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新青年》的“自由主义”复兴

【摘 要 】胡适是“中国文艺复兴之父”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它从美国学成归来之后,以《新青年》为学术和舆论平台,倡导了白话文运动,并带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文学革命.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胡适的言论和传播思想的梳理,窥探中国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何通过文化和社会启蒙,获得精神领袖的地位,并作用于当时救国图强的民族大义的.

【关 键 词 】胡适 自由主义 白话文社会启蒙 《新青年》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后,在思想领域,旧的封建意识和体制规范开始分崩离析,地主和士大夫阶层衰落,而脱离特定的政治集团和官僚体制之外的自由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这些知识分子与西方现代文明频繁接触,与传统的思想和文化意识开始背离,这使得他们能带领民众向“救亡”这个目标奋斗.①而《新青年》的主要编辑和作者群就担当了这一历史重任,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位.以胡适为代表的《新青年》的作者,大部分都是以杂志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经过了国外的生活和学习,归国后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笔端,目的是获得精神领袖的地位.②他们认定文化和启蒙是解救国家民族的的途径,不遗余力地投入到当中去,而杂志和报刊,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思想的平台.

一、白话文和新文学的开创性革新

1917年1月,学成归来的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二卷五期)上发表了他提倡白话文的第一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其中提出了八项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五、务去滥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文中,胡适没有用革命式的逼人的挑战旧文学的字眼,也没有出现“文学革命”的字样,而是以温和的方式提出了文学改革的具体主张,提出以“施耐庵、曹雪芹、吴研人为文学正宗”的新观点.随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胡适继续强调“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应以“白话作各种文学”,以及“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等口号.③胡适的《尝试集》,是文学革命以来的第一部白话诗集,起了开辟门径的作用.随后,有了代表一代青年心声的青年作者,如郭沫若、沈尹默、冰心等.

白话文运动在当时的推行,意义深远.古文作为当时大众传播语言方式的对立物,实际上是为少数文人贵族所垄断的东西.白话的表达,多被视为是没有合法地位的.白话文运动,尊白话文学为正宗,主张用接近于人民口语的文学代替盛行了几千年的古文,本身就是对“上层文学”的一种反对.胡适曾说:“一个是上层的文学”,“大部分在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毫无价值的死文学,模仿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了的文学,没有生气的文学”,“一个是下层的文学”,是“老百姓的文学”,“是活的文学,白话写的文学,人人可以懂,人人可以说的文学.”④

白话文运动带来的远不只是文学形式和传播方式的变革,它反映的是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它使得书面语言从少数人垄断的局面下解放出来,成为迅速反映和代表广大人民说理抒情的有力工具.因而立刻得到了学生、青年和知识界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并势如破竹地传播开来.对于青年,这是精神上的解放.他们可以用白话演讲和写文章,思想感情的传播方式更加便捷了.“五四”后,青年学生办的白话刊物处处可见,“仅1919年一年就有四百多种白话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⑤

在“五四”运动期间,白话传单和白话小报盛况空前,在传播新思想和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和动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920年,北京政府决定实施白话的中小学语文教材.胡适等的白话文主张,成了当时的白话典范.从此白话文成了新的教育工具.

文学革命和使用白话文的结果,不只让中国知识分子不同程度上走出古人的意识形态牢笼,还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士人的思想,改变了文言文的僵化和代代相传的模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更新了思维方式.新的语言方式使得他们基本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得以改变,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内部变革铺设了道路.

二、“自由主义”社会启蒙思想的媒介表达

“就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看,新文化运动时期可视为文化批判的时期,从积极意义上说是要介绍、倡导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从消极意义上讲,就是要批判中国传统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胡适发挥了重要作用,较之陈独秀,他对自由主义有更深刻的理解.”⑥当满清专制逐渐瓦解,孔制消亡之时,中国的知识界正处于思想自由和的早春时节.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言论纷繁杂陈.胡适的社会启蒙和改良的思想言论在《新青年》上得以全面的表达,具体体现在提倡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和鼓吹社会自由三方面,试图由个体借助群体,走向大众启蒙,获得全面的“社会动员”.

