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剥蚀:“柳青现象”的文学史叙事反思

摘 要：“柳青《创业史》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柳青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传统顺理成章地带入到当代文学中来,在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尝试现实主义史诗性巨著的创作.柳青又是从社会的最底层观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其创作传达着底层大众的愿望诉求和人生期待.在当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转型中,柳青在赵树理之后进行了更为艰苦的探索.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缺乏必要的“文学柳青”的言说已然成了一种趋向.事实上,在这种叙事的接力中,读者离真实的柳青已越来越远,这不仅是“文学柳青”的悲哀,更是文学史自身的悲哀.

关 键 词 ：柳青；创业史；文学史评价；反思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制与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的选择、认定、诠释和评判进行的.从一个综合的视域来看,文学经典序列的形成,其实是各种权力关系（主要是政治权力和知识权力）运作的产物,而各种权力关系的运作,则集中体现在文学史的叙事与判断之中.在韦勒克看来,文学史是指对“一个与时代同时出现的秩序”①的研究,韦氏所谓“时代”自然包括当下,所谓文学史其实是置身于当下语境中的史家对文学事实的重新排序.“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活动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十年后渐次展开的.在“当代文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草创阶段,“当代文学史”的言说天然地被赋予了不同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话语期待.当代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合理延续,必然携带复杂的政治文化信息,它又是新体制下建立的文学,因此它必然要更集中地体现国家意志.1960年代初出版过几部当代文学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组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等.新时期初,涌现出了一批试图回归文学本位的史著,如张钟等《当代文学概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月版）、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2月版）.进入1980年代中期,学术界展开关于文学史叙事的大讨论,既标志着政治诗学一尊格局的终结,也标志着文学史言说中多重话语空间的交叉趋势.“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和稍后“重写文学史”主张的提出,都是在力图颠覆政治诗学的同时,对启蒙姿态的张扬和对自由格局的呼唤.1999年前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成为学界的一大热点,仅1999年就出版了近十种之多的各类史著,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於可训《中国当代文学史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王庆生等《中国当代文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杨匡汉等《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陈美兰《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武汉大学出版社）、丁帆等《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等.

199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书写在叙事话语上开启了两种范式,一种是学术化的审美诗学的言说,一种是持与“左翼”文学史观相左的知识分子民间立场.其后出现的史著大多不出这两种范式,如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和孟繁华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明显走的是范式一的路子,甚至在“绪论”中对“红色经典”发出质疑的董健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也在“回到历史现场”的自我约束中保持了较为客观的史实描述.

对于19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史的纷呈现象,有人称之为“转型”,也有人称之为“多元”,命名虽然不同,但意思大致趋近,都说明文学史叙述者的“身份”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特别值得研究者关切的问题.我们不能不看到的是,1990年代以来文学史叙述者“身份”的频繁变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文学史呈现出了大相径庭的面貌,而同时经典秩序也随之改变.这种状况,在关于50-70年代文学的叙事中尤为明显.仅以“柳青《创业史》现象”为例,或其文学史地位受到质疑,或进入不了文学史,或被封存于某一个历史时段,凡此种种,都一再表明柳青的文学人生和文学成就尚未得到当代文学史的清晰认可.因此,考察“柳青《创业史》现象”史学评价的演变轨迹,就不单是追究一个作家创作成败的问题,实际也是对整个当代文学史的评价尺度和价值立场的系统考察.

二、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像柳青一样大起大落,也没有一部作品像《创业史》一样备受推崇和横遭贬黜.当代文学所经历的辉煌与曲折,所承受的荣耀与阵痛,所肩担的责任与悲情,似乎最终都要浓缩为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柳青《创业史》现象.关于“柳青《创业史》现象”的史学评价,不仅折射出五十年来当代文学的文学观念、话语方式和叙事范型的转变,而且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显现着“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传统的流变衰落、现实主义文学的处境日艰,以及底层大众文学从文坛的悲剧性退场.

