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行于文学与现实之间

较之那些高产的“60后”批评家,柱林论著的数量是可以用“少”来形容的,一本专著、二十余篇论文,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柱林论著的全部.论著少,并不是因为柱林懒惰――事实上柱林一直是一个勤奋的人――而是因为他懂得在这个话语泛滥的时代保持一种节制.在如今的学院评价体系下,节制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我更倾向于把这种节制视为一种美德.当然,值得称道的不止是他的节制,还有他在文学批评中所呈现出的宽阔视野和鲜明立场.在并不算长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柱林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姿态,这个独特的批评姿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注重鲜活的人生经验和细致的阅读感受；另一方面他将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强调对社会的关怀与介入.正是因为这样的独特姿态,使得柱林的文学批评在保持了一种个人的气息、温度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对社会现实的有效性.

柱林是一个具有自觉、自省精神的批评家.之所以如此说,当然首先在于他在批评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良好职业操守：诸如他几乎不写趋时应景的评论；不喜欢介入小圈子的活动,以坚持批评的独立性；文章有学院派的庄重、严谨但绝非理论的生搬硬套,等等.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始终执著地以个体生命的复杂,参与文学文本的读解,既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时代精神错觉的解蔽活动,也把它作为自我反思和精神自救的生命实践活动.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带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它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致命的贫乏.在很多时候,贫乏会导致一种勉为其难之后的信口开河与无的放矢,当然,可能还包括由于华丽修辞与空洞无物而产生的对自身的不信任,而这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批评这一行当的自我消解.柱林对当下文学批评的这种贫乏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它曾在一篇短文中用“批评的学院化”和“理论的杂碎化”来概括造成当下文学批评贫乏的原因.在他看来,批评的理论化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化,使得文学批评不但丧失了对活生生的文学事实的感知能力,而且也失去了对重大问题、长时段问题的宏观把握能力.柱林确信：“真正的批评当然有理论在中间,但它是对作品的直接感知,是从作品的实际出发,批评者自己的真实体会,从毛孔、肌肉到骨头的感应,而不是大脑作用的结果.当你试图去发现作品到底适合用什么理论去解释的时候,几乎就决定了批评与作品生命的距离.那些活生生的词语,活生生的细节,应该使批评家感到浸入了自己的感觉和知觉中,变成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当你听到了作者和其词语的气息、温度和心脏的跳动时,你的感觉才是真实的.”我觉得柱林的这个看法体现了一个严肃批评家的眼光与品格.因为在一个过渡的、茫然不知所措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才是切人历史与现实的可靠抓手,只有尊重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才不会被各种思潮和主义所迷惑,才有助于建立批评家的自信与尊严.柱林的文学批评,正是从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开始的.

王晓明先生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学研究者最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批评姿态,包括他选择什么样的理论来确定自己的立场,又运用什么样的方法作为批评的工具,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层面上的选择,一个书房里的选择,在他的姿态背后,正站着他全部的人生经验,他对自己生活的全部记忆和向往.”我觉得王晓明先生的这段话用在柱林身上是合适的.透过柱林的文字,我们能看到一张衬托在他批评姿态背后的、以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的影像编织而成的历史与自我的反思网络.柱林出生于广西乡村,并以那里为起点一步步地走人城市,在这个过程中,他目睹了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变动,见证了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城市的迅速展开,见证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解体以及由这一复杂过程引发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传统的关系的变化.可以说,故乡的失落与城市生活的荒诞构成了柱林的基本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这样的感受与体验,投射到批评对象上,使柱林的文章弥漫着深沉的心灵感应的气息.以他评论作家东西的文章《东西：悖反的乡愁》为例,其中的许多见解,显然是柱林自我生存体验与批评对象神交的结果.如“东西一步步走向城市,身后留下了许多过去的残迹.对这些剩余物,当然可以用作文学创作的资源.在早期文学创作中,他常使用一些过去的记忆,比如过去的人名和地名.使用旧的符号资源,会使人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有利于重新组织和把握世界.他在朝着未来飞奔的时候,偶然也会驻足片刻,舔舔伤口,回顾总结,以便再次启程”.这种情感化的批评话语把作者的心态与自我的觉态联接起来,明显带有批评者自身的情感体验.在谈论“主体救赎”问题时,柱林又写道：“于是,过去、回忆、故乡、家园都成了一片废墟和碎片,只有美和想象力才能把它们缝缀起来,给主体以救赎的力量.等故乡是废墟、过去充满鬼魂,家园在前方,乡愁的冲动和颠倒过来了.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方,他只能往前看.”这分明又是柱林在传达他自己的“乡愁”体验,他那么感伤地经受着批评对象所经历的精神历程,使人感到,他在对象世界的精神过程中,找到了一种深切的呼应.还有像对路遥小说从政治到经济无意识转移的批评,对常剑钧剧作中的“乡民情结”的挖掘,对汪曾祺笔下的、怀旧的考察、对李约热小说中“留白”的辨析,等等,都可以说是自觉不自觉地带着柱林的现实感的影子.在这些文章中,支撑柱林确信的,不过是他自己和作品的感情共鸣,他认定的属于作者的面容,正有很大一部分是从他自己的脸上描下来的.也唯其与他的面貌颇为相像,他就格外想要将他清晰地勾勒出来.柱林敏锐的感觉,冷峻的思考能力,真切的个人体验,以及扎扎实实从文本细读人手的分析路径,经常把读者带入到了连作家本人也未必察觉到的心理世界,与其说他是在做批评工作,还不如说是在利用自己的批评,维护个体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的独特性.他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成为他自我反省的第一推动力；他的自我反省又使他倾听自己的生活实感,二者构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

