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话语权

点赞:5554 浏览:1953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1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作为不同的价值类型,两者本无明确划分,力图将两者区分开来的行为其实是拥有权力话语的阶层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的发言.从表面来说,精英文学似乎总是引领和规范大众文学的,但究其实质,精英文学的目的始终是维护其话语权,对其他话语往往采取“遏制”和“修正”两种途径.大众文学尽管不以话语权为目的,但在传媒时代下,大众传媒加速了精英权力话语的消解,大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从本质上颠覆了精英文学的话语权威.

关 键 词 :大众文学;精英文学;话语权;颠覆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5-0169-03

目前学界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探讨甚多,基本趋向两种观点:一是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强调大众传播优势和对精英文化造成的冲击力,主张精英们要摈弃“闭门造车”,学会变通;①二是站在精英文化立场批判大众文化的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等弊端,主张大众文化应当由精英文化来引领和规范,强调精英文化肩负着提高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能力的重任.②近年来两种观点呈现 “中和”趋势,即主张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在强调大众文化传播优势的同时也注意其庸俗化、低俗化、娱乐化的一面;在呼吁精英和精英作品通过大众的方式进行传播的同时也强调精英文化的独立性,要求保持其科学性和审美性.随着这种探讨的愈来愈深入和细致化,对“大众文学”和“精英文学”的界定和探讨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界定与划分

大众文学是流行的、为大众所接受的文学,它最大的特点是其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因而它所包罗的就不仅仅是通俗的、可复制性、娱乐性的市民文学,也包含以新形式“包装”的高雅文学与古典文学.与之相对的精英文学则是一种有意识的文学,一般都与世俗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追求文学形式到内容的纯正性、 规范性, 倡导无功利的审美创作,表达特定生活中的审美理想,呼唤社会的人文精神等.

大众文学冲击着“文学是无功利无目的性的”这一传统或学院式观点,它以消费为目的,满足大众多样化的审美需求,又与文化大生产相关联,影响力相当广泛.大众文学的特点有二:首先,大众文学突破了以往依赖于文本符号的局限,更多借助于文本符号的重新编码,加入“境遇”符号等多元素让读者身临其境;其次,大众不仅是鉴赏者,更是参与者和创造者.以网络文学的迅猛发展为例,大众的参与程度确实是以往文学发展所不及的.

大众文化(艺术、文学)与精英文化(艺术、文学)的划分实际上“就是一种精英主义的表现”,是拥有权力话语的阶层站在一定的文化立场的发言,从文化发展历史事实来看,所谓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划分非但子虚乌有,而且毫无必要.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国的四大名著当时都属大众文化的范畴,但经过若干年后,无一不被奉为精英文化的代表,这就说明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并无实质的划分,真正执着于将精英与大众区分开的,恰恰是以往掌控文坛、制定文学时尚、规范审美趣味、筛选和修订文学经典、控制文学走向的精英们.

精英们力图将文学精致化、高雅化、抽象化乃至将艰深视为自己身份的象征,以便和大众保持距离.这样的结果使得精英们越来越难以为广大受众理解,精英的学术、精英的创作都成为高不可攀的东西.但在传媒时代,这种局面被打破了,传媒呼唤精英们走出书斋,将曲高和寡的文学经典以大众的方式阐释给大众听,百家论坛、世纪大讲坛就是例子.经典需要大众的理解和传播,精英们也需要获得大众的支持才能捍卫其话语地位.网络技术更是加快了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界限的消泯.网络文学这种自由化、式的文学样式,颠覆传统文学的传承和接受方式,它以其独特的超文本表现形式展现出内容的丰富性、文本的多义性、阅读的开放性,充分显示了对传统文学的超越.在网络的世界,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谁也左右不了谁,精英们不能再自诩为大众的“代言者”,大众可以自己“立言”、“代言”,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传统精英文学的权力话语

