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的

仿佛转眼之间,距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近代文学批评史》(AHistoryofModem Critici,1955－1992)最后一卷问世已过去20年了.如今,尽管作者早已长眠于地下,世界学术潮流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部煌煌巨著仍然是该研究领域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著作,也已成为20世纪西方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可以说,正是通过韦勒克的不懈努力,把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学术建树和深影响必将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发扬光大.

因此,全面评价《西方文学批评史》并不是这样一篇文章所能胜任的.本文的任务是评述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并就若干问题作出评价.概括起来,这些问题包括：批评史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关系,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的关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理论见解与批评实践的关系,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潮的关系,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等等.显然,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在批评史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因而无论其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都不无借鉴意义.

一、

与美学史研究相比,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起步较晚.一百多年前,乔伊斯宾加恩(J.E.spingarn)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史》(History 0f Literary Critici in the Renaissance,1899)和乔治圣茨伯利(Gee Saintsbury)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History 0f Critici and Literary Taste in Europe,1900-1904)相继问世,共同开创了批评史研究的风气.稍后,各种批评史著作相继问世,成为一时的学术“热点”.诸如,鲍德温(c,J,Baldwin)的《古代修辞学与诗学等于》(Ancient Rhetoric and Poetics,1924)、《中世纪修辞学与诗学》(Medieval Rhetoric and Poe,tics,1928)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与实践》(Re,naissanceLiteraryTheoryandPractice,1939)、阿特金斯(J,W,H,Atidns)的《古代文学批评》(LiteraryCriti,ci in Antiquity,1934)和《英国文学批评》( EnglishLiterary Critici,1943-1951),等等.然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除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之外,早期的批评史著作几乎都是断代史,论述范围大多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涉及18世纪以来批评情况的仅占极少数.正如我们所知,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学批评的源头,文艺复兴时期则是近代批评走向繁荣的起点,对此进行发掘和研究本无可厚非,但一味地厚古薄今,却使批评史研究变成了一种学究式的史料考订,既缺乏融贯古今的开阔视野,也与当代批评的进程相脱节.

相比之下,韦勒克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来.而他之所以选择1750年至1950年间的批评发展为论述范围,原因就在于：“比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当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反之,也只有借助于现代文学理论的眼光才能对它有所理解.”在韦勒克看来,且不说古希腊罗马和中批评,就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的这段批评史,也与当代文学批评没有多大关联.在那三个世纪里,批评家反复讨论的无非是亚理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原理,很少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这种状况直到18世纪后期才有所改变,这就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解体和浪漫主义批评的兴起.韦勒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20批评可视为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批评的混合体,尽管许多新学说(如语义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对它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它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以前就曾经提出过,而且深深植根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的文学批评之中.因此,选择18世纪中叶作为讨论的起点,与20批评相互参照,彼此说明,便构成了《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一个显著特点.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且不说描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后期的批评史就占据了该著的前四卷(第一、二卷,1955；第三、四卷,1965),其篇幅远远超出了作者原先的设想.而且,面对20世纪复杂纷繁的批评格局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即使韦勒克这样一位博学多识、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也感到了在取舍和概括方面的重重困难.因而相隔20多年之后,韦勒克才陆续发表了后四卷.第五、六卷(1986)分别论述20世纪前期英、美两国的文学批评,而第七卷(1991)和第八卷(1992)则论述了同一时期德国、俄国、东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学批评.由此,韦勒克不仅为我们系统梳理了近二百年来西方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也充分显示了批评史研究的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或许可以这样说,韦勒克给我们的―个重要启示就在于：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都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因而唯有深入研究批评史,才能理解和把握当今批评的演变趋向.反过来,唯有以当代文学理论为参照,批评史研究才会取得自身发展的动力,获得长足的进步.因此,研究批评史,务必树立两个观念：其一,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此前的哲学产生出来.因此,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昭示给我们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的生成,而乃是昭示我们自身的生成和我们的知识或科学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批评史,就是研究文学批评本身.因为今天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以往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中生成、演变而来的.因此,鉴往知来,唯有通过深入研究批评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研究文学理论.其二,如果批评史研究要想不成为一种纯学究的史料考订,就必须以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为参照,始终保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关注.正如韦勒克一再强调的,撰写批评史不能没有一套参考框架和取舍标准,而这将受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影响,并为我们自己时代的文学理论所制约.