也正是因为忠实于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柱林在他的批评中建立了牢固的问题意识.当下文学批评不断遭到诟病的重要理由就是缺乏问题意识,或停滞于旧有的批评范式,把玩所谓的“纯文学”观念,自言自语,或迎合国际学术市场的需求,操演时髦话语,自娱自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指责并非全无道理.但究竟该如何建立批评的问题意识这却是一个让人颇费思量的问题.我觉得,从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而不是理论或知识的脉络――出发,或许是建立批评者问题意识的一个可靠路径.不但文学批评如此,其他人文学术亦然.我最近翻阅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感触颇深.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的参谋长,受家庭的影响,黄仁宇青少年时期的梦想是成为拿破仑,他抗战时投军,成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军官,见证了抗战的胜利和国民党此后的溃败.国民党的溃败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迫使他漂泊到异国,因 此他一直苦苦思索着国民党何以失败这一与他个人的命运直接相关的问题,他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的人生寻找答案.经过漫长的思索与研究,他终于承认,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和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宫.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这是政府无法做到的.”由此出发,他的学术视阈拓展到了整个中国历史,并逐步建立起了他的“大历史”观.这样从个人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出发所建立起来的问题意识,无疑是具有极大的生产性的.柱林的问题意识也同样来自个人的生命感受与生存体验,这从他的一篇题为《回家的路》的散文中可见一斑.在这篇散文中,柱林化身为一个感伤的现代游子,来表达自己的现实生活感受.城市的钢筋水泥、车水马龙.让他心生倦意,于是踏上了回乡的路,但在工业化的猎猎风旗中回家的路却找不到了.“原本高低起伏的山体被削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的工棚,旁边道路四通八达,不知道哪一条才是回家的路.”“现在,我站在家乡大山的天空下,除了天上的云,其余的一切都不再是旧日模样；在云的下面,毁灭性的洪流横冲直撞,毁灭性的爆炸彼伏此起,个人的身影脆弱渺小.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曾经如此渴望的文明、进步和对光明与动力的追求会这样撕碎和摧毁我的童年.”无法安心的城市与回不去的故乡,可以视为柱林人生思考的一个起点.由此,柱林展开了更进一步的追索：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乡村变得支离破碎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推动柱林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基本动力.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样的问题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学问题,但在这样问题的背后,我们正可以看到柱林对严峻现实的深切体验,以及他力图以文学批评的方式深入把握这现实的迫切愿望.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几乎在柱林所有的批评文章中,都有一个作为陪衬的对手,那就是他所理解的具有统摄力的“一体化”的叙述,这一叙述的核心是西方对其现代历史的自我表述,即西方如何围绕着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由、与现代民族国家和普适性科学的发展的历史,而“传统”、非市场、非资本主义、非的“他者”,则构成了在于这一叙述的对立部分.柱林所说的“一体化”,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全球化”.究竟该怎么理解这个“全球化”我觉得学者张旭东先生的相关论述是比较清楚的.他认为,今天的“全球化”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发展,人们切实感到世界在缩小,彼此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如果简单地把“全球化”理解为“大同”加“多元”,理解为汽车降价、看好莱坞大片,或到世界各地去旅游,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实上,参与“全球化”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从被动者角度,人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趋势,一种新的国际性文化；但从主动者的角度看,它却总是服从于特定集团的利益和价值观,总带有现实的、具体的、政治的考虑.从根本上说,“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技术条件下所作的新一轮合理化调配.柱林对“全球化”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的相关论述里,“全球化”即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它不仅是我们这个世界的霸权性话语,同时也是现代中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即便是时代中国的“反体系”努力也仍然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给定的“现代化”框架内进行,如强化国家权力机器,重视工业生产等等.