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文学

今天,似乎又到了重新认识文学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在理念上有所拓展,不再纠结于纯文学与俗文学、传统文学与新媒体文学之纷争.文学、艺术从来就是圣洁的,因为它照拂人的心灵世界；但它从来也是芜杂的,因为它不回避快乐原则,甚至对人性中的某些弱点有所包容.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上述两点之间并非完全对立,因为它胸怀宽阔,承担对人生的终极关怀.

德国汉学家顾彬经常触及我们敏感的神经,最近他有关金庸的评价,再次遭到国内专家抨击.这位满头白发的汉学家兼诗人说,以金庸为例,他并不是现代性的作家,因为他太中国、太国粹了.我们应当如何去理解这句话?

这当然是一种批评话语.如果按照传统标准,顾彬的说法实在是对金庸的赞美,因为近代中国文人无人不追求这个境界.但问题也产生于此,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回避,世界发生巨变,人都到了一个村庄里,包括不同的历史人文环境、自然风俗环境,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科技文化环境,混杂在一起,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国际文化平台.那些千年稳固,百年不变的文学本质、文学功能、文学标准以及文学边界等等,都或多或少出现了缝隙.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新秩序中,怎么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了解你、关注你?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将人的社会性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强调时代的价值与意义在个体身上发挥的作用.换言之,人是时代的替身.这在单一社会环境里,好比独自照镜子一样,是不会发现问题的,现在社会环境复杂起来,镜子是多棱的,麻烦也就出现了：谁是时代合格的替身?

不同文化在认识上的差异客观存在,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确进入了话语困境：中国元素,究竟是属于中国的,还是属于世界的?我们当然希望是后者,因为它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做的是前者.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学似乎仍没有找到新的语境,既能确保“中国化”,又能兼容世界性.我想说的是,这一步,必须先从个人化出发,个人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意识与民族感的丧失,而是以更多的途径去尝试开掘“人”的世界,这个“人”必然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与他的民族文化血肉相连,不可分割.

前一阵,我细读了美国《纽约客》《国家地理》杂志记者、独立作家彼得·海斯勒的作品,这个小伙子来中国任教,原计划在中国旅行两年,后来一待竟待了十五年,并以《江城》《甲骨文》和《寻路中国》组成“三部曲”,全面描绘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寻路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地图”的作用发表看法的那个细节.他说地图在美国完全是私人化的,而在中国是国家化的.意思是说,美国地图完全为了方便旅行者,而中国地图是一种坐标测绘.所以,他在中国自驾旅游必须不停地寻路.彼得·海斯勒的作品或许算不上优秀的文学,但他提供了一种观察“他者”的视角,对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具有启示作用.

迈进新的历史纪元之后,中国文学能否站得高一些呢?可惜,目前的情况不如人愿,作品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因果关系太过密切,因而导致深层审美意义的丧失和人文关怀的浅薄；作家内心世界不具备广博性,综合素养欠缺,因而造成视野狭隘、艺术表现力不逮.我们都知道,爱是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力量,是文学艺术的原始动力,乃至一切生命的终极目的.但大量文学作品过度阐释丑恶、描写恨,让人读了心里一片灰暗.

重新认识文学,还包括对当下文学现场进行分层的必要.正如王彬彬所言,“进入90年代以后,本质上不同品质的、不同追求的文学,根本不能混为一谈的文学却混在了一起,政治性很强的文学、严肃的完全表达个人感悟的文学、市场化的文学,这三类文学可以都存在,但是,应该各归其位.不过,事实上,它们却是混在一起的”.这就使我们对文学的认定产生了难度,张冠李戴的笑话也就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