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公共领域\公共知识分子其他

赵老师:

在您的博客上发现了《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中国当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反思》(原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非常感兴趣.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可能也会涉及这个话题.有一点不同想法,请您指正.

您的“文学公共领域”概念主要来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但我觉得哈贝马斯对文学公共领域的论述和您的论述有一定区别(手头没有哈贝马斯的书,只能凭记忆和网上的一点英文资料).

哈贝马斯认为存在着一个作为政治公共领域先导的文学公共领域.这个文学公共领域是非政治的,是由阅读公众、新闻报刊、戏剧公众、宫廷文化人、秘密会社和学院知识分子等各色人等组成的.而且我记得当初阅读这本书时,最让我兴奋的就是发现哈贝马斯的阅读公众主要指的是通俗文学的消费者,他关注的文学也主要是日记、书信、小说等表达个人私密情感的“小叙事”、“私文类”.也就是说,哈贝马斯的文学公共领域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领域.不过,哈贝马斯并没有清楚地表明,这样一个文学公共领域是如何过渡为更严格的政治公共领域的.

而您在界定文学公共领域时,对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内容和功用都做了要求.作家必须要有社会使命感,作品不仅要有“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还要能引起公众的“广泛共鸣和社会参与”.我觉得您这样的界定,基本上是又回到了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那一套理论,不过是换了一些当下更时髦的说辞.用“公共性”替代了“政治性”,用公民社会的理想代替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比如,您说“文学公共领域的舆论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之后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美学力量,它可以让政治诉求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这不就是以前的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翻版吗 因为文学比政治口号更容易打动人心,所以文学是革命的宣传工具.

表达个人生活与感受的文学、文化形式不仅被安排在您理想的文学秩序中的最低位置,而且文化消费还被您指责为是“伪公共领域”.这又让我想起徐贲将超女粉丝称之为“检测象公众”的说法.反正在批判性知识分子眼中,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消费者,不是“伪”的,就是“检测”的.什么是真的呢当然只有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们建立起来的文学公共领域.在这个真正的“黄金时代”的对比下,我们现在所处的“镀金时代”当然光芒晦暗、低劣不堪.

不过,80年代真的是横空出世的天鹅绝唱吗,以至于我们必须成天念叨“郁郁乎文哉,吾从80年代”我在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对80年代的记忆和您对80年代的记忆似乎不太一样.我的记忆中保留了更多的大众文化的踪迹.《霍元甲》、《上海滩》、《射雕英雄传》等电视连续剧向我展现了电视媒介的巨大魅力,费翔、齐秦、张学友等港台歌星让流行音乐渗透到我的生活,琼瑶、梁羽生、金庸和北岛、张贤亮、蒋子龙一样都在我的阅读视野之内.区别只是,前者只能偷着读,靠同学之间相互传阅.我觉得您在讨论80年代的文学公共领域时,把影响巨大的通俗作家排除在外,是不公平的.

从80年代到现在,我个人所经历的文化断裂不是在80年代末,而是在新世纪之交,当互联网在中国社会逐步普及.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对当代文化变迁的价值判断多大程度上是和我们个人的经历有关吴冠军曾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说80年代是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大片”,这些知识分子总是在一个虚构的幻影中寻找让他们的东西.吴冠军和我一样属于经历过80年代的“70后”.

此外,我觉得您在文章中,有几个概念似乎在混用,一个是作家,一个是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公共知识分子.我不知道您是否想说,为了重建文学的公共性,作家都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或者干脆用有公共关怀的文学评论家来取代作家.就我对英美文学的了解,尽管越来越多的作家在接受大学写作课程的训练,作家也不必要混个博士学位,成为具备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更没有必要通过大众传媒发表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像桑塔格那样的人物毕竟是少数.王朔能入选2004《南方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50人” 让我很诧异,他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混混”,如何符合“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这一个条件既然王朔能入选,今天这个榜如果再评,韩寒也应该能榜上有名.一篇讨论文学公共性的文章,最后的落脚点放在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俨然成了文学公共性的主体.抛弃了哈贝马斯的阅读公众,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将对谁说话呢当然,他们总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说自话.

杨玲

2009年7月11日

杨玲:

谢谢阅读并提出质疑,我觉得此文的相关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一些地方也需要作出稍微详细的解释,以免引出更多的误解.