1918年6月的《新青年》上出版了一期“易卜生专号”,胡适发表了《易卜生主义》,这可以说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的社会批判立场和所坚持的进化论的历史观的集中体现.⑦在这期刊物上,刊载了胡适和罗家伦合译的《玩偶之家》,和陶孟和翻译的《人民公敌》.这篇重要的自由主义思想文献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的观点,并鲜明地表达了胡适对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的一系列看法.胡适指出中国封建皇权所提倡的封建道德极大地扼杀了人的自由意志,他之所以要引进“易卜生主义”,是因为“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精华”.对于何为“易卜生主义”,胡适是这样回答的:“娜拉抛弃了家庭丈夫儿女,飘然而去,只因为她觉悟了她自己也是一个人,只因为她感觉到她‘无论如何,务必努力做一个人’.这便是易卜生主义”.⑧

胡适尖锐的谴责专制主义控制下的社会的罪恶:“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对于如何使“新青年”们成功地反抗,他提出了两个前提:“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⑨胡适将《人民公敌》中的斯铎曼医生作为推崇的楷模.斯铎曼医生敢于说实话,对自己的信仰和所有言行敢于负全部的责任,虽然被全社会的人当做“国民公敌”, 他不惧怕“公众舆论”的压力,继续表达自己对罪恶社会的反抗和蔑视.实质上,胡适所说的斯铎曼医生就是西方式的民间独立报刊的品格形象,他对自由主义报刊的要求,也是要具备这样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品质.

当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社会并未建立制度.在思想领域,封建的纲常还没受到根本的触动,仍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因而个性解放是十分迫切的问题.胡适提倡资产阶级性质的个性解放,发展个性的要求,承认人的个性、独立性,要求个性有自由发展的权利,鼓励人们发展个性,这都是有积极的社会意义的.

胡适曾在美国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亲眼看到美国女权运动的实际发展情况.但在中国,在封建道德规范下,虽然已进入民国,无数女子仍带着“青史上留名”的美梦被葬送了青春,连政府都用法令予以表扬,鼓励百姓奉为楷模.这引起了胡适的思考.1918年7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问题》一文.指出,北洋政府《褒扬条例》鼓励女人殉夫,是“罪等于故意杀人”,是“野蛮残忍的法律”.⑩.另外,胡适还在《易卜生主义》一文相似度检测绍了《娜拉》一剧,包括其后来写的《美国的妇人》,都强调的是女人的自立思想,如女子受教育、女子参政、女子继承权等问题,这是有很大的进步意义的.

自由,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主要口号之一.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篡夺后,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仍生活在军阀的专制统治下.1920年,胡适和北大的蒋梦麟、陶孟和、李大钊等联合发表了《争自由的宣言》,⑾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提出让全国人民一起起来,废除军阀的条例和出版法以及报纸条例、管理印刷业条例和预戒条例等反动法令,揭露了这些法律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等人身自由,要求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权”.

在重新解释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动因时,有学者提出了其历史演变的缘起:“辛亥后绅权扩张及社会整合之失败,游离于传统结构之外的新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以及他们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得突破中心主义成为可能.”⑿.传统的文人阶层逐渐失去对社会文化载体的控制,现代知识型的自由主义文人在新的历史时期与文化载体确立了新的权力关系.他们用所占有的新知识,控制了舆论公共空间,他们的话语成了大众话语.办刊物、制造舆论的公共空间,唤醒新的青年大众,“一方面瓦解了传统在人们心中的谱系,同时又发挥了创新的文化功能.”⒀.胡适在讲授哲学时对傅斯年和顾颉刚的影响,《新青年》在北大乃至整个社会中对学生的争取,都充分体现着文学革命对年轻一代学子现代观念形成的启蒙,是文化转型时期,新知识阶层的权力彰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