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弹正”建构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与理论探索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4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统计,截止1994年,大陆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已达一千六百部以上,台湾香港还未计入,可见其盛.上世纪十年代以来,学者呼吁“重写文学史”,人们反思文学史写作,提出质疑,总结经验,积累了很多成果,这似乎显示了再写文学史或者重新讨论文学史写作已无必要：群众都已经过了河,就不必再去摸石头了.

中国文学史的史观深受兰克以来的现代史学影响,文学史写作往往追求客观真实,着意挖掘作者意图,描述文学史的线性进步,叙述中融入民族国家意识,而尤以客观真实、线性进步为著.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后现代史学家们激烈批判这些史观,这股思潮早已波及中国.吾人随波逐流,拾洋人余唾,回收学术地沟油,固不足取；然而视之为洪水猛兽,置之不理恐怕亦非正途.有识之士早已译相关论著,讨论也正逐渐深入,对后现代史观也有一定的回应.

可惜,中国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尚未见到对后现代文学史观的深入思考,如何融合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学史观,著成通史,成一家之言,做出一部全新的中国文学史,依然值得期待.人称天下第一才子的龚鹏程先生,著作等身,其新著《中国文学史》（上）以全新的面貌,回应各种文学史观的思考,值得研究者讨论、反思、借鉴.龚著《中国文学史》2009年先后在台湾、大陆出版.台湾《文讯》月刊社还为此办了一次座谈会,也刊布了陈国球先生等人之评述,学界不无反响.这部文采斐然的文学史专著形态迥异前人；学术风格明显,有着强烈的个性；新见迭出,颇有一扫陈见的气概,而且对文学史观和方法有深刻的自觉与反思,这一点尤其可贵.

龚鹏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极富个性,充分展示了他的文章魅力,书中常对其他的文学史研究提出批评,指责其他文学史著的不合理,独主一说,且批判力强.

谈到《诗经》时说：“过去的研究者碰到这些歌诗,常不能掌握其性质,总是迷信歌谣起于民间”,打破历来以民间文学与贵族文学之分的成见.鲁迅论魏晋风度时,曾说魏晋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龚先生却说“其实不然”.“今人论文学史,不知源流,又胶执‘魏晋自觉’说,遂以为文体之辨是魏晋以后的新事况,殊不知汉代文体观早已确立”.讨论四声八病说时,龚先生怀疑陈寅恪《四声三问》分析的有效性,说“陈先生论学,喜说印度渊源,实不足据”.“谈文学史的人,讲到隋唐也是精神大振,脑袋充了血,便胡言乱语了起来”.“过去的人,老是搞不清政治与文学的分际,以王朝史为文学史的框架,现在我们可不能也犯糊涂”.批评前人把李白概括为浪漫诗人,是“贴标签”,“实在笑死人了”.他不但批评今人,还不满古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弄不清这其中的道理等把东晋文风不再华丽之故,说是因东晋玄风大畅,真是完全搞反了”.引述前人对古文运动的描述,下断语说：“孰知大谬不然,历史不能如此简单化地处理.”还把读者可能的知识盲点指出来：“那道教不就是老庄思想的宗教化吗?哈哈,你又弄错了!”仔细翻检,当有更多批驳弹正的语句.

龚先生在著作中并非毛举细故,做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而是几乎从整体上否定之前的文学史写作.“序言”中便一篙子打翻一条船,夸张地说一千六百多部文学史,“佳作寥寥”,“伐木造纸,殆已毁了数十座森林云”.他认为文学史写作多以课堂讲义形式编制,限于教材体例,“嚼饭喂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陈梗概,遂愈觉水清而无鱼.安章宅篇,务求分量匀齐、面面俱到,更不能见心得,尤其无以见性情”.从史法、史例、史体角度否定了前人著作,批评他们不是文学“史”.同时,认为大多数文学史著的论述框架、文学史观太过陈旧.这些文学史著要么是历史目的论、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动、新生与腐朽等一连串的二元对立等级观念即构作了历史的进化”,魏晋革新了汉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复古又被派独抒性灵所改革,革命者代表了启蒙的价值：理性、自觉、浪漫、个我主体等,于是一部中国文学史的论述,就变成了对新时代国民意识教育的一环”.批判他们依附于政治社会史,算不上“文学”史.所以,另写一部文学史以“匡谬正俗,或为读者打开一点思考空间”.

对其他文学史著作何以有那么多的批评?粗读之下,以为这是龚先生故作惊人之语,其实别有怀抱.

“史前史”这个概念中两个“史”字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指涉：前一个指的是史著、历史书籍,而后一个指的是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这样才能理解整个词指的是“历史记录以前的历史事件”,而不是自相矛盾的“历史之前的历史”.同样,“中国文学史”这个概念也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史于过去的时空中的本源性存在.今人可以借助文献、考古等方式,使我们坚信在过去的某个时空,的确存在过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以及他们留下了文学作品,这一切都是曾经发生过的文学事件；另一方面这个词是指写成的一本本、一册册的文学史著,它们是对原初的中国文学史的记录.

但是,过往的时空不复存在,今人无法返回历史现场,那么客观的历史原初就永远是不在场的“存在”.我们要把握这一“不在场的存在”,重现过去的历史事件,只能通过叙述来构建过往的时空.结果,就成了后现代史家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叙事”,历史叙述不但挣脱历史本源的影子,反而重新塑造着“历史本源”,反客为主,让读者以为这就是历史本源.

