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其文学影响略

点赞:4112 浏览:1460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新一代人的文学总是在前代人的影响下产生的.给湖南当代文学艺术以极大助力的湖南现代文艺家,音乐界有贺渌汀,戏剧界有田汉,文学界有丁玲、周立波.由于丁玲1955年以后的遭遇,她对湖南文学的影响主要在平反复出后的改革开放年月.机缘所至,周立波引领和培育了1960至1980年代的湖南文学,影响所及,延至当下.

湖南新文学与周立波的关系渊源流长.新主义革命时期,他与叶紫是益阳老乡兼“左联”战友;1938年冬,周立波在常德沅陵编辑《抗战日报》,直接带动了湖南的抗战文学;到延安后任鲁艺编译处处长、教师,为文学系、美术系、音乐系学生讲授《名著选读》,听过他课的湖南人或后来在湖南工作的不少,如:康濯、柯蓝、文秋、翟定一等,建国后他们都成了湖南文学界的领导或朋友.1960年,回湘的周立波出任湖南省文联主席,并动员现代著名作家康濯、蒋牧良、柯蓝、文秋一起回湘,共同领导和主持湖南文学艺术工作,嗣后长达十七年.期间,他把未央、谢璞、刘勇、孙健忠、萧育轩、向秀清、叶蔚林、莫应丰、谭谈、胡英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从基层调至省会长沙当专业作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创作平台,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湖南文学中坚,国内外著名作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周立波的长子周健明在《报》连续发表20多篇散文,为当时湖南作家的翘楚.1961年萧育轩在《人民文学》发表《迎冰曲》,周立波不但亲自写推介文章,还找到当时的评论家姚文元,为萧育轩写了评论.周立波撰文推介过的湖南作家还有谢璞、刘勇、胡英等多人.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崭露头角,六十年代成名的湖南作家(包括五十年代进省文联的任光椿),几乎都深受周立波的影响.八十年代成名的韩少功、彭见明、蔡测海、刘舰平、向本贵、陶少鸿、姜贻斌、林家品等,也曾深受过周立波作品的熏陶.稍后的小老乡刘春来更是吸允着周立波的文学乳汁成长起来的.建国头三十年内,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导致了文学读物的单调,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湖南作家读得最多、琢磨最细、受益最直接的是周立波的作品.周立波的农村小说,尤其是他的《山乡巨变》,对二十世纪下半叶湖南的中青年作家,影响至远至深至微.在周立波言传身教的带动下,六十年代初,湖南文坛群星灿烂,佳作连连,康濯的长篇《东方红》,谢璞的中篇《牛府贵婿》,萧育轩的中篇《迎冰曲》、《铁臂传》,孙健忠的中篇《洛塔的河流》相继问世,为当时中国文坛少有的优秀之作,出现了湖南文学第一个黄金时期;结束后,又出现了八十年代初“文学湘军”崛起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并催生了湖南当代的乡土文学流派.不仅如此,他的影响辐射到了湖南当代文学的各个方面.


一、从政治智慧到政治勇气

周立波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政治相当成熟的革命作家.常年的革命斗争和作家职业对生活的观察,坚定了他人民性的政治立场,也锻炼了他富有穿透力的政治眼光.他描写东北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成为当时东北土改工作队员人手一册的工作指导书.也许今天的批评家觉得小说的政治功能太强了,但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生死斗争中,小说的政策水平和实用功能,何其宝贵!建国后的《山乡巨变》,高度的政策水平已转化为深沉的政治智慧.作家在基本肯定建立初级社的同时,借“婆婆子”乡长李月辉的口说:“急什么呢,规定十五年,还有十二年.”非常睿智地批评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阶段过急、过快,工作过粗的毛病.正是这一批评,使《山乡巨变》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而高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合作化小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穿透现实、直达历史深层的政治眼光和智慧.周立波的政治智慧和政治眼光,鼓舞、启发了后来湖南的中青年作家.晚期,莫应丰以其卓尔不群的认知和巨大的政治勇气,第一个利用小说的形式,公开否定和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他写作长篇小说《将军吟》时,正是炙手可热之日.为能顺利写作,他躲到浏阳乡下,不断转移写作地点.此外,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叶蔚林的中篇《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中篇《甜甜的刺莓》,韩少功的短篇《二月兰》《飞过蓝天》,都是在政治气候并不十分明朗的年月,最早承担起批判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重任.作品发表后,振聋发聩,对当时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们写作勇气的获得,固然来自多个方面,其中周立波的政治智慧对他们的引导和启发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如此,1978到1985年间,湖南文学在作家拼勇气(胆量)、拼题材的新时期文学初期,远远胜出兄弟省市,开创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五占二,连续多届获中短篇小说奖的大好局面,国内轰动,世界瞩目,“文学湘军”从此声名鹊起,饮誉文坛近二十年.