二、

如上所述,修撰任何批评史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理论立场,不能没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和评价尺度.然而,乔治圣茨伯利等早期批评史家却常常忽视对文学理论问题的阐发,将批评史混同于一般的文学趣味史,其结果便流于罗列一些零散的批评见解,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和价值判断.与此相反,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十分重视对理论问题的阐发,也从未放弃对价值问题的评判.韦勒克曾多次指出,他所采用的是广义的‘批评’概念,不仅是指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而且主要是指有关文学的 原理和理论,即对有关文学的本质和功用,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类型、起源和历史等方面的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批评史也就是一部文学理论发展史,“着重关心的是追溯文学理论的历史,即关于一切想象性作品的诗学,无论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写的”.另一方面,韦勒克强调,批评史研究不应当成为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批评史家不能一味罗列事实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事实上,批评史家总要对文本和作者加以选择,‘想要一种完全中立的、纯说明性的历史,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幻想.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没有一种方向感、某种对未来的预见、某种理念、某种标准,以及某种后见之明”.

然而,持有一定的理论立场和评价尺度,并不意味着可以对研究对象任意曲解,也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上的相关理解弃之不顾.批评史家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理论家,其任务并不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是必须对历史上的那些批评现象进行描述,作出阐释,从而展开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因此,如何处理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的关系,就成为批评史研究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早在与奥斯丁沃伦合写的《文学理论》(TheoryofLiterature,1949)中,韦勒克就针对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重建论”和相对主义,提出了一种“主义”(perspeetivi)研究策略.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不能仅仅归结为其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它是―个积累的过程,即历代读者对这一作品鉴赏和批评过程的结果.因此,“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司循的发展过程)等‘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把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而在批评史研究中,韦勒克再次重申了这―研究方法：“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不是我的指导标准,我的标准是一种‘主义’,它试图从各个可能的方位来打量这一客体,并确信存在着这一客体：正如不管盲人们如何各执己见,大象总是存在的.”

简言之,批评史研究中的“主义”方法,就意味着既要阐释批评文本的本来意义,又要考虑到历史上对它们的各种理解；既要阐释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又不能放弃自己对它们的判断.唯有这样,批评史研究才能既避免重蹈相对主义的覆辙,又避免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沼.当然,鉴于乔治圣茨伯利等早期批评史家的教训,韦勒克更为警惕的是如何绕开相对主义的陷阱.在他看来,现代文学批评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彻底的相对主义,它将导致价值判断的混乱和空泛的怀疑主义.因此,强化理论阐释和价值评判,抵制相对主义的立场,是韦勒克批评史研究方法给我们的另一重要启示.

“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批评家奥威史雷格尔那里.早在《关于美文学和艺术讲座》(1801-1804)中,史雷格尔就强调指出,历史与理论是互相依存的,离开了艺术理论这一取舍标准,艺术史就会消失在令人疲惫的冗杂状态之中.在他看来,“不同的人都能够看到同一个中心点,但因为每个人都从周围的一个不同点出发,所以他们是沿着不同的半径达到中心点”.因此,史雷格尔既否定了批评中的绝对主义标准,也批驳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论调.正是基于这一点,韦勒克对他的批评理论作了高度评价.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在于韦勒克的学术来源,而在于他是如何将这一方法具体运用于批评史研究中的.只要认真读一读《近代文学批评史》,我们就不难发现,所谓“主义”,在韦勒克的研究中,正是通过阐释文本、辨析概念、考察评论史,进而作出价值评判来完成的.

三、

从写作伊始,韦勒克就意识到,尽管批评史所提出的问题与思想史研究颇有相似之处,但纯粹的“思想史”方法,既不能使我们对批评家的结构松散而又不无矛盾的见解有任何了解,也不能帮助我们领略那些批评家的全部风采.韦勒克的目标则是通过自己的著述,不仅对文学理论的演变进行描述,而目将那些伟大批评家的博大精深和动人之处带给读者.在他看来,托马斯库恩(Thomas Kutm)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中所提出的“范式”理论并不适用于批评史研究,因为在批评史中,既不存在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史上的全面变革,也不存在完全由一个人和一个命题所主宰的时代.恰恰相反,“在批评中,至关重要的是个人创见,而不是集体的思潮.绝不应当把批评家仅仅视为(思潮的)‘实例’.”因此,注重对批评家进行个案分析,就成为韦勒克批评史研究方法的又―显著特点.

