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多作反省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浠水人,早年接受古籍经典教育,后投笔从戎,在军中任职,1949年至台湾,先后任教于台湾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1969年赴香港,继续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新亚研究所授课.著述繁多,主要有《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续篇》等.笔者曾据其《中国文学论集》和《中国文学论集续篇》,重加编选,成《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沉潜往复与“追体验”

得遇熊十力先生,是徐复观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自言：“1944年我在重庆认识了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徐复观《漫谈鲁迅》,《徐复观先生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学论集》第535页,学生书局1985年版）“等到我认识了熊师十力,而自觉到过去对中国文化的卤莽愚妄”（《中国文学精神》之《自序一》,第1页）.他感悟熊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自序》,《徐复观先生全集》第七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1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5年版）,思想上发生了巨大转变,认识到中国文化的重要,重新研习一度被搁置的古代经典.他本人不久也弃武从文,弃政从学,后半生更是完全把精力放到学术上,以治中国思想史为职志,他称这“完全是来自对中国文化的责任感”（《自序二》）.徐先生对中国文化有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把文学、艺术作为思想史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其责也重,其研也深.

徐复观于文学研究,不满足于仅在文学的外部走马观花,而是要进入文学的内部登堂入室.他以自身的经验谆谆告诫青年,在研究文学时,要把精神完全沉浸下去,要在作品中沉潜往复：“有志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也应当把精神完全沉浸下去阅读.”（《自序二》）“有志于中、外文学的青年,不要急于趁热,不要急于趋时,而应先在古典中沉潜往复.”（《文心雕龙浅论之五》,第192页）之所以作此要求,是因为每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都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也不例外,倘不能进入文学的内部沉潜往复,研究便无从深入,这也是徐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实践,针对文学研究的现状发出的肺腑之言.

徐先生一贯重视考证工作,他本人的研究也以考证见长,但他反而认为考证只是文学研究的工作,文献不等于文学,文献研究也不能代替真正的文学研究.文学研究中有的人只是做文献上的工作,却不肯进一步再向文学本身去用力,徐先生对此明确指出：“在某一文献本身有问题时,谈谈文献学,当然是需要的.在没有文献问题的典籍中去大谈而特谈其文献学,便只有把文学驱逐得更远了.”（《自序一》）文献研究尽管为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是文学研究的前期准备工作,但是绝不能代替真正的文学研究,在从事文学研究时,一味地进行文献方面的研究,只会与文学研究的本来目的和意义愈离愈远.他不否认考证的用处,但是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考证在文学研究中作用的有限：“应当承认名物训诂的作用,在诗的注释中,自然有其一定的限度.言语学的努力,无法尽到文学研究的真正任务.”（《释诗的比兴》,第27页）名物的考订,语言的注释,当然为文学研究所需要,但是仅凭这些实无法完成文学研究的任务.他针对文学研究中的本末倒置现象,呼吁“要把文学从语言、考据的深渊中挽救出来,作正常的研究”（《〈文心雕龙〉的本体论》,第166页）.所谓“正常的研究”,实即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他并非是轻视文献学,而是看到了文献和文学研究的分野,力求真正进入文学内部进行研究.他反对以文献研究排斥甚至驱逐文学研究,这与他反复强调的进入文学内部研究相一致,他是希望文学研究能够深入进行,而非仅在外部盘桓.

为了进行真正深入的文学研究,徐先生认为读者应深入作者的内心,与作者感同身受,为此,他提出了“追体验”这一概念：“若说到文学欣赏的过程,乃是一种‘追体验’的过程.‘体验’是指作者创作时的心灵活动状态.读者对作品要一步一步地追到作者这种心灵活动状态,才算真正说得上是欣赏.”（《中国文学欣赏的一个基点》,第75页）“体验”为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追体验”为读者根据作品,发挥想象,追溯、回复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读者只有真正地追溯到作者实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才能够真正地对作品进行欣赏.徐先生开始时是用治思想史的一般方法来治文学,但是后来却发现：“文学、艺术有不同于一般思想史的各自特征,更须在运用一般治思想史的方法以后,还要以‘追体验’来进入形象的世界,进入感情的世界,以与作者的精神相往来,因而把握到文学、艺术的本质.”（《自序三》,第6页）文学、艺术与一般的思想史不同,研究时除了要用一般的治思想史的方法之外,还要以“追体验”的方式才能进入作品所描绘的世界,与作者的思想、精神相沟通,相交流,这样才能真正地深入作品,把握其本质.“追体验”概念为徐复观独创,是他从实际的文学欣赏和研究实践中所得,也指明了对文学、艺术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