二、从乡土风情到乡土文化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都是写土改、合作化“运动”的,却又都从日常生活的轻松叙述和乡土风情的诗意描写中娓娓叙来.益阳乡下的山光水色、饮食男女、耕作栽种,东北农家的婚丧嫁娶、三姑六婆等风土人情,他都体察细致入微,写来略带喜剧风味,即使是中心工作、土改运动的正面铺排也很有人情味和生活情趣.《山乡巨变》中盛佑亭雨中屋檐下闲坐,一边观景,一边抽烟,一边想心事;《暴风骤雨》中分马时各类农民的心理状态,显露出深浓的农耕文化底色.他的短篇小说《盖满爹》、《禾场上》、《山那面人家》、《腊妹子》等等,也都有出色的风俗风情描写.

周立波风俗描写和心理描写相结合的创作路数与艺术手法,被一批作家吸取了,发扬了.谢璞的《珍珠赋》将洞庭湖的风景风俗充分诗意化,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孙健忠的《洛塔的河流》把兴修水利、改造山河的艰苦斗争放在民族风俗、民族心理变迁中礼赞,一举成名,他的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长篇小说《醉乡》,都藉此先后获得了国家大奖.早期韩少功的《月兰》,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刘舰平的《船过清浪滩》,蔡测海《远去的伐木声》,何立伟的《白色鸟》,都是从日常生活中,从风土人情的变更中书写时代风云,人事变迁.以上作品都获得了国家大奖.周健明连续出版的三部农村题材长篇小说《湖边》、《柳林前传》、《柳林后传》,长篇儿童小说《远去的红帆》,中篇儿童小说《星星无泪》,沿着父亲的创作路数前行,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读者的广泛嘉许.最典型的是古华,他的长篇《芙蓉镇》,素材来自一个农村女子清明上坟哭夫,作者既没有走“寡妇上坟”的通俗小说路子,也没有走纯政治小说的路子,而是光大《山乡巨变》从生活细事中写社会大变革的经验,“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小中寓大,获了首届茅盾文学奖,且是五部茅奖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一部.他们形成当代湖南乡土文学流派,与山西的“山药蛋”派,天津的“荷花淀”派并驾齐驱. 19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向文化偏移的后现代思潮传入中国,地域文化小说兴起,深受周立波影响的作家们及时回应,成果丰硕.韩少功最先提出“文学寻根”的主张,并创作了《爸爸爸》、《女女女》、《火宅》等实验小说.孙健忠的《倾斜的湘西》,吸取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从现实与历史的交汇中写湘西的人文变迁,融民族历史与现代文明于一炉,既有传统的影子,又有崭新的现代风貌.蔡测海继《远去的伐木声》以后,一直致力于湘西历史文化开掘,作品日益走向厚重,长篇小说《家园万岁》标志着他创作的新水平.以《那山那人那狗》成名的彭见明,他的以《大泽》为代表的七部长篇,全都从民风民俗和湖光山色中展开人物命运,发掘文化内涵,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他们在周立波的指引下与时俱进,将西方文学的创新融进了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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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反映现实到拷问现实

周立波既是作家,又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紧密相连.操现实主义法是他们那一代进步作家的必然选择,也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周立波同仁们的现实主义创作呈现两重性:革命的理想、信念驱使他们肯定现实,歌颂光明;对人民的忠诚和艺术家的良心又使他们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阴暗面.在处理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的关系上,周立波是最成功的一位.他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求实的精神,虽然紧跟形势而写作,却不跟着变化而修改,既看到历史发展的主流,又正视实践过程中的失误.这是他的农村题材小说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根本原因.随着历史的推进,现实主义由革命时怎么发表展到了开放阶段,加上历史的本相越来越明朗,现实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周立波的传人们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大了对现实的批评力度,从批评现实发展到拷问现实,而且拷问不只限于政治,拷问深入到了人性与良心.1980年代以来所有获奖或未曾获奖的湖南农村题材优秀小说,大都有严肃的批判倾向,呈严酷的拷问姿态.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春来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

作为后起之秀,刘春来自觉行走在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上:周立波写清溪乡,刘春来写铜鼓冲;周立波写土改合作化的农村变迁,刘春来写城镇化中的农民命运.著名编辑家朱树诚在审读《时运》书稿后给春来的信中说:“在愉快的阅读过程中,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起作者的前辈同乡周立波先生,想起他笔下的那些可爱的人物等想起当年作者对这位前辈同乡的景仰之情溢于言表.作者在创作道路上一直以这位前辈同乡为楷模,现在看来,或不达,亦可追也.”铜鼓冲系列之后,刘春来的长篇小说《水灾》、《办事处》、《时运》,中篇小说《我们在城里茁壮成长》,抓住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农民和市民的双重视角书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实况,既真诚地歌颂了社会的进步,也无情地揭露了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当下现实,几乎与生活同步.同步并不稀罕,稀罕的是真正的作家都是一位先知,预言家,是人类命运和精神奥妙的揭示者.刘春来化严肃为滑稽,化沉重为轻松,隐藏了时代的痛苦和历史的悲凉,将笔下的风俗人情转化成了黑色幽默式的永恒的雕塑.这些都标志着刘春来从周立波的创作道路上出发,又从周立波的光影下走了出来,占领了一块最富写作前景的文学高地,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四、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思潮排闼而来,中国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与繁荣.就小说论,现代主义滋生荒诞派小说,后现代产生先锋小说,原型理论引出文学寻根,存在主义养育了新写实小说,女权主义带发女性文学,生命本体论催生晚生代、新新人类的创作等在湖南,作家们愉快地接受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思潮的滋润,孙健忠与艾特玛托夫、马尔克斯,残雪与博尔赫斯,蔡测海与福克纳,韩少功与帕维奇, 何顿与萨特,结下了不解之缘,借鉴与被借鉴的关系特别明显.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湖南文学中现代主义与已经离他们而去的周立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直接的关系固然没有,榜样的力量与间接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