此文是去年八月去新疆参加一个有关“文学公共性”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但当时我并没有完成这一论文,而只是提交了一个较详细的提纲.后来此稿被《文艺研究》催要,且给定的字数是一万五左右,所以才匆忙写出.而写作此文时我已意识到,此文只是在三十年的时间段里回答了一个文学公共性如何形成又如何消失的问题,而更深入的问题(比如文学性与公共性的关系等等)在这篇文章中则无法触及,只能留待后面继续思考.但直到现在,我也依然没有找到时间去延续原来的思路,继续把它写下去.

因字数等原因,这篇文章显然拓展不够,但由此形成的基本判断自认为还是可以成立的.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大体形成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而九十年代以来,这个公共领域已逐渐消失,以至于重建公共性已变得比较困难.而我的基本判断是,即使我们还有重建公共领域的可能,它也没办法通过文学活动加以实现了.在建立公共性的维度上,文学仿佛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或者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形成公共舆论的话语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这种艺术样式已经没能力或不适宜提出与公共性有关的问题了(我并不排除还有一些作家在通过文学作品进行着这种尝试和努力,但往往收效甚微).这样也好,文学就可以回归文学,做它应该做的事情了.前一阵子我断断续续在读《高行健论创作》一书,他的观点对我构成了较大触动.比如,他说“文学要超越政治的干扰,回到对人及生存困境的见证,首先要脱离意识形态.没有主义,回到个人”.“作家不必是斗士,也不以批判和改造社会为文学的宗旨.诚然,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却不必把这种政见写入文学.”但我现在还没想清楚究竟是应该赞成他的观点,还是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意见.

而既然要谈公共领域这一问题,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是绕不过去的.事实上,在写作此文之前,为了弄清楚哈氏所谓的公共领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又重读了这一著作.因为没有对哈贝马斯做过专门研究,所以我无法保证对他的这本书理解得多么到位,但就我的阅读感受而言,我的理解与你的把握还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你的三个判断是:一、这个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无关,二、阅读公众主要是指通俗文学的消费者,三、哈氏所谓的文学公共领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大众文化领域.关于第一个判断,哈氏固然没有明确说明文学公共领域是否与政治相关,但在他的论述中,文学公共领域是作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先导而出现的.哈氏在书中也专列一节内容,谈“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并指出:“以文学公共领域为相似度检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经验关系也进入政治公共领域.”(P55)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人性会成为政治公共领域中发挥影响的相似度检测.(P59)“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按照青年马克思的划分――在当时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P60)所有这些,或许已含蓄地指出了阅读公众的私人经验并不单纯,那里面固然可能有一些小情小调,但有没有一种政治诉求呢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业已证明,但凡文学中涉及到人性问题,人的解放问题,往往也都是与某种政治诉求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哈氏谈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问题时主要涉及欧洲的18世纪,他谈到了卢梭等人的书信体小说,似乎还谈到了法国大革命等等,所有这些,也很容易让人对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的关系产生联想.按照你的理解,如果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是毫无干系的,那它还如何能为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铺路搭桥呢这在逻辑上好像说不通.

你的第二个判断很有意思,也引发了我的思考.从事实层面看,我大体同意你的判断.我之所以同意,并不是建立在对哈氏这本书的理解上,而是其他著作的相关论述可以支撑这一事实判断.比如,洛文塔尔与伊恩瓦特提到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与阅读状况时,都指出了那是一个通俗小说兴起的时代,也是读者对通俗小说趋之若鹜的时代,这意味着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你的判断是可以成立的.但我在哈氏的这本书中并没有看到这一判断,或者按照我的理解,哈贝马斯或许有意无意悬搁了这一判断.他只是谈到了阅读公众所阅读的一些小说,却并没有指认这些小说是不是通俗文学.而且,他所举到的有些作品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能否被看作通俗文学也是大可商榷的,比如像《新爱洛伊斯》、《少年维特之烦恼》、《帕美拉》等.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在哈贝马斯心目中,他所谓的阅读公众或许应该是接受了某种文学熏陶和启蒙(注意他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论述)的思想者,却不一定就是你所谓的通俗文学的消费者.否则,他反复使用的“文化批判的公众”之说就无从成立.