徐先生另以诗歌为例,说明“追体验”在文学研究中的过程和功用：“读者与作者,在立体世界中的距离不断地在缩小,最后可能站在与作者相同的水平、相同的情境,以创作此诗时的心来读它,此之谓‘追体验’.在‘追体验’中所作的解释,才是能把握住诗之所以为诗的解释.或者,没有一个读者真能做到‘追体验’,但破除一时知解的成见,不断地作‘追体验’的努力,总是解释诗、欣赏诗的一条道路.”（《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第325页）读者在阅读诗歌作品时,不断地深入阅读、思索,最后似乎可完全把握、领会作者创作时的情境与心理,自身也仿佛与作者合二为一.以作者创作时的心理来阅读作品,这就是真正的“追体验”,以“追体验”方式所作的解释,也才是真正抓住本质的解释.尽管读者和作者之间,总归会有距离,但是“追体验”的努力,不仅可以破除读者的一时成见,也是解释诗、欣赏诗的一条正路,甚至可说是惟一之路.这里虽然说的是诗歌,但是实可推及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追体验”一途,是一切文学和艺术作品,在解释、欣赏和研究时的必由之路.“追体验”揭示了文学研究的一大规律,也是徐先生诸多治文学思想中的一重要概念.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钟书《谈艺录•,序》）徐复观学识淹雅,在研治中国文学的过程中,也不避西方的作品和理论,有时用西方的文艺理论来解读中国文学,有时又将中西文学和理论加以比较,正是在比较中,对中国文学特点的把握才更为深刻.徐先生对中西文学与文化之异虽无专门论述,但在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只言片语,仍不乏真知灼见,如谓：“中国文化不注重纯思辨性的思想,而常是通过具体的事类以表达其思想,此即《事类》篇之所谓‘据事以类义’.等此等处,正可见中西文化性格之违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注38,第168页）“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点之一,在于西方文学只顺着纯文学的线索发展,而中国则伸展向人生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以西方文学的种类少,而中国文学的种类繁,因此,在作品的整理与把握上,中国文学分类的重要性过于西方文学.”（《〈文心雕龙〉浅论之七》,第204页）这些地方要言不烦,揭示出中国文化常用的表现方法,也概括了中西文学不同的发展道路,虽未多加论述,但是光芒难掩,实为后来比较中西文学者指明了路径.于此细微之处,也可见徐先生治文学时视野之宏通,眼光之独到.

个性、社会性与艺术性

徐复观论文学重视个性,认为个性是作品的生命：“没有个性的作品,一般地说,便不能算是文学地作品.尤其是文学中的诗歌,更以个性的表现为其生命,这在中国过去,称之为‘志’,称之为‘性情’.”（《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第1页）这里所言的“个性”,即作者在作品中所表现的情志、思想,并非指作品在艺术上的特征.徐先生将作品是否具有个性,提升到了作品能否算文学,是否具有生命的高度,因为“真正好的诗,它所涉及的客观对象,必定是先摄取在诗人的灵魂之中,经过诗人感情的熔铸、酝酿,而构成他灵魂的一部分,然后再挟带着诗人的血肉（在过去,称之为‘气’）以表达出来”（同上）,也就是说,只有作者本人先真正受到震撼,然后经过他感情的熔铸,灵魂的荡涤,最终饱和着他的血泪情感喷涌而出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亦即如王国维述尼采语：“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人间词话》）通过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有个性的作品,也才是真正的艺术.

