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现代化”文学史叙事

1985年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其后的“三人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所具有的开放性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提供了许多话题,比如现代文学的分期问题(打通近、现、当代)、研究方法问题(整体研究)、研究范围问题(是否局限于“三十年”)等等.但是,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本身来说,它更指向一种鲜明的文学史观念,当时就有很多学者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文章突破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固有思路,提出的是‘文学研究观念’的调整等远为重大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就在酝酿出新的变动,要求把学科领域拓宽、拓深,要求革新文学史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以至从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总体出发,来把握现代文学的特质,提出崭新的文学史模式.等三人的观点,超出了一般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讨论,等确实标志了旧的现代文学格局的突破.”这种比较新的“文学史观念”或者说“文学史理论模式”也就是陈平原所谓的“现代化文学史叙事”.“说白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用‘现代化叙事’来取代此前一直沿用的阶级斗争的眼光.”“以‘革命’、‘政治’、‘阶级斗争’作为文学叙事的框架,这是有问题的.我们改用现代化进程,以及世界文学背景,来思考并定位近百年的中国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代化文学观”的观照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定义为: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分析这一定义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发现,这一定义是通过一系列相互对应的词语来组成的,“古代中国/现代中国”、“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旧/新”等等,正是通过对前者的否定和对后者的肯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们建立起了关于“现代化”的理论想像和理论话语.在后殖民理论的观照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殖义”色彩以及某种通过自我否定和自我憎恨而进行自我更新的倾向,这种理论话语的虚幻性自90年代以来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反思.但是,“现代化”文学史观的生成过程却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现代化”本来是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术语,它是如何被纳入文学学科内并发挥效用的在这一跨学科的“理论旅行”中它的内涵发生了何种位移最后,“现代化”是否一定要被诉诸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我的工作就从对这些最基本问题的清理开始.

一、

“现代化”在中国语境中最初是作为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使用的,根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最早明确提出“现代化”的是周恩来,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其后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也提到“现代化”,比如1957年3月,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提出了“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中,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0年3月18日,他在同尼泊尔首相的谈话中,又提到:“我们的任务等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到了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比较系统明确地阐述了今天我们经常说的“四个现代化”的构想:

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我们落后于世界水平等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

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再次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观念,可以视为是对毛、周现代化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等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等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从这一系列的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现代化”在此的含义主要是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实质上就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种论述里面,中国的“落后”仅仅被认定在“经济技术”这一范围,并不涉及到政治制度和文化形式上的比较,这种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混合体,这可能也是罗荣渠称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原因.

随着“现代化”在80年代语境中的广泛传播和讨论,“现代化”的含义开始越出其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成为一种涵盖各个学科的“元话语”.1980年5月,李鹏程发表了《四个现代化与人》,在这篇文章中,李鹏程系统论述了“四个现代化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人是四个现代化整个社会变革过程中主体位置的确定不移的占有者”,“人是四个现代化的目的的承担者和归宿”,因此,“四个现代化是属于人的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它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是为了人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现实的人,即人的现实生命活动的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必须是为了具体的人的现代化.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现代化,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现代化.”虽然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论集》,被认为是关于“人道主义讨论”的一次发言,但是却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确实,与后来“人道主义大讨论”中周扬等文化权威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显然分量不够,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一个“关节点”,暗示了在80年代“现代化话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转向,那就是从单纯的党的社会经济学的指标过渡到人文社会理论,从党的“政策”过渡到知识界的理论命题.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虽然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中“现代化”并没有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语,但是“异化”这一概念的背后本身就含有“非现代”的意味,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人的现代化”的视角和标准在里面的.可以说,在1983年左右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的讨论中,“现代化”渐渐具有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等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代化”的涵义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但是并不意味着80年代的知识界就提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意识形态规定的“现代化话语”,实际情况是,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既有“合谋”的关系,同时也开始出现一些裂隙.以文学界关于“现代派”文学讨论问题为例,徐迟1982年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集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文化/文学思路.在这篇文章里,徐迟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把西方现代派文学看成与西方现代生产关系相对应的“意识形态”,“西方现代派,作为西方物质生活的反映,不管你如何骂它,看来并没有阻碍西方经济的发展,确乎倒是相当地适应了它的.”他的讨论集中在两点,其一是把文学艺术看成是经济关系的集中体现,把“现代派文学”等同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一种,其二是强调一种进化的“文学史观”,“现代派”是比“过去派”、“近代派”更高的社会、意识、文学发展环节.因此,徐迟才热切地盼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到时候将出现我们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