柳青《创业史》的命运遭际实在太意味深长.1960年代初,伴随着《创业史》（第一部）的问世,形成了一个壮观的评价热浪.在这些参与评价的学人当中,有资深评论家如冯牧、邵荃麟,也有后起之秀如严家炎、朱寨,一些重要的文艺类报刊,如《文学评论》、《文艺报》、《上海文学》皆长篇累牍地刊登评论性文章,其参与人数之众、发表评论之多、研讨规格之高、热情持续之久,就一部作品而言,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上都罕见,尽管关于主要人物梁生宝塑造的深度问题有不同意见,但都没有否定其所取得的成就.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实际上奠定了《创业史》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对1960年代这场论争做出定性和概括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风貌,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塑造了一个高大丰满的梁生宝的形象.”②“”期间,柳青受到重创,被迫辍笔,与此同时,《创业史》也沉入深潭,关于柳青《创业史》的研究随之被搁置.

新时期初,沉寂了十年的柳青,拖着病残之躯,以惊人的爆发力修改完成了《创业史》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十八年之后对自己创作的这种回应,使柳青《创业史》研究再次成为新时期文学神话中的一大焦点,更多的新人加入到了这个研究阵容中来.此阶段的研究,除了对1960年代成果的借鉴之外,还对柳青“深入生活”的方式、“创作道路”的形成、“文学思想”的结构,以及他早期创作的一些被忽略的短篇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钩沉,《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期刊发表了众多柳青研究论文,甚至陕西的《人文杂志》、《西北大学学报》还开辟了柳青研究专栏.肯定性声音大大压过质疑性声音,从而使《创业史》在“十七年”文学谱系中凸显出来,是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征,其时的史著对《创业史》的评价也与1960年代相比有明显提升,如《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这样认定的：“《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巨著,其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远远超过其它同类题材的作品,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③“史诗性的巨著”、“远远超过”、“非常突出”,这些词语的使用都意在强化《创业史》的文学史地位.引人注目的是,该著只将柳青和赵树理、周立波单列专章.至此,柳青《创业史》完成了其经典化的历程.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思想文化领域显得异常活跃,不同类型的话语纷纷登场,也是在这种“反思”的时代潮流中,学术界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和“重写文学史”的主张,其原初的意旨都是为了重倡“五四”文学传统和再续启蒙话语,而同时,两者也都对50-70年代文学发出了质疑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研究整体转向的背景下,《创业史》作为“红色经典”的模本受到冲击是必然的.首先向《创业史》发难的,是1988年发表于《上海文论》的一篇题为《“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文章,该文对柳青的创作动机发出了根本的质疑,指出柳青《创业史》“囿于”“那些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们对运动的理论概括”,来表现“党的指引和历史发展必然要求的一致性”,这“就是柳青‘永远听党的话,忠于政治’的表现”,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使作家“不能真正接纳生活的全部丰富多样性”,使“文学创作的自主性受到限制”,使“创作主体的丰富度和自由度”“也受到限制”.④现在回过头来看,该文的许多论点是欠成熟的,特别是将柳青《创业史》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剥离出来的做法,引发了持不同立场的研究者的坚决反驳,而且,该文赖以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当年的一些政治话语,切合文本实际的东西并不多.无论如何,这是一种征兆,预示着柳青《创业史》将跌入新的轮回之中.

在1990年代的文学史叙事中,关于柳青《创业史》的言说某种程度上形成了明显反差,如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仍将“柳青的《创业史》”在第七章单列一节,而以“重要的作家作品”单独形成章节的无非只有六个作家作品,这说明在该著的结构中,柳青《创业史》的经典地位并没有产生动摇.同时期出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主编）是以作品解读来辐射和勾连文学史事件的著作,但该著却对柳青《创业史》只在不经意间一笔带过,显然,以“民间立场”、“潜在写作”和“隐形结构”为其择史标准,柳青《创业史》不在其视野之列也是意料之中的事.问题是,在第二章“来自民间的土地之歌”中,将《山乡巨变》作为“表现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典范文本是否恰当,另外,著者宁愿细读《李双双小传》而不愿提及《创业史》就更让人大惑不解了.我们发现,在整体安排中,对“三红一创”做了有意的疏离,“三红”中唯一被细读的是《红日》,而《红岩》、《红旗谱》也遭遇了和《创业史》相同的命运.在此可看到,作为1990年代以来影响甚大的两部史著,其对柳青《创业史》评价的悖反现象,在新世纪的文学史叙事中一直还隐隐约约存在着.