事实上,正如我们所知,自从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以来,批评史就有了两种研究方法,因而也有了两种撰写体例.大体说来,威库维姆萨特(w K,WJmsatt)和克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Literary Criti,ci：AShortHistory,1957),主要是围绕若干批评思潮或理论问题而展开的,而批评家的处理则从属于对这些思潮和问题的阐述.这种研究方法的长处是便于对思潮和流派的总体把握,使一些理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晰地呈现,然而却疏于对每位批评家的深入认识.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则不然,基本上是以批评家为纲,虽不便于从整体上勾勒出批评史的演变与发展,但却能够深入细致地展示每位批评家的理论风貌.至于思潮的演变和问题的梳理,则放在有关章节的行文中加以交代.因此,前一种方法是相对宏观的,后一种方法是相对微观的.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各有利弊.但我们理应认识到.任何宏观研究都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流于空疏,失之轻率.

从今天来看,韦勒克的许多见解之所以经得起推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采用了这种相对微观的研究方法,从而深入辨析每一具体问题,避免了笼统的概括和浮泛的断语.举例来说,柯勒律治在《文学生涯》第14章中把想象力描述为各种对立成分的均衡或协调的那段文字,早已成为英美现代文论的“经艾”,不仅托斯艾略特、理查兹多次引述过,而且新批评派的核心人物也对此倍加青睐.唯独韦勒克不为前人所囿,对它作出了精辟分析.他指出,柯勒律治所罗列的各种成分多半是极其随意的,从中不难发现他思想上的“任意的折中主义”.因为在他的表述中,想象力所协调的并非只是属于诗人心智的诸因素,也不只是属于作品方面的诸因素,而是将诗人、作品、自然和读者的感受一勺烩了.因此,正是在这些容易为人忽视的问题上,显示了韦勒克作为一个批评史家的独到眼光.

同样,人们也容易推测,以韦勒克的反实证主义的立场,很可能会极力贬低朗松的文学史研究,将他打入另册.其实不然,韦勒克并未采取简单化的做法,而是高度评价了他的《法国文学史》(1894)所取 得的成就.在韦勒克看来,该著“事实上远非一般的教科书,对朗松的通常形象(即作为严格的探究方法的教导者)多少也有所修正；因为这部《法国文学史》将总的历史概括与心理写照、个性描绘和批评判断结合了起来等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现象,而不是作者生平或社会背景.他务求在作品中发现个性.朗松在实践中的确如此：他揭示观念、感情、情绪和态度的特征；不仅描述、阐发、解释,而且也加以判断,并不时夹带着机敏的警句和个人的心得”.如此精当的评语,远胜于那些想当然的“宏论”.

即使对于那些打着共同旗号或早已被划入一类的批评流派,韦勒克也从不作笼统的论断,而是充分注意到每位批评家的个人建树,作出具体、细致的分析.批评家都是个体,他们谈论着自己的感受体会,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见解,又以独特的方式组合成各种理论.在韦勒克看来,尽管新批评派具有共同的特征,但组成这支同盟军的成员之间在文学见解上远不是步调―致的,相反,他们时常持有极为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理论.因此,他对每位新批评派的成员都用专章作了评述.同样,在撰写“俄国形式主义”一章时,韦勒克先概述了它的历史和基本倾向,然后分别论述了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等主要代表人物.他指出,为了准确描述俄国形式主义,就必须对这些主要人物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他们事实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气质和学识.如果考虑到当时搜寻这方面文献是何等艰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钦佩韦勒克严谨的治学态度.

当然,一部批评史不应当只是对个案的分析,还必须把握文学理论和批评方法发展的内在逻辑.韦勒克的理想毋宁说是既致力于批评家的肖像描绘,也力求对近代文学批评的演变进行总体概括.不过,平心而论,他在微观研究方面极其出色,而在宏观研究方面则由于撰写体例的限制而显得有所不足,以致当年朱光潜先生批评该著“过分着重每个时代的个别代表人物,而对每个时代的总的精神面貌则往往没有抓住”.此语虽然近乎苛评,但却不是毫无道理的偏见.倘若要替韦勒克进行辩解的话,那么,以当时批评史研究的实际状况来看,他采用这种相对微观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

