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文学

摘 要 :本文通过对八十年代后的文学的简单“回叙”, 对“散文热”所反映的时代特征、文学体制的改革对文学本身的影响以及人们对文学作品关注度不高的沙漠化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关 键 词 :八十年代文学 现象 思考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0)11-0000-01

人们似乎更乐意记起三十年代小说的繁荣,因为那时不仅有中长篇小说的硕果累累,而且还有以老舍、矛盾和巴金三位小说巨匠引领下三部曲的大量出现；四十年代人们对于“七月派”诗人和“九叶”诗人的命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使那时的新诗一度成为焦点；六、七十年代由于以扬朔、秦牧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家的不断努力和积极探索,十七年散文的第二期相对于仅有通讯报告散文体裁的十七年散文第一期里的寂寞与缺乏生机无论是在涉及体裁上还是在艺术美的追求上都显得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出现了1961年所谓的“散文年”和持续发展的局面；整个八十年代可以说是本世纪末期中国小说家最活跃、探索最积极的十年,他们取得的成绩也是相当可观的,在继承发展七十年代“伤痕小说”的基础上,八十年代相继出现了“寻根小说”和“现代派”小说并行推进以及中期“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平分秋色的壮丽景观.

与以往人们关于文学“还过的去”的记忆相比,九十年代人们对于所投入的目光似乎有些冷淡,这个充满物质浮华年代的文学似乎不值得我们给予太多的关注,甚至有些人出现了所谓的年九十代文学“回忆空白”.尽管有人习惯于把“散文热”确立为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尽管“在长篇小说热”的推动下到了九十年代后期曾出现了年产800到1000部的盛况,但这些冲击在这一代的青年中反响并不是很大,它们“被有意的忘却了”.

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并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这个社会的发展节奏快的让人有点不适应了.一切都变快了,“快餐文学”逐渐取代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成为人们精神食粮和消费目标,影视、娱乐杂志、畅销图书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这些对于严肃文学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的冲击可以说是致命的：人们已经不能理解纯文学所能带来的精神升华的必要性,不能相信所谓的文人能产生什么像现代的明星那样的影响力,同样也不能容忍自己守着几本破书在灯火阑珊处的执着被当作笑料.而实际上的这时知识分子的作用和位置已经趋向“边缘化”,而且这种“边缘化”的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一些文人和作家开始对自身的价值和曾经持有的文化理念以及理想中的文学自由的追求产生质疑,连他们面对这“雅”与“俗”也不得不再三思索.实际上“雅”与“俗”的界限早已被商业化社会的运作折磨的面目全非.我们无权要求谁能慧眼识珠.有些人索性就标榜自己被“边缘化”,不知是对于社会无知的还是对无知社会斗争之后无力的疲倦进而所作的屈服.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九十年代至今的文学探索.

九十年代,随着文学体制的改革作为一项文化政策直接提了出来,作家和文学刊物、出版物原则上不依靠国家而被公开的“私有化”,进入市场后的文学刊物、出版社等机构在竞争体制下与其他的商业组织和团体相比就不显得那么游刃有余了,作家在纯文学刊物和出版社中获得的报酬与其他阶层的人比起来也不像以前那样的丰厚了,他们不得不面临生活的压力和一些艰难的抉择,于是有作家开始从事影视剧本、广告文学等报酬更为可观的亚文学的写作或者“下海”,这种现象的出现使得后来文学作品里或多或少的留下了商业化烙下的痕迹.

不管怎么说,九十年代的文学成绩表现在散文和小说上还是不错的.

“新写实”小说和“新生代”小说在探索上到了九十年代都有所突破,也渐趋成熟.一些代表作家无论是在个人艺术修养上还是在文学领域的进取上都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强劲风范,尤其是一批经历了八十年代的女作家,在九十年代更是不同凡响.不断的超越自我,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作品.女性小说在这边一时期由女性特有的才情和敏感所赋予表现出鲜明的特征,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学力量.

长篇小说在九十年代异常的繁荣,标志着一批作家和作品的成熟.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品几乎都是长篇,较为活跃的小说家几乎每人都有一部或几部长篇小说：王蒙《恋爱的季节》、贾平凹《废都》、张志承《心灵史》、余华《许三观记》、史铁生《务虚笔记》、陈忠实《白鹿原》、铁凝《玫瑰门》、刘恒《苍河白日梦》、张炜《九月寓言》等都显示出长篇小说特有的征服力,都是九十年代以来难得的好作品.

九十年代的“散文热”基于作家对历史、现实、社会、人生及自身的思考,他们一方面在作社会现实中自身价值的思考,另一方面对历史文明的继承和发展表现了极大的担忧.他们的思考和担忧在现在这个精神极度空虚的年代显的很有必要,他们不愿放弃担负文化传播的散文创作的使命感、不愿放弃文化关怀的散文创作的坚韧性,对“路漫漫其修远”的坚持、对“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赋予了他们特别的携笔长挥的力量.尤其是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文明碎片》的拾携和张承志在《荒芜英雄路》上关于《心灵模式》的选择“使90年代散文再次触发了对中国文化传承和发展命题的深沉思考.”

我不懂的欣赏诗,但新诗在九十年代以来在创作上的收获并不丰硕我是知道的.借用孙绍振的关于新诗的评价：“总的来说,自从产生了所谓的“后新潮”诗以来,虽然也有新探索,但是所造成的混乱似乎比取得的成绩更突出,新诗的水平并没有获的全面的提高”,“很难相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使命感,光凭文字游戏和思想上和形式上的极端的放浪会有什么本钱在我们的诗坛上做出什么骄人的姿态”.

现在我们离文学越来越远了,这是事实.有人提出文学终结论,确实值得我们的重视和思考.引起的争论还在继续,任何一方都显得没有足够的说服力甚至没必要,我们只有等时间了.但是有些问题却是我们现在就要思考的：

九十年代以来的大量的优秀长篇小说无人问津,我们津津有味阅读的是正在争论的到底是不是文学的网络小说；九十年代以来的散文是对历史、文化的思考和担忧,我们身边的散文却表现出普遍的关于自身的伤感,甚至无病；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面临着枯萎的危险,而我们却在经历着“写诗的人比看诗的人多”的“繁荣”.

如果说我们忽视了对九十年代以前文学关注那是因为那时候还没我们或者我们没长大,孩子是没什么可以承担的.我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去继承先辈的文学成果,或者手翻着发黄的一页页书张去回忆文学的一路走来.但九十年代之后的我们真的可以视而不见吗?毕竟那是我们年代的文学.就算它失去的昔日的光彩,就算它在物语横流中漂泊不定,就算它的前途遭到人们一遍又编的质疑和不容乐观.

有人说,安妮把“八十年代后”毙了,都毙了.

这话说的多让人悲哀等就像把你我拉出去毙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