新世纪以来,重估“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不同于此前研究的是,在避开已“过度阐释”的政治话语与文化话语的前提下,复归文本现场,以揭示“红色经典”文学性的特质,这种趋向势必使“红色经典”从种种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织造的浓雾中重见天日.一篇题为《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的文章,对《创业史》的文学价值进行了探寻,该文从“文学性”视界给柳青《创业史》做了这样的评价：“今天的作者在‘写什么’和‘怎么写’方面超越《创业史》是太容易的事,但是能在艺术描写,艺术表现能力上与柳青一比高低的并不多.”⑤这个评价提醒我们,从一个熟悉的“政治柳青”走向一个陌生的“文学柳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在2004年出版的两部史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和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都是将柳青《创业史》看做重要文学史现象而进行阐述的.尽管上述三部史著不约而同地涉及《创业史》的文学性评价,依然存在着某种悖反.《新稿》在第四章第七节将《创业史》与《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放在一起进行述评,有关柳青《创业史》的文字计一千五百字左右,特别指出了《创业史》所具有的史诗性的品格,“作品有意识地将蛤蟆滩发生的故事与外界社会,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政策联系起来,将故事置于时代风云的宏大背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作品一个非常显著的思想和艺术特点：视野宏阔,高屋建瓴,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色彩”.但该著却在下文中随即做了自我颠覆,似乎又有脱离文本实际而重蹈政治话语阐述的覆辙的嫌疑：“应该承认柳青创作态度的高度真诚,但是,由于他的创作基本点是建立在对现实政策进行图解的基础之上,作品的缺陷也就由此而来.”⑥《新稿》对柳青《创业史》述评中的这种内在矛盾性,其实也是新时期以来关于“红色经典”研究不完善的反映：对文本缺乏必要的阅读耐心,仅满足于外部研究而不能深入其内核.

《发展史》在第八章“红色文学的繁荣”中给柳青《创业史》设置了专节,并对其做了这样的转述评价：“柳青的《创业史》被普遍认为是代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最高水平的作品之一.”⑦该著在这个判断后的行文中并没有对《创业史》的文学性因素做任何诠释,但通过追溯由《创业史》的论争而汇聚为影响深远的“中间人物论”,以及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成为当时唯一合法性的美学标准,其实也从侧面印证了柳青《创业史》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五十年》在第三章第二节“以工农兵为主的小说”中,有柳青《创业史》的专门讨论,尽管这部分文字不足千字,而关于其评价却呈现了明显的新气象：“小说通过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农村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新变化、新排列、新组合,展示出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风貌和农民群众精神世界的巨变.可以说,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史,实际上是一部创业者的心灵史.这也是这部小说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大原因.”这个论断的确刷新了过去人们对柳青《创业史》业已形成的偏见.《创业史》的精神内涵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得不到有效的阐述,该著却在“回到历史现场”的姿态中,举重若轻地归纳出了《创业史》固有的品格,那就是对特定历史时期底层民众心理的深刻把握,是其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大原因”.此外,该著还对《创业史》从题材处理、人物描写、结构布局等方面做了简要述评,结论是“《创业史》被认为是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的长篇巨著”⑧.在经历了一个大的轮回之后,有关柳青《创业史》的史学评价好像又回到了1980年代初期,但仔细考量,却无论从所占篇幅,史家对其文学地位的认定,还是研究者对其文学价值的挖掘,都无法与1980年代初期相比,其经典地位已受剥蚀.