历史不过是成功者的话语,文学在过去只是精英的话语,而现在,精英们垄断的文学资源(首先是经典文本)变得不再神圣不可得到,精英所依赖的传播渠道也显得捉襟见肘,这个话语拥有者的身份也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精英们掌握着文学的知识与技巧,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一种权力,“知识越是被有规律地组织起来,就越有可能让在其中发言的主体根据冲突严格的阵线进行划分,就越有可能使这些如此对立的话语像在总体战略中(这里不仅仅是话语和真理,而且还有权力、身份、经济利益)的不同策略整体那样发挥作用.”[1]这种权力的强大迫使其对立的非精英话语保持沉默或被排斥,如古代小说尽管萌芽很早,但一直被视为“小道”,班固《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至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2]汉代有九流十家,“小说家”居十家之末,可见地位之低下.古小说被排斥在正统文学的圈子之外,上层文人不屑为之,特别是白话小说,正史的艺文志和经籍志由于对白话小说的歧视往往弃之不录.在文言小说中,传奇类文言小说也因多属虚构,正史书目也多不予著录,唐宋以来的许多著名文言传奇小说如《绿珠传》、《杨太真外传》、《谭意歌传》、《流红记》、《王幼玉记》、《梅妃传》、《李师师外传》等便多不见于正史书目.这种有意识的筛选符合精英话语规范的作品,淘汰“不入流之作”,成为文人集团或上层精英的共识,他们所需要的是符合其上层身份、维护其文学地位和权力的规范话语,对于通俗的流行的大众文学话语,无论怎么喜爱也只采取镇压、排斥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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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词的出现和流行就能说明这种改革.从保留大量民歌形式的屈骚到士大夫的赋,从敦煌曲子词的粗糙素朴到文人创造词集《词》的雅正典丽,显示的是上层文人对民间文学的吸收和改造.这种改造也进一步强化了权力话语的不可抗力,大众文学没有选择的权力,只有被选择的命运. 敦煌文献记载的民间词,其实是尚未成熟的大众形态的作品,形式上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内容上素朴无华,富于生活气息等,都说明其草创阶段的自由和“不规范”.当唐诗走向极致无法突破创新时,文人不得不从大众汲取养分,转向另一种文体,这种称之为“符合文学内部规律的变革”,实际上是出于“修正”目的以维护自身话语地位的行为,是有意识的,甚至可以说是被迫的.

这种被迫主要表现在对新兴话语和话语拥有者的轻视,如文人改造过的词,仍然地位不高,欧阳修谓作词不过是“以其余力游戏”,“薄妓,聊佐清欢”,可见作词当时虽已盛行,却仍不登大雅之堂,无法与“言志”的诗歌相提并论.因而苏轼对词进一步革新,不仅形式,内容上也大加改造,力图将一切诗歌能表现的东西借由词来抒发,然而事与愿违,苏轼的创作当时并不被人认可,其弟子也认为不合词的“本色”.这种“修正”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文人利用自己的权威性进行了筛选,但筛选的结果只是非精英的文学披上了上层文学的外衣,而无法改变其本质.

除了轻视,这种被迫还表现在对话语拥有者的限制.以柳永为例,底层文人的通俗之作,纵然受到大众欢迎,广为流传,但在上层文人眼中,是不值一提的.为与大众话语相区别,力图将言辞表达上层化、贵族化,从晏殊、欧阳修、周邦彦到姜夔,一直在努力.到姜夔,词的改革已臻成熟,词的雅化,将创作群体限制在文人圈子里,使得话语的拥有者限定为少数,于是代表精英或文人集团的话语体系之一的文体特质就显示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性.

时代留下来的文学集子和作品成为筛选机制下的胜出者,读者无法选择,除非读者本身成为精英或权威,再编纂符合他审美规范的作品,但这种重新编纂仍然是在精英的权力话语规范之内的.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经典的流传首先有赖于经典文本的获得,而面对已经由权力话语筛选过的经典,大众自然只能无条件地接受被保留下来的部分,而忽视被剔除的部分.

三、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

在精英的权力话语下,大众文学显然是不入流的,被高雅文化排挤和压制,但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传媒语境下,高雅文学被动卸下了贵族化的神圣光圈,变得越来越大众、平民,文学精英们也走出书斋,融入市场,借用大众传媒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妨将传统精英文学与当今的大众文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大众文学对经典的传承利弊.

传统精英文学掌控传播手段和渠道如书本、戏剧、讲演等,读者主要接受的是由精英筛选的文本;与此不同,在传媒时代,受众与经典文学文本之间往往隔着符号、媒介等,这种接受方式可以理解为二重接受.接受的是被改造后的新意象和新文本意义.改造者不仅仅是导演、编剧之类的人,还有更多复杂的意识形态的介入.

传统精英文学接受主要运用的是文本符号,传媒时代则不仅利用文本符号,且更多构建“境遇”符号使得更具生命力,更为大众所喜爱.

传媒语境下的大众文学对经典的承继具有“变相”特点,但总的来说仍具积极意义.

1.利用或保存经典的影响力,使经典更广泛地为大众所接受.不论是对原著的曲解还是解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是利用并保存了经典的影响力.《西游记》等经典文本的不断注释和现代解说如《西游记与中国政治》《唐僧情史》《沙僧日记》等,《西游记》文本不断翻拍成电视剧如《新西游记》等,都会引起受众对西游记的关注,一方面,“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人们想抛开他人(电视或电影导演)强塞给自己的形象,希望从这些原文的阅读中,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重新塑造自己的主角形象,这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消费.另一方面,受众在对比中会发现原著的艺术性与注解、影视的纰漏之处,在参与批评和重新解说、创作之中,受众的审美能力会得到一定提高.