在强调作品个性的同时,徐复观也重视文学的社会性,即作者的个人情志所容纳的社会内涵.他认为个性与社会性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实相统一：“诗的个性,同时也即是它的社会性.”（《传统文学思想中诗的个性与社会性问题》,第1页）“伟大诗人的个性便是社会性”（同上,第2页）.个性与社会性之间,又需要由“道德心”将二者打通,“诗人有个性的作品,同时即是富于社会性的作品.这实际是由道德心的培养,以打通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的”（同上,第3页）.所谓“道德心”的培养,是指诗人通过加强自身修养,突破自身樊篱,将个人与社会,自身与时代联系起来,作者与社会的联系愈广,自己的思考愈深,作品所体现的社会性就愈广.这将个性与社会性中间的障壁打通的“道德心”,也就是庄子所说的“虚、静、明”之心：“‘虚、静、明’之心,乃是人与自然,直往直来,成就自然之美的心,我便说这是艺术精神的主体.”（第8页）诗人作者只有具有“虚、静、明”之心,才能虚纳世物,静观世务,明彻世理,自觉地将自身与社会联接起来,也才能创作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作品.

正因为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既具有个性也具有社会性,所以徐先生自然地也提倡以作品促进社会进步,“若说这是文学中的功利主义,则这种功利主义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第82页）,他以具体事例阐明了个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正是中国文学自《诗经》以来的一个伟大传统.同时他也明确区分了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社会性的关系：“应当鄙视个人的功利主义,但应当重视对社会大众的责任感.”（同上,第83页）正因为对诗的个性与社会性持相统一的观点,所以徐先生在论述文学作品,特别是分析诗歌时,认为“诗人、诗,总是生活在他的时代里面的”（《宋诗特征试论》,第405页）,注重联系作品产生、作者所处的时代.如在论及宋代之诗的特征时,从六个方面论述宋诗特征形成的背景（同上,第403―405页）,在对李商隐的《无题》诗进行研究时,也花大笔墨,结合作者的时代和身世,并分析其人格（《环绕李义山（商隐）〈锦瑟〉诗的诸问题》,第284―310页）,使对《无题》诗的解读,建立在较坚实的基础之上.注重从古代文学作品和思想中把握其规律,发掘其价值,亦是徐先生治中国文学的一大特点和贡献.

诗歌具有个性与社会性,其他艺术样式,如小说,也是如此.徐先生对于小说的创作过程和社会性也有认识：“成功的小说中,一定有作者个人的背景,及由此种背景所引起的深厚感情.”（同上,第414页）“作者的共感愈深、愈广,则他的作品所引起的感染力愈大,所以共感是测度一部作品价值的基本条件.”（同上,第414页）作品涵盖的社会性愈广,则其产生的效果便愈大.他也反对视《红楼梦》为作者的自叙传,因为“任何文学作品总会融入作者个人的若干身世背景,也是理所必然,不需要什么特别考证的”（同上,第407页）.同样,对于脂批,他也认为不能过于迷信：“凡是以脂批来证明《红楼梦》是雪芹的自传或合传,根本是不能成立的.即是,这一派在这一方面所下的功夫,大体上都是白费的.”（同上,第408页）徐先生对考证派红学的根本否定,正是基于他对小说创作的通达认识.

徐复观标举文学的社会性,也重视文学的艺术性,并要求二者的统一.“文学的艺术性是社会意识表现的自身要求”（《中国文学讨论中的迷失》,第79页）,“艺术性是附丽于内容而存在,可以说这是出自内容自身的要求,无所谓独立性的问题”（同上,第83页）.徐先生认为文学作品的社会性和艺术性密不可分,艺术性是内容表现的自然要求.他也据此指出后人对司马相如赋的误解：“后人多误于扬雄‘讽一而劝百’的话,便仅从‘侈丽闳衍之词’去了解司马相如,以为在他所留下的作品中,仅有艺术形式的价值,而没有艺术内容的价值,这是千古以来对他的最大误解,也是对文学自身最大的误解.”（《西汉文学论略》,第369页）文学的形式与内容二者实不可分,内容上的创新,必伴随着艺术形式上的突破,“相如的表现形式,是创造性的形式”.徐先生破除了人们的成见,恢复了司马相如赋的价值和本来面目,也以文学创作史实印证了文学作品的个性、社会性和艺术性三者的一致性.