而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更是积极地拥抱“全球化”,“改革开放”、加入WTO等等,都是中国主动加入“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中国想在“全球化”中分得一杯羹,从而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但吊诡的是,这一进程非但没有达至厂共同富裕”的目的,反而使中国社会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利益集团严重分化,各种差距越拉越大,贫富悬殊.具体到乡村,柱林认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农民逐渐丧失了自己祖传的谋生手段,如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生产并存、自给自足的局面消失了.现在的情形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都要依赖城市.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和西欧,农民数量很少,但对城市和工业的依赖也特严重,或者农业本身已经工业化了.种子、化肥、农药、机械等必需品都来自城市和工厂,还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农民的土地常常或者被征用,或者被迫改种其他非粮食作物.在中国,那些仍然坚持农业生产的农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却要和在组织、资金、技术和社会环境上都具有优势的西方农业联合企业竞争,不但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许多时候还要承受各种盘剥,如必须购写绝对和相对都明显高于农产品的种子、化肥、农药等.非但如此,1970年代末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还形成了一种对于乡村的文化歧视,城市生活被赋予了先进、文明等价值含义,而乡村生活则成了城市文明的对立面,几乎承担了旧文明所有的黑暗部分,成为“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论述到这里,柱林的用意就一下子清楚了――柱林之所以用很大精力去研究“全球化”问题,就是因为“全球化”为解释他的那两个基本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一体化”的批判,开启了柱林理解文学的全新视野.这个全新的视野集中体现在他的《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一书中.柱林认为,19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文学进程,在所谓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大旗下,表征了对一体化过程的想象,他“尤其要关注的,是其中一些敏感的作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震惊体验及其表征,探讨他们如何用小说的形式梳理自己的体验,如何理解和表达自己的体验”.而在具体操作上,他主要是从问题出发,将叙事看做一种社会象征行为,通过所谓“表征的构成主义途径”,将符号学分析与话语分析结合起来,研究这些小说作品的表征(再现)实践,分析它们在各种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描述和理解、评价一体化／差距的现实,并提出想象中的解决办法的.在这里,柱林显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文学的视野：首先,文学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独具超然性的审美创造活动,而被认定为社会诸多的文化实践形式之一,基于这个认定,文学和其他形式的话语实践就一起被置于一个庞大的“社会一文化”结构之中；其次,因文学在文化结构中的重新定位,改变了以往对文学文本的“理解一阐释”方式,柱林认定,只有在历史、社会、文化(包含相当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复合语境中,一部作品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这无疑突破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本体论”.在1980年代中后期,当文学批评者逐渐厌倦了把文学当做政治附庸的观点,而纷纷寻求作品的审美特性时,曾经诞生了一种文学的本体论：文学的全部客观性都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而文本则是由语词符号按独特的(“美学－诗学”的)内在规则组织起来的复杂审美结构,通过一整套专门的技术分析程序,我们可以了解它的意义.然而,从柱林的观点看,“文学”这一术语,并非指称了一个不容置疑的本体性存在,确切说来,它涉及的是文化实践的一组特定功能,换言之,一类写作被叫做“文学”,并不意味着它拥有其他写作所没有的某种“本质”,而只是读者根据特定的文化成规将其认定为“文学”.把“文学”由本体的改写为功能性的,体现了柱林全新的“文化”观.可以说,柱林在《一体化时代的文学想象》一书中的主要收获,相当程度上都凭借了“语境化”、“历史化”的策略,其方法大都是将同一时代的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并置,使各类文本交互映证,经由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话语考掘,从文本间透露的歧义与冲突,发现符号表象之下隐埋的话语,权力关系,以期重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柱林经常围绕文本提出如下问题：一部作品体现了何种对于现实的想象；此种想象内在于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哪些力量通过何种方式对文本施加了影响；作家是如何与这些力量进行博弈的；博弈后达成了什么等通过柱林的系列研究,以往那幅“非历史的”、“自足的”文学图景逐渐消隐了,而一幅异质共存状态下多种力量冲突、作用的文学图景渐渐浮出海面.

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似乎正在远离公众视线,变得无关痛痒.但阅读柱林有血有肉的批评文字让我感到了一种智性与审美的愉悦,并藉此获得了些许信心：只要敢于改变约定俗成的批评对象、跨越既定的边界、把新的社会变动带来的新问题纳入批评的视野,文学批评依然可以成为一种力量――不仅对于文学,而且对于社会整体,都会产生积极作用的力量.或许柱林也正是这样想的,不然他批评的视线不会不断地越过文学的栅栏,远眺着外面的风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