了新潮的发家致富理念,坚持外出经商获得成功,最后福成老汉不得不承认儿子道路选择的正确.依傍五四文学精神的父子冲突模式,是“审父”叙事的特殊表现：通过父子冲突而展示不同思想观念,从而展示父辈的守旧与落后.在父子冲突结构模式中,前喻文化的优势尽失,后喻文化的权威性消解了父辈的至尊地位.对孝进行了无情的颠覆：由对文化的承载者及其所承载的文化的有用性的否定,进而否定承载者的权威及其所承载文化的地位,从而消除对父辈的崇拜之情与恭敬之心,亦即消除了“孝敬”之心.

三、余论

新时期的“弑父”与“审父”存在一种泛化现象：将中青年人物父性化、父亲化——赋予中青年人物以农耕父亲气质或封建专制的家长人格,将人物当作父亲或父辈进行批判或观照.“农耕父亲”一般具有在封建专制主义语境中生成的委琐人格和同于农耕经验的智力水平与认知能力,保守、狭隘、愚昧是这些人物的共性；“专制家长”大多持有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僵化思维方式,享有依傍于宗法文化的权威,固执、暴戾、专横是这类人物的共同性格特征.《拂晓前的葬礼》中的田家祥、《桑树坪纪事》中的金斗、《李顺大造屋》中的李顺大、《陈奂生上城》中的陈奂生等人物是父性化、父亲化的典型.毫无疑问,“弑父”与“审父”泛化在更大范围内阻遏了孝文化内涵的生成.“弑父”与“审父”的泛化现象还包括“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赋予“母亲”以男人的粗野、雄放,让“母亲”行使父亲的职责,扮演封建专制家长角色,使“母亲”成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化身.刘子成的《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周大新《紫雾》中的老五奶奶就是“母亲”男性化、父亲化的典型.例如,在《青纱帐,母亲》中的“母亲”“拎着大烟袋,甩着解放脚”,是“黑土地上大当家的”.正统观念极强的“母亲”“以爱的名义”粗暴地扼杀着年轻人的幸福.“母亲”的男性化与父亲化,在更深层次上阻遏着新时期前期小说与孝的结合.

五四文学精神也是新时期后期小说创作的重要依傍,但在文学语境的变化（如大众文化的勃兴）、形形色色西方文化思想的涌入、其他本土思想资源的出现、文化精英们启蒙的淡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五四文学精神对小说创作的作用力开始降低,影响的范围也不如先前集中,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弑父”叙事或“审父”叙事作为主要叙事方式的文本出现的频率降低,在更多情况下,“弑父”或“审父”作为叙事元素与其他元素组合,或者融入其他叙事方式之中.然而,无论出于哪一种情况,“弑父”与“审父”都会阻遏作品的孝文化内涵的生成.

我们有必要说明,在整个新时期阶段.出现了由不同思想或理念支撑的、形形色色的“弑父”或“审父”之作.例如,西方哲学观念促使余华的先锋作品对“父慈子孝”天伦进行颠覆.“新写实”的创作理念决定了王朔《我是你爸爸》等作品对父辈的恶谑,女权主义思想激励陈染等作家挑战父权,还有五花八门的前卫观念支撑“我”揭示“我爷爷”、“我父亲”羞于启齿的隐私,这些创作行为也影响了孝文化与新时期小说的结合,然而,其影响范围、作用力度、作用时间的持久远远不及由五四文学精神支撑的“弑父”与“审父”对孝文化内涵生成的影响.因为,五四文学精神源远流长,与之相伴的是一个农耕国家的现代转型,这种精神与那些短暂的风潮、时髦的理念有着本质区别.

当然,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因而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并非仅有阻遏孝文化内涵生成的“弑父”叙事与“审父”叙事.而是还有促成孝文化内涵生成的“悯父”叙事与“敬父”叙事.我们将另立专题予以讨论.

作者简介：周水涛,男,1956年生,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000；江胜清,男,1966年生,湖北孝感人,湖北工程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孝感,432000.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