周立波是作家,也是一个翻译家,就创作方法而言,他熟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读过他的《鲁艺讲稿》就知道,周立波在1930年代,便研究过梅里美、马克·吐温、乔伊斯、詹姆斯、托尔斯泰,对意识流等现代派较为肯定.周立波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创作,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多种艺术手法交替运用.周立波的文学思想和他不拘一格的开放的创作姿态,使深得其益的作家们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创造性劳动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极大地丰富了湖南当代文学的艺术宝库.

周立波文学的起步和丰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与胜利基本上取同一步调,叶梦和盛可以的文学收获,则与改革开放的步伐紧密相连.如果说叶梦的女性生命创造系列更多地接受女权主义影响的话,那么,她的“巫城”系列则直接受周立波创作的启发.周立波在益阳桃花仑深入生活,创作了《山乡巨变》,叶梦则在烟水浩淼的洞庭湖畔深入挖掘,发现离自然越近、离喧哗越远的地方越富有神秘色彩,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越深植人心,巫风巫韵越发浓厚,也越能激发和凝聚起作家的灵异之气.于是,叶梦将主要笔力倾注于家乡的湖滨小城,创作了书写家乡风土风俗的散文“巫城”系列.作者曾说过,“巫城系列”散文的创作,受到《山乡巨变》榜样的启发.

“70后”的盛可以,乍一看来与周立波几乎没有任何关连,实则相近相似之处颇多.首先他们都是“出走型”人物,周立波1928年离开家乡奔上海, 1938年回湖南、赴桂林,1939年由上海投延安,解放战争走东北,解放后到北京,不断寻找真理,追随革命;盛可以则到过广州、深圳、北京等许多地方,当过形色多样的底层勤杂工,也做过白领、公职人员、编辑,一直在寻找生路,寻找生存的惬意.其次,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们最终都成了作家,丰富的阅历给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出走的经历相同而时代不同,地位不同,文学创作上必然同中有异——他们都相信“文学源于生活”,但周立波相信“文学高于生活”,盛可以坚信“文学低于生活”;他们都能直面人生,但周立波多写社会大事件,盛可以多写小人物小经历,且多与肉身有关,不过盛可以没有同代女作家的自恋,作品中没有自我悲悯,却有周立波式的大我的眼光;他们都承认文学的使命感,但周立波觉得文学干预生活就可以了,盛可以则主张“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他们都写现实、写家乡,但风格迥然相异:周立波轻松泼俏,乐观平和,盛可以则凌厉狠辣、冷静严酷.如果说“异中有同”的“同”,是受周立波的潜在影响所至,那么“同中有异”的“异”,则是盛可以在周立波影响下的前行与发展.

五、从人品风范到人格风采

周立波1950年代回湖南创作《山乡巨变》时,他把一部分稿费捐给家乡搞建设,1960年代,全国上下“踏踏实实过苦日子”,为爱护中青年作家的身体,周立波把自己攒下来的稿费拿出来,捐给机关食堂,长期给作家加营养菜.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周立波的人品风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广大作家、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们的人格风采.广大文学艺术家注重人格修养,追求德艺双馨,团结、和谐、创新,一直是湖南文坛艺苑的主流.挂职深入生活,至今是湖南作家的优良传统.接任周立波的康濯,发扬延安作风,平易近人,爱惜人才;谭谈搞“爱心书屋”、“百家文库”,向周立波学习,注重奉献与解决实际问题;谭仲池带着刷新长沙的历史功勋转战文艺阵线,怀大道、秉公心、刚正直行,再创辉煌;继任作协主席的未央,世事洞明而又不偏不倚,处处与人为善,有中庸仁爱之至德;再任的孙健忠热情奔放,乐观贤达而又始终坚持作家的独立人格;连任两届作协主席的唐浩明方正廉明,洁身自好又时刻大局在胸.由于时代的原因,期间也时有思想分歧、人事纠葛,但周立波开创的好风气始终劲健.愿周立波的人格魅力永远烛照湖南文艺界!让我们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将周立波的风范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马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