与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相比,韦勒克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同时兼顾了批评家的理论主张和批评实践,为讨论有关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留下了足够篇幅.韦勒克多次谈到：“文学的理论、原则、标准不可能在真空里取得：历史上每一位批评家都是在与具体艺术作品的联系中发展了他的理论,而他对这些作品必须选择、解释、分析,终究还要加以评价.一位批评家对文学的看法、分析和评价,都是由他的理论来支持、加强和发展的；而理论则由艺术作品来形成、支持和说明,由艺术作品来使之具体化并显得言之成理.”这就是说,每一位批评家的理论都受制于他的文学视野,一旦脱离了特定的语境,我们便无法真切地认识他的理论主张.因此,在着重描述文学理论的发展的同时,韦勒克总是注意对那些具体的批评见解加以考察,将它们与批评家的理论主张加以比较,参照说明,尽管他承认,要在美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实用批评之间作出恰当的区分,并不是―个可以先验解决的问题,而只能凭经验来予以处理.

而在《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众多章节中,这类将理论问题与批评实践加以综合考察的实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例如,“论托斯艾略特”一章,就充满肯定了他在文学理论和实用批评两个方面所作的贡献.韦勒克认为,就批评实践而言,艾略特对20世纪前期英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比其他人更多地促进了文学趣味的转变,并重新评价了英国诗歌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主要人物；他强烈反对浪漫主义,贬低弥尔顿及其传统,推崇但丁、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家、玄学派诗人和法国象征主义者,把他们视为伟大诗歌的“传统”.与此同时,韦勒克也高度评价了艾略特在诗歌理论上的建树：他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他对创作过程的描述,即所谓“统一的感受”和“客观对应物”；他对西方文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他把英国诗歌史视为一个“感性的脱节”的过程,等等.而这些理论建构,又反过来支撑着他的审美趣味.又如,克罗齐所谓“艺术即直觉”的见解,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一种形式主义.通过考察他的批评实践,韦勒克则发现,事实上克罗齐对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却很少感兴趣,倒总是试图说明诗人的主导感情,对作家进行所谓的的“性格批评”.由此可见,同时兼顾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不仅使人读来意趣盎然,同时也收到了将理论与批评彼此参证、相互发明的功效.

如何处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是批评史研究中的另一课题.正如我们所知,许多批评家同时也是诗人或作家.这在英国文学史上尤为常见,诸如德莱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等,既是文学史上独领的诗人,同时又是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此外,许多批评文献也是专为某一文学流派辩护而写的.例如,史雷格尔兄弟是德国耶拿派的领袖,俄国形式主义则与未来主义有密切关联.但韦勒克强调,且不说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脱节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仅就批评史的研究对象而言,“应该坦率承认,批评史是一个有其内在旨趣的论题,甚至与创作实践没有什么联系：它只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与当时产生的实际文学仅有松散的关系”.因此,在韦勒克看来,在批评史研究中,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我们必须把批评当作一项相对独立的活动等只有界定学科的范围,我们才有希望驾驭住它”.由此可以理解,韦勒克从不讨论像席勒的悲剧理论是否与他的创作相符,华兹华斯是否按他的主张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来写诗,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是否在其创作中得以兑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然的话,批评史研究就会偏离自己的特定目标,而滑人文学史的研究领域.

然而,当韦勒克要求批评史研究不作因果性的解释,避免探讨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潮、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时,他却遭致了其他学者的指责.正如哈里列文所指出的：“显然,韦勒克无意做―个科学家――无意去做一个解释事物原因的人.倘若如此,那他又何必要去写批评史呢如果一部历史要想不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毫无意义的排列,那它就必然要对事物的原因进行探索并作出解释.”这对于一向抵制实证主义方法,倡导文学的“内部研宄’而贬低“外部研究”的韦勒克而言,似乎是一个恰当的评语.

但事实上,韦勒克并没有否认文学批评时常会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18世纪英国文学批评与经验主义哲学的关系,德国浪漫主义批评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19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学批评与实证主义的关系等等.但在他看来,一旦对这些问题加以深究的话,批评史研究就会滑入一般思想史的领域.同时,韦勒克也深知,文学批评作为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可是,要说清一般社会状况和历史原因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把特定的文学理论与某些社会历史现象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则是更加困难的一件事.我们应当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与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潮的变迁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将批评史研究淹没在一大堆社会历史文献和思想史材料中,莫如谨慎从事,才能使批评史的演变呈现出清晰的轨迹.因此,就如何避免学术研究的简单化和片面化而言,韦勒克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西方文学批评通史”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08JA752006.](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