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报人的文学绝响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期,重庆新民报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民国时期,军队在向现代军人转进,谋臣如雨、名将联翩,而报界的副刊名家,也是奇人辈出、才情四射.

程大千先生的小说语言,很奇怪地,和当时其他的名报人,如张恨水、张慧剑等有所区分.恨水的行文,是极从容悠缓的,像大江大河,浩浩荡荡整体推进.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更是两路,和左翼青年的恶俗欧化更是颇不相类.程先生的行文,则简捷爽利,有些欧化的影子,但这种欧化,是善性有节制的,好像是点到为止,因此在句法的安排上有清新的洋味,而在字词的选择上,又将旧文学词汇的生命力与当时的新词杂糅合用之,强弱巧拙的分寸感极得体,造成一种醒豁得力的句法效果.在转折过渡的叙述上,甚至加入了政论时评的诘问与点染,故其整体效应,像陶诗一样,是有篇又有句,因此,篇幅有限,而容量奇大.

小说写到今天,我们发觉社会背景的渲染越发的低落,传人渐少,是“骏马千丈坡”,这种现象,却并非文体的增进,实际上是观察力的退化跌落.大千先生的优越却正在这里,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密似一层,周到妥帖,但其中又在在不乏疏松的透风之处,那是重庆,是战时的重庆,是陪都,小人物的哀号,下层知识分子的绝望,交际场的暴发户和淑女,社会的众生相及市井风习里面,有民族的血泪,有干戈扰攘的世道,有令人扼腕的不上轨道的政治等因了文体的关系,好像裹着糖衣,回味过后,越见其愤懑与苦涩.

赵超构先生说他的笔墨“题材是莫泊桑的,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我以为这种笔墨后面的心境,则是结合了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文体介于新闻特写跟短篇小说之间,轻捷爽利则胜于小说,细节的渲染深化又强过新闻作品,两者善性融会造成对阅读心理的占领,文笔的运用精细绝伦,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有的简直是包袱一路抖开,或者起承转合柳暗花明,盘马弯弓,尺幅千里,端的是言外语意还有千重,篇篇搔着人的痒处,思绪沉浸在他所造设的氛围里面,久之不能自拔.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朦朦胧胧,影影绰绰,有点神秘,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十二磅热水瓶》就一个疯汉在路边小店点菜的可笑的图景,带出滇缅路这条战时大动脉上的辛酸与悲情.《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俪写来,当中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战都酒徒》则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大时代的小故事.

他解析探究苦难、荒谬的社会生态,以他横空出世的卓异椽笔,将其转化为一篇篇精妙无比的艺术品,那无可替代的精妙绝伦的素描体小说.在所谓现代文学这个概念中,也许他的作品才是文坛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整个1940年代,他创作了近千篇这样题材的文章.

副刊三张（恨水、慧剑、友鸾）的张友鸾先生说,大千那时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心情不愉快不运笔,太高兴了也不写,吃了酒也不握管,“不写文章的条件多得很,及至他提起了笔,那就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他都不管,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一支笔等唯有他才有这样一双冷眼!”大千乃一眼镜白面书生,但他这一创作的态势,像极了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运筹帷幄,决战千里,又像王猛,扪虱而谈,旁若无人；而技术的细节上,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结撰转折,巧不可阶,处处体现万事等闲的雄才大略,那高度的把握能力.

大千先生的文章文气之旺,笔锋之健,转折之出乎意料,充溢一种沛然不磨的英迈之气,放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来看,这等于是他独创的文体.然而被文学史忽略也实在令人讶异.即以小说而言,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且笔意最醇味道最浓,那介于《史记》列传部分和《世说新语》之间的笔法,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乱世里的人生况味是如何的一种情状,莫不跃然纸上,这样子的作品,才能自拔于一般性的文学,而称之为艺术.从文体意义上说,《重庆客》这样的文章,已是文学史上的绝响.可惜的是这样的好书,仅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庆出版社的刊本,后则杳无音信.像大千先生这样的英俊异材,是当时报界的重镇,更是报人中不可复制的天才.几十年来他早被文学界遗忘得一干二净；这是后人的失察,也是后人的不幸等

【补记,程大千（常用笔名司马）是新民报的台柱子之一.四川成都人,关于他的资料,少之又少.近蒙新民报耆宿张林岚老先生馈赠回忆录《腊后春前》,得观较详细之第一手记录.

陪都时代,大千和张友鸾、郑拾风是形影不离的文友酒友.抗战胜利,他被也是川人的报业巨头陈铭德派到南京主持新民报（南京版日、晚刊）笔政.正值接收时期,哪里写得到飞机票?只有坐船,到宜昌得知长江中还有水雷待清除,又改陆路,走了整整一个月才到南京,不久因后方空虚,他又被抽调回重庆.返渝之日,编辑部全盘出动欢迎,咨询新收复区情形.重庆大田湾坡下他家里天天客人满座.张林岚因年轻不好意思去凑热闹.这下大千反而来看他,说你好大的架子哟!邀请他到他家吃饭.他家是两间草房,大千说,你不怕辣的话,常到我家便饭,正宗的成都味道!张先生视之为一见如故、臭味相投之师长.到了1946年5月,又迁移到上海,创办沪版的新民报,存续至今的新民晚报即此报.大千自谦四川土包子,到了上海,坚持只任副总编,与赵超构搭档指挥全面.自此定居上海.以后的日子里,运动不断,国遭重创,人而非人,创作遂告终结.上海阶段的初期,张先生还模仿大千笔调写过不少小品.

大千乃现代新闻界也是文学界罕见的盖世奇才,系现代新式、新体晚报之里程碑式人物,实为四川文化人的骄傲.可惜其作品长期埋没.笔者曾鼎力游说,然而言之谆谆,听之邈邈.笔者乃著文赏鉴,终有出版家前来问津,并展转与其后人取得联系,此诚馨香祷祝之善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