三、

“柳青《创业史》现象”作为当代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存在,其所网络的方方面面关乎当代文学体制变迁和审美转向过程中必然产生的深层矛盾,所以,要对其作出准确的文学史定位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些绕不开的复杂矛盾中,主要涉及如何评价来自解放区的作家的问题,如何评价“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传统的问题,如何更加理性地评价作品思想内容的问题,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目的何在和为谁创作的问题,只有理清了这些问题,关于柳青《创业史》的史学评价才有可能做到基本的客观与公正.

柳青是1940年代“整风”运动后于陕北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因此,他一生的文学命运始终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纠结在一起,其荣与辱、浮与沉皆源于对《讲话》精神的操守和践行,这至少可以从下述层面来解读.柳青将文学事业看做是“革命事业”,是为一定时期所肩担的革命任务怎么写作的,是改变劳苦大众境遇的方式,所以,一个作家的写作和成长,在他看来,“只要他时刻考虑自己对劳动人民的责任心,不要把文学事业当做个人事业,不要断了和劳动人民的联系,他就有可能不发生停滞和倒退的现象,而逐渐走向成熟”⑨,这也就不难理解,柳青为什么会提出“做文学的愚夫”和“六十年一个单元”的观点了,而其表征则是勤勤恳恳、无怨无悔地笔耕不辍,不为“享受,虚荣,发表欲,爱情要求,地位观念”所动摇.与《讲话》提出的知识分子改造相一致,柳青在建国前后多次深入到基层,在艰苦的岗位自觉地磨练自己,苦行僧似的进行知识分子改造,这是柳青区别于很多来自国统区作家的一个重要特征.经受了来自极端的物质贫乏和持久的心灵寂寞的考验,柳青最终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融为一体,不仅是形象上的,更是情感上的,用他的话来说,“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的汗臭,反好像一股香味”⑩,正因为这种情感皈依,他的笔触也就能够沉潜到底层民众的灵魂深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中自如地镜像其心灵运行的轨迹.柳青坚持实践的“三个学校”（即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校）的文学主张亦脱胎于《讲话》的精神范畴.《讲话》非常强调“生活”的重要性,称它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讲话》虽然要求文学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但这种“武器”要有力量,还必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B11.柳青关于创作与生活辩证关系的阐述,是从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他曾反复告诫初学者,“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而反对“在房子里头塑造自己”B12.和柳青这种主张相悖的是,当代的很多创作不再重视深入生活,趋于虚构的情况普遍存在.在《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出版后,柳青谈道,“我今天能够写出两本稍微有一点点内容的长篇小说来,没有思想的教导是不可想象的”B13.《创业史》发表后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柳青以其创作实绩前列建国初文学格局中的“中心作家”之一,这当然不排除主流意识形态的导向作用,但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对《讲话》精神的刻苦钻研和灵活把握,并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实践它和验证它,因而自然就成为了《讲话》精神的成功范例.

19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讲话》精神一定程度的受质疑,柳青及其《创业史》被冲击在所难免.然而,任何人都是历史地存在着的,柳青不可能无端地超越其所经历的人生和知识结构的边界,去创作某种抽象的文学.辩证地看,《讲话》及其精神的实践者柳青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否所谓纠偏就非要来个彻底的颠覆,柳青怎么说的、怎么做的则反其道而行之就算“现代”、就算“人性”、就算“启蒙”了?此类简单的逆向思维方式也该到进行清算的时候了,我们只要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就可以判断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可行性,即新时期以来的“现代派”文学在实绩上有没有达到柳青所达到的高度?这,也许是文学史家更应该深究的发问.柳青及赵树理、周立波等这些解放区成长起来的作家的创作,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开创性意义.