你的第三个判断我觉得也不准确.哈贝马斯反复说明“文化批判的公众”是以阅读活动为其交往基础的,这是生成文学公共领域的前提,而随着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出现,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文化批判的公众”不复存在,“文化消费的公众”应运而生.也正是基于如上原因,哈贝马斯形成了文学公共领域消失、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和伪私人领域诞生的判断.这怎么能说文学公共领域就是今天所谓的大众文化领域呢此言谬矣.

每个人都是带着自己的“前理解”进入到阅读文本之中的,所以你在哈氏这本书中读出了符合你需要的种种东西也并不奇怪.根据我的猜想,正是因为你对私人经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积极功能兴趣颇浓,大概才会形成如上一些思考.但如果读出来的东西离哈贝马斯的思想较远,估计就不是创造性的阅读了.所以读书之法,能否首先贴住作者的思想应该是关键所在.贴不住,贴不牢,刚贴上去就想信马由缰,或许是读书之大忌.当然,我也不敢保证我对哈贝马斯这本书的理解就多么准确.由于哈氏在论述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空白”,所以“填充”的过程或许已加进了我自己的一些理解,但我记得当时要写那短短的一小节内容(即“何谓公共性”)时,还是想尽可能去抽演出哈贝马斯本来的意思的.这一工作做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基本的想法是清楚的:就是尽量不去歪曲它.

关于哈贝马斯的这本书,我想先讨论到这里.我甚至想把这本书作为研究生读书会中的内容,若能找到英译本,可与中译本参照来读,届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下面就进入到中国问题中来吧.

你说我在文章中用“公共性”取代了“政治性”,我不得不承认你的眼光很“毒”,因为我在写作此文时也想过,我是不是换了一套说辞,而“公共性”不过就是原来的“政治性”而已.后来我想到的是,原来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比较狭隘,一谈政治,几乎都是“党派政治”,而鲜有其他意义上的政治.相对而言,公共性的内涵要更丰富一些.当然,我也始终认为,公共性中是有一种政治诉求或政治内容的,拿掉公共性中的政治性,公共性便失去了主心骨,所谓的公共性是否还可以成立也成了一个问题.至于这个政治性如何来理解,或者说我们要为这政治性赋予怎样的内涵,这是完全可以讨论的.

大概正是因为我在公共性中突出了政治,才使你形成了拙文观点具有左翼色彩的判断.对于这一判断,我基本接受,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篇文章只写了一半,而另一半也必须写出来的原因.因为在写作此文时我已意识到,无论是萨特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左翼文学,往往是公共性(或政治性)有余,文学性不足,这样的文学也常常只能赢得一时轰动,然后便风流云散.它们或许具有文学史价值,却很难拥有真正的文学价值.而另一半我想回答的是如何才能让文学在文学性与公共性之间保持一种张力.我很看重这些还在脑子中却一直没有成文的另一半内容,因为单单是从技术的层面考虑,此内容也可以淡化我这篇文章中有些浓郁的左翼色彩和功利色彩.

不过,虽然左翼文学也可以理解为“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但这与我们通常在延安《讲话》“怎么写作论”层面所作出的理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不太清楚你在提到“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时是不是想到了《讲话》,但这一判断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个文本).当我形成了这样一些观点时,我可能想到了本雅明的“艺术政治化”或萨特的“介入文学”,他们的主张都体现出一种“介入”(政治或现实)的思路,也因此遭人诟病(尤其是遭到了阿多诺的批评),但问题是,如果说他们的主张是“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这种怎么写作与的所谓怎么写作是一回事吗所以在这里我的看法是,即使同为怎么写作,其政治的内涵也是很不一样的.所谓的政治其实就是集权主义的党派政治,所以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实际上就是文学为党派怎么写作,本雅明所谓的政治却应该是与集权主义作斗争的政治,这种政治恰恰与集权主义的政治相敌对.正因为如此,本雅明的政治才会被集权主义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如此看来,当你在我的文章中抽象出“文学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命意时,或许已简化了这一命意的内涵,或者是对它作了别样的理解.

接下来,我就来谈谈我所理解的八十年代吧.