文学史著作――即文学史叙述――如何还原文学史原初,这是文学史观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中国古代史家一直有客观求真的要求,历代史家提出著史以“实录”为标准,但历史叙述、历史记录其实就是带着人的内在性和主观性的阐释活动.史家力图克服自己的主观性,以求还原历史,但活生生的人如何避免得了主观性?于是,在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就有人干脆承认主观性的地位,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中说：

或曰：当以客观态度,叙述往事,而不下一断语,等余曰：不然,苟仅以客观态度,陈列往事,则古人原书具在,学者一一读之可也,何劳吾著“文学史”哉.原书既不能卒读,不得不有人为之提要钩元,使之一览了然.一经提要,即有主观参入其中矣.

这种意见应该不是孤例.龚鹏程先生也是承认文学史本源难以追溯,并提出解决的思路：

一个时代,既在历史长河中表现着它自己,又同时活在后人的理解诠释中,这两者是交叠在一起的.而后人之理解与诠释,乃是文学史意识对历史材料的处理,因为没有人会去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一切事情,更不可能不对史事表示评骘,所以他们的历史叙述或评论,势必体现着他们自己的文学史视野及观点.历史本身若是甲,这些诠释就是乙.不过,因不同时代的人各有其诠释,故乙也就不会只有一个,而是乙一、乙二、乙三等所谓文学史,即是这些乙参差叠合,互相印证、互相辩驳、互相竞争、互相校订、互相拆解之过程,它型塑着我们的文学史认知.因此,讲文学史而不提醒读者注意这些乙,是检测天真.检测装自己的介绍就是历史的本然,而不告诉读者他的叙述与诠释其实乃是由某个乙来的,或由许多乙拼凑而来.

首先,把文学史理解成两者的交叠,其实就是对现代、后现代史观的回应.大陆学界一直思考文学史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真实,就是考虑如何让历史叙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本源.这,且不说理论上是难以实现,就在文学史写作过程中也难以保证.龚先生并不认为既然客观性难以达致,就干脆自说自话,人各一说,家有己见,而认为文学史叙述是主客交融的诠释活动,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叙述,受到历史本源的规定,这从阐释学的角度打开了“历史真实性”思考的空间.

相对于历史本身的甲,龚先生特别指出历史叙述乙一、乙二、乙三等这些文学史著之间天然地存在矛盾抵牾,通过各种文学史著相互辩驳弹正,读者可以观察到各文学史家的洞见与盲见,相互修补,相互印证,建构起读者的文学史认知.他说：

我们现在讲文学史,就要一面抽丝剥茧,说明一个时代就作家在乙一、乙二、乙三等各诠释体系中的形象是什么；再借由它们彼此辩驳、相互校证,去试着还原历史之甲可能是什么；继而更须以此去解释历史之甲如何透过诠析之乙一、乙二、乙三等,带出了或影响出了后来丙一、丙二、丙三等的历史.

这个思路也为我们展示出接近历史本源的“甲”之方法,这也是龚先生书中不断“批驳弹正”的原因所在.

既然各种文学史之间应该互相校订,就要提出与其他文学史著的不同看法.所以龚先生书中不断有如上文举出大量的批驳文字,还在前人诠释的缝隙中,找出他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另立新解,令读者感到新见迭出.比如认为汉代士人有“士不遇”的普遍哀感,而这种集体感情所投射的对象,便是屈原.指出《古诗十九首》为女性化的书写,展示出异于战国的“游”的精神,是悲亡命、唤游子、伤沦谪、哀时命相结合的一种由居人意识反照的“游”之精神.还特别强调文学传统中除了“抒情言志”还有“以文为戏”的一面,从语言侍从之士的写作到历代拟作仿写,乃至李商隐的创作,都有之前人们忽视的这一面向.或另立价值标准,指出宫体诗在声色大开上的绝大贡献,形成香奁闺情的体系等

龚先生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史著列入“乙”,参与到这个相互印证、竞争的队伍中去.所以他说“文学史写法千变成化,我独行一路,岂能尽得其妙?又岂能禁止别人从别的路向来寻幽访胜?”显示了一种开放的学术研究态度.

陈国球先生认为在中国自有文学史研究以来,就与教育机制密切难分.教育的主要功能是传授知识,文学的历史存在既然被视为学子必须掌握的知识,而以语言文字于另一时空重现,它的叙事体式必然具备了几个特征：一是叙事者（narratot）表明所叙述的不是谎言,乃是真相；二是叙事者检测设自己和读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对等；叙事者访得了知识的火光,然后传递给蒙昧的读者；基于不平等的地位,基于高度的自信,叙事体充满从上而下的指导语态,藏有嘉惠后学的心理.而龚先生这种开放的态度,就摆脱这种启蒙式的体态、腔调,而是呈现出互动的姿态、,使读者参与到文学史的建构中来.

最后,这种参与性也带来了阅读趣味,看到龚先生这么多的“批驳弹正”,读者也许努力寻找龚先生的盲见,变成主动学习.当然,如果把书中讨论到的相关论著列在参考书目中,以便读者翻检、对比,进一步思考龚先生的立论,就更符合这个开放、互动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