考证、想象与辨析

徐复观虽认为考证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他并非不重视考证,实则他的每篇文学研究论文,几乎都涉及考证,他在《红楼梦》研究上对于对赵冈、潘重规的批评,也都是因为考证的问题.徐先生“反对的是从错误前提出发的错误考证”,“反对的是从错误前提出发,以至凭空捏造曹家历史”（《我希望不要造出无意味的考证问题》,第430页）.赵冈继承胡适衣钵,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潘重规无视诸多《红楼梦》为曹雪芹所作的资料,坚持《红楼梦》为清初明遗民所作宣扬反清复明的思想,徐先生以这些在大前提错误情况下所作的诸多考证,皆为无意义之举.徐先生认为,治学首先要有一个诚实的态度：“结论尽管各有不同,但研究的态度及导向结论的方法,不能不要求客观而严谨,尤其是研究态度的诚实不诚实,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解释有决定性的作用.”（《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第435页）所得的结论可以不同,研究的态度和方法则需严谨,而在态度和方法之间,又以态度为重要,因为态度决定方法,“态度问题,比方法更重要.等有了能虚、能勤、能慎、能改的态度,则方法是在工夫中产生,修正的.”（徐复观《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徐复观先生全集》第七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113―114页.此文第一节的标题也就是“治学的态度比方法更重要”）考证作为治学的方法之一,实受到态度的影响,徐先生对一些人“考证”工作的批评,正是为了端正治学态度.

考证为实,想象为虚,二者似不兼融,徐先生却对想象也给予青睐,提出“没有想象,便没有文学”（《中国文学中的想象和真实》,第73页）.认为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虽然没有“想象”这一概念,但并不证明中国文学作品中没有想象,“说中国文学中的想象力贫乏,这是出于对文学自身的无知”（《中国文学中的想象和真实》,第73页）.他另以《长恨歌》为例,说明想象与考证之别:“想象的合理性,不应当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而是要由想象中所含融的感情与想象出来的情景,是否能够匀称得天衣无缝,来加以衡量的.”在对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后,徐先生对作品中的想象与考证作了明确的区分,也对想象是否合理提出了科学的评判标准.

除了史实的考证,徐先生也重视文学批评中概念的辨析和语词的疏释.他认为只有先把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中的基本概念,结合具体材料加以实际的检验解析,并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掌握,自如运用：“每门学问都有若干基本概念,必先将有关的基本概念把握到,再运用到资料中去加以解析、贯通、条理,然后有水到渠成之乐.”（《自序三》,第7页）他也不讳言,中国的传统理论批评著作中,很少对概念下明确集中的定义,常只作“触机随缘式的表达”,今人必须对其作“完善周密的归纳,虚心平气的体会,切问近思的印证”,才可把握其真实含义,否则就很难把握概念的真实内涵,甚至会曲解古人,误入歧途.对于语词的疏释,徐先生也予以重视,他深知“古人使用文字之惯例,同为一字,其范围有广狭之殊,层次有上下之别”.“凡属形而上性质的名词,其所表征的意义,可以由人作多方面的发现与规定”（《〈文心雕龙〉浅论之二》,第175页）,正因如此,文学批评中的概念和语词常缠杂不清,更需要予以辨析.徐先生对刘勰《文心雕龙》和陆机《文赋》语词的疏解,正是他这方面思想的具体实践,相关论述,也是从他实践中得来的甘苦之言.概念的辨析,语词的疏释,史实的考订,是徐先生治文学的基点,也贯穿他文学研究的始终.

徐先生的文学研究思想极为丰富,约而言之,其与人共勉之“实事求是,多作反省”（徐复观《由〈尚书〉、〈甘誓〉、〈洪范〉诸篇的考证,看有关治学的方法和态度问题》,《徐复观先生全集》第七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150页）差可概之.其治文学的具体成就及贡献,容另撰文再述.

（作者单位：韩国首尔高丽大学中语中文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