八十年代当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年代,但就我个人所经历过的年代而言,这个年代不光是七十年代无法相比,就是后来的九十年代以及现在所谓的“新世纪”也无法企及.当然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与手机之类的第四媒体和第五媒体,人们的文化生活还比较贫困,政治气候也阴晴不定,时松时紧,但所有这一切并没有阻挡知识界“求真”的步伐.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认真地争论着一些学术问题,也争论着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大问题(在今天那些年轻朋友的眼中,或许这便是迂阔之举,非常可笑).与此同时,他们还要把这种争论、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让它们进入到公共空间之中.尽管进入到公共空间中增加了许多危险性,但他们那种不折不挠、前赴后继的精神着实让人敬佩也令人感动.于是我时常想到,八十年代也许是一个人们还可以说真话也敢于说真话的时代,人们沉浸在一种说真话的和冲动之中,努力在为拓宽言路而斗争.而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样一种空间基本上不复存在,人们只能以扭曲的方式表达一些东西,或者是把说真话的冲动强压到自己的无意识深处.而长期的这种压抑,我甚至怀疑这种冲动最终也会消失殆尽.所以表面上看,今天这个时代自由的空间仿佛比以前增大了,但是你有说检测话的自由你同时拥有说真话的自由吗你有消费的自由你有言论的自由吗你有为超女拉选票的自由,你有政治意义上的选票自由吗你有在大众文化中歌功颂德的自由(比如那些红色经典剧),你有让艺术作品向政治叫板的自由吗所以当有人认为我们今天的言论空间非常逼仄甚至恶劣远不如那个八十年代时,我是同意这一判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确可以把八十年代看作黄金时代.

而我在八十年代的经历也可以支撑我的这一判断.八十年代我基本上是在当学生,先是当大学生,后是当研究生.我也耳闻目睹了校园里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精英文化(比如西方的思潮,经典名著,思想界、学术界的种种讨论等等)对青年学生的影响与冲击要远比大众文化更厉害.这并不是说那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就没有作用,而是说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大众文化即使会形成某种影响,它也只能充当配角.既然无论从哪方面看,大众文化都无法承担那一历史阶段的重任,我在谈到八十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时把通俗文学、大众文化排除在外也就可以理解了.当然,若要把这个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我们自然是可以谈论大众文化在八十年代公共领域成型中所起的作用的,甚至也可以专门做这样的文章.但我依然认为,谈论八十年代公共领域的建构,不宜把大众文化、通俗文学放大到一个与它的作用不相称的地步,因为这是对历史起码的尊重.

这就牵涉到我对八十年代大众文化的认识问题.按照我的理解,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与九十年代以来的大众文化是不太相同的.一方面,八十年代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一样,同样被看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而遭到了主流文化的打压,另一方面,大陆的大众文化还刚刚处在发轫期,它的青涩与羞涩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它的革命功能的发挥(检测如大众文化像马尔库塞所认为的有一种革命功能的话).当然,我也承认有些大众文化的样式确实参与了文化启蒙的进程,但在八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它们能否被称作大众文化我觉得依然值得商榷.比如我曾写过关于崔健摇滚乐的文章,我一开始把崔健的摇滚乐定位成精英文化,最近这两年我又试图把它修改成青年亚文化.但无论如何调整,我都觉得他的摇滚乐不太像大众文化.而之所以如此定位,是因为崔健的摇滚乐与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诉求是一致的,或者说它用音乐语言对知识分子的诉求作出了某种“翻译”(即使这里面存在着歪打正着的成分),二者因此具有了一种同构性.所以这篇文章如果以后有机会修改,我会考虑把崔健加进去,但我不会选择琼瑶.