柳青将当代文学的重心从长江流域引向黄河流域,使这块广袤而贫瘠的土地第一次以几乎粗粝的样态大规模地进入到文学的审美视野,这种“引入”弥补了现代文学所忽略的领域,从而为创造新的审美维度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读者从那些崇山峻岭、大河古月、荒漠浓云、积雪冰柱中感受到的是一种异样的美,一种异于南方弱柳扶风般弥散着力量的美.不仅如此,读者还看到了别样的一群憨厚中有智慧、粗放中有温情、坚韧中有细腻的北方汉子,这些人物的介入,为当代人物谱系平添了更具质感的魅力.“五四”一代及后来者大多熟悉并抒写的是江浙、福建、四川和湖南一带的风土人情,而如柳青般40年代在山西、陕西、河北、山东一带解放区扎根的作家,以满蘸着情感的笔触将那些乡土味、人情味十足的文化景观五光十色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构架当中,从而大大充实了当代文学的文化底蕴.柳青的作品始终充溢着陕北和关中平原那纯朴、壮美和厚实的乡土情调,他笔下那巍峨的终南山,莽苍的渭河平原,白雪皑皑的秦岭奇峰,碧波荡漾的汤河流水,以及关中粘胶样的黑土,蛤蟆滩的茂林渠岸、鸡鸣鸟啼、泥墙茅舍,处处呈现出八百里秦川特有的雄浑和质朴,粗犷里显细腻,俏丽中见豪放,却都能给人以丰富多质的语言快感和审美愉悦.

现代文学的聚焦点较多体现在农民和知识分子身上,而“柳青们”却把农民这些现代文学中通常被看做是需要“启蒙”的人物作为主要的表述对象,尤其是再现了苦难的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那个历史瞬间顾盼四周、半信半疑、踟蹰不前而又心存感激的情态.主人公“身份”的转移,意味着当代文学在前十七年必将通过农民的生活、心理和的展现来折射中国现代性的曲折进程.“柳青们”对农民及其生存的文化空间乡土的诗意抒写,是以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知识方式,来体现农民的“本质”的.有人曾指出,现代文学对农民的“误读”和“知识”认定（如在鲁迅的笔下,农民形象往往是原始、愚昧、麻木和冷漠的）,导致了现代文学一种巨大的遮蔽现象：“‘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B14因此,“柳青们”的创作其实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农民本质”不可或缺的精神建构过程,突显了现代文学中被压抑的有关“农民”的现代性“知识”.当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农民问题,“柳青们”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关注着最底层的农民的精神走向,因为他们深知,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与这个群体息息相关.这些从底层中来、到底层中去的作家,注定要在“历史的现场”叙写农民群体改变自身命运的艰难历程.他们是真正的“底层作家”长期扎根于社会的最底层,在真切的生活流程中体察底层民众的哀乐人生,而他们的笔端流淌着的却是乐观和豪情,是对新生制度不可遏制的赞美之情,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绝难读到与现代文学相类似的沉重的忧患和失望的叹息.但他们对农民的命运并不盲目乐观,其实在《创业史》当中也传达了柳青深沉的忧虑,蛤蟆滩的“三大能人”以及梁三老汉,都构成了农民改造自身命运以及奔赴现代化的路途中的解构性力量,柳青的深刻之处,是将这种解构性力量归结为传统文化惯性的运作即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才是梁生宝必须面对的最顽固的阻力.无论如何,他们的作品有一种天然的力量,尤其是对那些徘徊在社会底层的群体而言,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阅读到奋斗的乐趣,并体验到平凡人生中的美好事物.多少年后,当我们已习惯于浏览种种人性的恶和人生的苦时,蓦然回首,才体会到底层文学中的这种乐观和豪情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短暂而又激动人心.

在柳青这些作家身上所焕发出来的文学精神,作为一种表征,就是他们虽然有着强烈的政治热情,却从不谋求个人利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忘我地投入到创作中来,才能奠基其风格得以形成的基础细心体察底层最真实的生存和真诚倾听他们内心的呼声,这种文学精神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语境中更显弥足珍贵.柳青的创作不仅传承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而且还自觉实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设法从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中汲取多种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努力是新文学实现民族化、大众化梦想的重要一环.柳青及其《创业史》既是那个改天换地的时代的产物,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所能容纳的限度；既是政治话语中的存在,又超越了政治话语所能触及的边界；既是地域性的文学传达,又超越了地域文化的范畴；既是理想主义的言说,同时具有理性主义的历史厚度.柳青的文学人生及其精神在当代特别是西部作家中持续发生着巨大的影响.