2.注入了现代意识,更符合时代审美需求.如新版《西游记》注入了很多人性意识,相比老版突出孙悟空的斗争精神,新版刻意描写孙悟空在唐僧的熏陶下变得人性化的一面,如孙悟空被唐僧误会后被赶回花果山遇到徒子徒孙被猎人捕杀,想起唐僧说过“人与妖在呼吸之间”等话语,放了被俘的猎人,这便是突破原著的现代意识.

3.部分意义及精神被保存并传达,显示了经典的超越性.如《解读西游记》《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传》等阐释文本尽管时代视角不同,对于孙悟空斗争精神、保持自我的肯定,由西游记众多角色复杂关系启发人际关系学的思考等都是经典文本中值得传达的部分.

四、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权力话语的颠覆

精英文学面临的最大困境,不仅是在传媒语境下正统文学流于平庸化、通俗化、媚俗化,更是话语权的丧失.因为大众文学是自给自足的,精英则总是面临衰弱和枯竭.精英文学不一定代表大众文学方向,却一定需要从大众中汲取养分,获得支撑,否则将面临干涸和无法承继的困境;而大众文学无论在量的方面还是接受的程度方面都无须顾虑.当一种大众文学体式无法承继下去时必然会有另一种新兴的样式代替,且这种代替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更显迅速.

从表2可以看出,大众文学对精英文学的话语权威具有颠覆意义.这种颠覆主要表现在方式、目的、过程及结果几方面,精英权力话语被大众逆向、相反、颠倒的逻辑以及各种形式的戏仿、异化、滑稽改编消解、弱化甚至解构,大众文学的平面化、可复制性是以消解文学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大众文学追求的平民化、平均化无疑与大众不同的审美价值诉求形成悖论.大众虽然不具备话语权力,但以大众为怎么写作对象的传媒却是一种技术权力.大众传媒本身就具引导作用,握有重要的话语权,且它们的发布范围广泛,影响深入持久,又不需要大众太多的智力与创造参与,这便成为了冲击传统权力话语的最有效的工具.

在福柯的言论中,这种技术权力,“不是针对肉体的人,而是活着的人,针对类别的人”.这种权力使人大众化,使人成为整体,而不是个人,人一旦被归纳为大众,生命就变成了一个整体的过程,被这种权力技术所控制. 五、传媒时代下精英文学的定位问题

如何看待这种权力话语的颠覆状况,并正确定位精英文学的发展,许多学者和批评家积极呼吁文学及文学批评要保持其独立性,不迎合传媒的商业性和庸俗化、低俗化;另一方面,又表示不应退守书斋,刻意远离传媒,而要自我开放、“与时俱进”.事实上,就操作而言,这两方面之间的“度”,很难把握.文学作品人文精神的丧失,作家、批评家艺术品格的滑落、大众审美价值取向的偏离等,都是屈从技术权力付出的代价.

对大众文学进行引领和指导,不仅仅是要指出文艺批评家应该怎样做的问题,更应该区分传统文学的批评对象与传媒语境下的批评对象的不同特质,进而明确两种批评不同价值取向的历史文化原因,从中找到契合点.


第一,我们应当走出将大众文学纳入精英的价值判断体系的误区,不应在精英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中对大众文学展开批评.

第二,不能因为大众文学的内容驳杂而否定其传播中的积极效用及大众化优势,更不能否定大众文学也具有审美特质.

第三,精英文学必须进一步楔入生活,参与传播,发掘现代生活与经典范式的共通点,因为经典不在于载体的表现形式,而在于内涵和实质.英国新批评派代表人物艾略特曾指出:“现存的艺术经典本身就构成一个理想的秩序.”大众文学的迅猛发展不可能动摇经典的传承价值,经过时间的检验,现在的大众文学也有可能沉淀为经典.

第四,精英们不必为话语权力地位的弱化而感到焦虑,精英文学应继续保持审美品位和自我,将阐释的无限可能给大众,由大众分辨和继承.

综上所述,传媒时代到来之前,尽管精英文学掌握话语权,大众文学必须得到精英文化的认可才能上升为权力话语.但大众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与阐释影响精英上层对文学的评价,大众无意识非组织的筛选和淘汰制往往在历史长河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大众文学的传播方式和旺盛生命力也引起精英上层文学的反思,当一种精英文学走向衰微之时,大众文学往往为之提供形式上的借鉴和内容上的养分.

在传媒时代下,大众传媒加速了精英权力话语的消解,大众文学得到广泛重视.大众文学的兴盛和发展对精英文学具有颠覆意义,大众文学建立了一个新的文学话语模式,允许多种话语权的出现,不再有单一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