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杨绛的最大贡献不在学术在文学

杨绛,钱钟书夫人,本名杨季康,生于1911年7月17日,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5至1938年留学英法,回国后曾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杨绛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等,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今年7月17日恰逢杨绛百岁生辰,《钱钟书与杨绛》、《百年风华：杨绛传》、《千手拂云,千眼观虹》等一大批关于杨绛的图书出版,再次引发“杨绛文化热”.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艰难且漫长的竞赛.”杨绛80岁寿诞时,著名学者夏衍曾为其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她是钱钟书夫人,是文学、翻译大家,是20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她的名字在中国文坛如星光闪耀,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

为人处世：恬静、低调、不问世事、埋头做学问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如今,杨绛已是“期颐之年”,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杨绛一直非常低调,有一年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能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回望百年,杨绛从名门闺秀到今天的文学大家,无论居于何地位,留给人的都是恬静、低调、不问世事、埋头做学问的印象,富有“老派”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百年风华：杨绛传》的作者罗银胜说,写杨绛传记,他以大量真实的历史事实、人物为背景,融入了诸多杨绛本人的忆述.作为传记作家,他用平常的眼光去看待杨绛,解读她的处世之道,揭示她作为妻子对丈夫的付出,让读者了解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

人生贡献――不在学术上,而在文学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叶隽是杨绛的同事,他对钱、杨伉俪研究较深.叶隽指出：“我研究留学史、学术史,所以对钱、杨伉俪留欧的情况很感兴趣,但材料不多,希望以后能有深入的探讨.因为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而言,留学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不细加厘清,很难弄明白现代学人养成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术史上,杨绛也有比较独特的地位,她并不以学术专项胜,但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她的《堂吉诃德》汉译至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她在论争过程中表现出的上佳学人风范,尤其会为文化史所记载；他们那一代建所时代（即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学者（还包括冯至、卞之琳、李健吾、罗念生等）所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具体的学术实绩,也还有一份学术传统和厚重的学术意识及其坚守,这是我们作为后来者应当特别珍惜的,也是可以抵抗当下这个极端功利的时代,可以借之反省诸己的精神资源.”

“杨绛的最大贡献不在学术上,而在文学上,尤其是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交流上.”这是作家胡野秋对杨绛的评价.《杨绛文集》有8卷（1卷小说、2卷散文、1卷戏剧、4卷翻译）,由此可见她的重心在翻译,这也从她的自述中可以看出,为了支持钱钟书她愿意牺牲自己,所以她选择了于她而言比较方便的操作.由于她的国学基础太好了,在这个领域她也高出其他翻译家太多.

在文学上的另一个贡献就是,杨绛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语言范式,既有中国的古典文字内敛之美,又有西方文字的洒脱奔放之美,是真正的文字“混血儿”.另外,她最大贡献更在于为当代知识分子立了一个标杆,一个做文先做人的标杆.

（宋江莉荐自《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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