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作家都是循着柳青的轨迹而展开其文学诉求的.路遥曾有幸多次亲聆柳青的教诲,从而使其精神人格得以提升,他从柳青那里承继更多的是乡土情结、进取精神,以及殉道者的决绝和苦吟者的坚韧.他追踪着柳青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亦然全景式地描述一个时代的巨变在底层群体内心所激起的层层波澜,亦然满怀深情地叙写社会底层青年曲折拼搏的创业之路,亦然雄心勃勃地织造着沧海桑田的巨幅画卷.《平凡的世界》不妨看做是《创业史》的合理延伸,孙少平也是梁生宝的生命延续.《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这两部不同时空中问世的文学力作,感动了数代沉浮于社会边缘的人群,这种“感动”的力量无非来自于这两部作品都能够使弱势群体在一个浮华世界的喧嚣之外,看到别一个更真实、更持久,也更具有人情味的世界,这个世界才属于他们,才是他们疲惫的灵魂可以诗意栖息的地方.可以说,路遥是柳青坚定的追随者和维护者,路遥自1980年代以来能够引起中国文坛的分外关注,正在于他复活了柳青的文学精神,接续了柳青未竟的文学话语.尽管由于路遥思想高度的限制和知识结构的约束,没有像柳青一样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标杆,但柳青应该感到欣慰,毕竟他的薪火已经相传.陈忠实奉行柳青“三个学校”的文学主张,从1962年到1982年这漫长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社会的底层和基层,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其创作一部“民族的秘史”夯实了基础.着手创作《白鹿原》之前,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去做社会调查和历史研究,为了搜集到原始性的素材,他走访了关中平原的上百个村子,几百户村民,查阅了几十个县的县志,做了近百万字的笔记.成稿之后,又花了多年的时间潜心修改.陈忠实创作《白鹿原》的前前后后,始终将自己定位在“做文学的愚夫”的基点上,长时间地忍受着心灵的折磨和创作的煎熬,柳青的文学精神在陈忠实这里以另一种方式呈现了出来.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柳青的文学人生已渗透到了众多当代作家的血脉当中,其影响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更替而褪色.

“柳青《创业史》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异常复杂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复杂性在于,柳青将“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的传统顺理成章地带入到当代文学中来,在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尝试现实主义史诗性巨著的创作,他自始至终都践行《讲话》的精神要求,创作态度的极端真诚,使他的创作终至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高度.他又是从社会的最底层观察当代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他的创作传达着底层大众的愿望诉求和人生期待,底层大众文学到了柳青、赵树理这些作家才真正地成熟起来.在当代文学民族化、大众化的转型中,他于赵树理之后进行了更为艰苦的探索.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赋予了当代文学以某种特质.由于柳青身处一个政治话语一统的时代,所以,在政治话语的交替中免不了要经历沉浮,文学史在言说他和《创业史》的时候,也潜在地从政治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文学柳青”总是走不出“政治柳青”的阴影.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事缺乏必要的“文学柳青”的言说已然成了一种趋向,事实上,在这种叙事的接力中,读者离真实的柳青已越来越远,这不仅是“文学柳青”的悲哀,也更是文学史自身的悲哀.路遥这些西部作家却能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而走近真实的柳青,这是因为他们对文学的共同追求和宗教般的虔诚使其能够跨越时代的沟壑进行精神交流.柳青不死,不是因为政治,而是因为文学.

注释：

①勒内•,韦勒克：《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2页.

②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53页.

③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8-309页.

④宋柄辉：《“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上海文论》1988年第4期.

⑤刘纳：《写得怎样：关于作品的文学评价重读〈创业史〉并以其为例》,《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⑥董健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146页.

⑦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0页.

⑧吴秀明：《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⑨⑩ 柳青：《转弯路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1979年4月,第20页,第10页.

B1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54-855页.

B12柳青：《生活是创作的基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1979年4月,第37页.

B13柳青：《思想教导着我》,《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山东大学中文系编,1979年4月,第19页.

B14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见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黄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