非常有意思的是,徐迟把“我们现代派”定义为“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的基础上”,这种把“现代派”与“十七年”时期的文学理论资源嫁接在一起的做法,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使“现代派”的“出场”有一个合理的历史文化逻辑,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在1980年代初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学”的问题,徐迟的这样一种思路实际上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他们的理解中,以“十七年文学”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学”并不是天然“排斥”“现代派/现代性”的,恰好相反,以“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文学”最终指向的也是一个“现代派”的远景,这种“文学现代化”的远景和经济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是一致的.

不过,也正是在“现代派和现代化”问题上,关于“现代化”的叙事开始出现裂隙,在80年代一些更具有“激进”姿态的人看来,“现代派”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技巧”和“知识”,更是具有“启蒙”色彩的思想资源和批判武器,它一方面是文学的发展的“方向”和“世界潮流”,另一方面,它也是表现自我、解放思想的有效形式.比如当时一篇很激进的诗歌批评文章就认为当时具有现代趋向的“现代诗歌”不仅是“新诗自身的否定”,更是“一次伴随着社会否定而出现的文学上的必然否定”.中国新诗的现代倾向是“五四新诗的一个分支的复活,是三十年代新诗探索的继续,也是五十年代民歌道路失败后的再次尝试”.在这种文化/文学思路中,1949年以来的文化/文学实践即使不是被全盘否定,也是乏善可陈的.这里的“现代化”所指向的,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发展远景,最终也指向以“现代文化”来重新建构个人意识和国家身份,以一种更具活力的意识形态来消解统一僵硬的意识形态.

二、

不管上述的分歧如何大,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现代化”始终与“走向世界”紧密捆绑在一起.同样,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倡导者那里,“现代化”首先是一个与“世界文学”结合在一起的概念.“二十世纪是‘世界文学’初步形成的时代.等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不可能孤立地谈论某一国家的文学而不影响其叙述的科学性了.文学不再是在各自封闭的环境里自生自灭的自足体了.等国别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大系统之后获得了一种‘系统质’,即不是由实体本身而是由实体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的一种质.”“一直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才最终完成了这一‘断裂’,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越过了起飞的‘临界速度’,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而“现代化”,则被顺理成章地嫁接到了“世界文学”上面.“‘现代化’这个概念就包含了好几层意思:由古代文学的‘突变’,走向‘世界文学’,或者用严函炎的话来说,是‘与世界文学取得共同语言’的文学,等等.”陈平原在若干年后用一种带有自我解嘲的语气反思了当时的“世界文学”观念:“其实,我们知道多少外国文学我们的‘世界文学想像’,不外是从此前的苏俄榜样,转为被长期禁锢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这与那个时候外国文学界的热情拥抱‘现代主义’大有关系.”如果仅仅从陈平原的这么一段“夫子自道”来看,我们似乎就可以认定“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接近于上文提到的徐敬亚的“激进”的观点,而且他们作为同代人也似乎能从侧面印证这种观点的一致性.但是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即使如陈平原所言,1980年代初“现代派/现代主义”确实是一个被热议的话题,但是,80年代关于“世界文学”的想像却绝不仅仅止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80年代,对于“世界文学”的想像至少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各种经典文学作品,“现代主义文学”不过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而已,这一点在刘再复的文章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1985年出版的《性格组合论》中,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世界文学”这一坐标的重要元素.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中,“世界文学”在空间上也不仅包括欧洲文学,同时也包括拉丁美洲文学和非洲文学.但即使如此,“世界文学”依然是一个被过滤掉了的概念,是一个被80年代的特殊语境所建构起来的一种“话语”.我们注意到在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里面都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坐标系”,在刘再复的坐标系里,他以“文学即人学”这一观念为横轴,以从古希腊到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新时期文学的“世界文学”为纵轴,以“文学/人学”为讨论的“原点”.通过这样一个坐标体系,刘再复把“中国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这一空间里面予以讨论和定位,并利用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个人/集体、内宇宙/外宇宙、精神性/实践性)把中国现代文学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里面置换出来,并将其命名为“艺术本性的失落与复归激烈斗争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实际上,存在着一个以‘民族―世界’为横坐标,‘个人―时代’为纵坐标的坐标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每一个创造,都必须置于这样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虽然这一坐标系不断强调“民族化”和“现代化”之间的协调,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这样一个坐标系里面,“左翼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既不属于民族化,也不属于现代化.