你在信中谈到你所认为的文化断裂是世纪之交.也许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出现了这样的文化断裂.但对于我来说,这种断裂远远比不上1989年那次文化断裂来得那么惊心动魄.我曾在一些场合谈论过,不知道1989年发生了什么,不去思考这个历史的拐点意味着什么,也就无法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无法理解为什么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成了威廉斯意义上的主导文化(dominant culture),而精英文化反而成了一种剩余文化(residual culture).所以我能够意识到的问题你不一定能意识到也不一定感兴趣,大概这就是两代人的区别.但我有时也会想到,无论一些问题是否进入到了人们的经验层面,一个时代总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共同面对的,任何人在这种问题面前都无法绕道而行.如果你绕过去了,你就无法对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子问题形成更准确的判断、更清晰的理解和更清醒的认识.遗憾的是,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学者、学生在谈论中国的当代问题时,有意无意地删除了这一维度.这一维度的被删除,或这一维度根本不在自己的视野之内,你所谈论的问题或许就不是真问题而是伪问题了,或者起码是你放弃了进一步接近真问题的努力.在当下中国,伪问题很容易被谈论,甚至伪问题可以被漂亮的学术辞令包装得花里胡哨从而乱花渐欲迷人眼,但讨论真问题却存在着难度和风险.但即使退一步说,我们现在还无法去讨论这种真问题,我们在思考其他问题时难道不应该隐含这样一种真问题意识吗我不知道我的这一想法算不算奢侈.

陈平原说:写文章要有“压在纸背的心情”.以上所言大概就是我这篇文章背后的一些心情.我把这种心情尽可能地表达出一些,也许会有助于你的理解吧.

吴冠军的文章我以前读过几篇,印象中功夫不俗,但恰恰这篇文章没读到,网上也找不到.我发现此文收在他新近出版的《爱与死的幽灵学》一书中.我已了这本书,待收到读后如有感觉,也许会发表一些意见.

至于你所说的关于八十年代的记忆大都是大众文化的东西,我觉得主要与年龄有关.如果你再年轻几岁,恐怕对八十年代的记忆就只有《铁臂阿童木》之类的动画片了.

下面来让我面对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作家、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几个概念并非你所谓的“混用”,而是存在着重叠的现象.我在文章中想要表达的一个意思是,在八十年代,作家与知识分子(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合二为一的.但九十年代以来,二者却分离了,作家基本只是作家,他们是写文学作品的,或者像王朔所说的是“码字的”,却放弃了所谓的公共关怀(当然这只是大体而言,我也承认有的作家在有意把这两个角色缝合在一起.而且这个问题也很复杂,作家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他的公共关怀也值得讨论,桑塔格的方式是其中之一,但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呢).这也正是我对当下文学失望的原因之一,也是我得出文学公共领域已经消失的依据之一.而落脚点是要回答一个“公共性何处寻”或“如何重建公共性”的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基本上已把文学、作家排除在外了,所以主要才在文学之外谈论公共性问题,谈论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这样的话,我在文章中已无法隐含“为了重建文学的公共性,作家都必须是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意思了(请注意,我后面谈论的也并非重建“文学”的公共性,而就是重建公共性).我很奇怪你是如何读出这一层意思来的.

另外,从你来信的表述中,我觉得我们对知识分子理解可能有些出入,但我这里不想再展开了,如有兴趣,可参考我那篇《从知识分子到知道分子――大众媒介在文化转型中的作用》(《当代文坛》2009年第2期)的长文.

你对公共知识分子似乎是很不屑的,但我觉得在当今这个时代,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是否允许公共知识分子说话,即使允许,公共知识分子能把话说到怎样的程度,凡此种种,依然是衡量我们这个社会开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一张报纸的编辑约我写稿,她曾明确告我,文章中不要出现“公共知识分子”的说辞,以免通不过审查.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所以,我还是很看重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而我这里没谈到阅读公众,并非就是要把阅读公众排除在外(在谈论八十年代的文学公共领域时我已涉及到这一维度).事实上,公共知识分子与阅读公众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而且,当公共知识分子发表一些对公共问题的看法时,他们已经不是在专业内部自说自话,而是面向了公众,这个道理我觉得大家都懂,已不需要我在文章中论述了.至于王朔是不是有资格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王朔有许多面相,当他借用的遗产而打造攻击知识分子的武器时,值得批判,当他以调侃为武器去解构革命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时,他其实又成了知识分子的盟友.而把他定位一“混混”,我觉得失之简单.当然,我也知道,当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也是媒体的造势之举,对它的评选不必过于苛求,我觉得大体靠谱便已完成了它预期的目标.

最近一段时间我这里非常忙乱,这封回应的长信是断断续续写出来的,一些地方的展开或许还不够从容,但你提及的一些问题大体上都应该涉及到了.现奉上,算作一次深入交流吧.

赵勇

2009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