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内部,最早提出“现代化”的并不是钱、黄、陈,而恰好是王瑶、严家炎等人,“我觉得这里文学史的观念有一个逐步的变化.从这几年文学的研究状况来看,最早是拨乱反正,提出不要用‘无产阶级’的标准要求新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要用‘反帝反封建’作为标准来研究现代文学.等但这还只是用比较宽泛一点的政治标准代替原先过于褊狭的政治标准.等后来严家炎老师在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鲁迅手里开始的,他提出了‘现代化’这样一个标准,打开了思路等”这里的问题是,严家炎所谓的“现代化”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化”的涵义是一致的吗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回顾和现状》一文中对严家炎的“现代化”作了比较仔细的概括:

这样,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就要求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观念要有新的突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概念.它包含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化,作品思想内容的现代化,作家艺术思维、艺术感受方式现代化,作品表现形式、手段的现代化,以及文学语言的现代化等多方面的意义,并且把作家作品的思想内容、倾向与艺术表现、形式统一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由此可见,“现代化”在这里主要还是一种“作家作品”重评的“标准”,主要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现代化”,并没有上升到对整个“文学史”重构的位置上.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里,“现代化”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和重评的“标准”,而是“在我们的概念中渗透了‘历史感’(深度)、‘现实感’(介入)和‘未来感’(预测).等历史是由新的创造来证实、来评价的.文学传统是由文学变革的光芒来照亮的.我们的概念中蕴含了通往二十一的一种信念、一种眼光和一种胸怀、文学史的研究者凭借这样一种使命感加入到同时代人的文学发展中来,从而使文学变为一种实践性的学科.”至此,方法论意义上的“现代化”溢出了学科的范围,成为一种“现代化叙事”,与整个社会文化中的“现代化话语”一道,共同构成“现代化意识形态”之一部分.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中,“现代化文学史观”、“启蒙主义”和“整体观”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化”本身就包含了启蒙主义的内涵,也正是通过启蒙主义,“现代化叙事”确立了大写的“人”的主体,而要完成这种“大写的”启蒙,现代化文学叙事就必须排斥或者过滤掉一些不符合“现代化”的元素,所以“整体观”作为一种方法论和思维方式才是必须的.“整体观”是一种有选择的“整体”,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现代化文学叙事”是一种意识形态,但是却没有注意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面,“整体观”同样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以方法论的“客观性”和“创新性”为掩护,实际上完成了意识形态上对“异端”和“差异”(左翼文学和文学)的压制和忽略,而没有这种排斥和忽略,“现代化文学叙事”将不会成立.

通过对“现代化”文学史话语建构过程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相对于此前的“阶级叙事”、“左翼叙事”而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叙事”从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它依然是一种集体“政治”意识形态之下的产物,“‘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系架构在近百年来中国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理解上.现代化,又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性的运动,一方面亚非拉丁美洲等地区皆因受西方势力及文化之冲击,而展开其现代化,显现出脱离个别传统文化,汇入世界的大趋势等从文学上来说,即‘世界文学’.等此一思路,实际上仍采用西力东渐、中国逐渐西化现代化世界化的历史解释模型.然而以现代化为新指标,重新讨论近百年之历史,从社会意识上说,并没有脱离政治的影响,因为所谓改革开放,正是以‘四个现代化’为标志的.而黄子平他们所说的‘走向世界’或‘走向世界文学’,也并不是从文学的历史研究中形成之概念,而是把当前社会意识及愿望反映到文学史的论述中.”龚鹏程因此而怀疑:“努力想摆脱政治羁绊的文学研究,为何不能自我厘清文学史论和政论之间的分际.”其实龚鹏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虽然借助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话语,但是,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思潮始终就没有局限在内部的学科话语建设中,而是一次次试图参与实际的文化变革和文化实践,因此,文学史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另外一种“政论”,也是一种历史的“生成”.

注: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