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公骥《中国文学》(第一分册)的注释特色

点赞:6989 浏览:23427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杨公骥教授(1921―1989年),河北正定人,中国当代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著作涉及考古学、训诂学、历史学、哲学、语言哲学、文艺学、民俗学等各个方面,《中国文学》(第一分册)是他在文学史方面的代表性著作.

《中国文学》是杨公骥教授在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时所写的讲义,内容包括中国原始文学、殷商奴隶制社会的文学、西周和春秋时代的文学和战国时代的文学(未编入原计划撰写的楚辞部分)四编.1957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再版,时隔21年,足见其生命力.1959年,此书被定为向国外的推荐书,为东西方学者所引用.这部书除独特的学术见解外,在体例方面也有许多特色,注释即为其一.《中国文学》的注释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数量多、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是作者文学史编纂思想的重要体现.

《中国文学》全书注释共365条,注释数量之多,为其他文学史著作所不能比拟(见表1).

在1957年版的《中国文学》的说明中,杨先生说,当时函授生和研究生都要求将他所积累的资料性的和考据性的卡片铅印出来,供他们研究时参考.由于卡片太多,这一要求未能实现,于是从卡片中选择出一部分作为注释排印在这部书每章节的后面.由于这种情况,《中国文学》的注释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资料性的,一种是考据性的.后者实际上是考据性论文的缩写.

《中国文学》的资料性注释,目的是通过列举相关文献资料来进一步说明正文中的观点.这种资料性注释适应了教学的需要,能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进而引发学生对所学.内容进一步思考.如该书39页注1:

郭璞《山海经》注引《归藏启筮》:“共工,人面,蛇身,朱发.”(罗苹《路史》注所引同)《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晨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列子》作百川水潦)归焉.”《楚辞天问》’:“康回(即共工)冯怒,地何故东南倾.”

《中国文学》的考据性注释,多是对学术史上当时尚无定论或是作者有独特见解的问题进行论证.在注释中,杨先生注意结合史料、运用正确的方法和结合规范的理论模式,在方法论上对读者多有启迪之功.

该书252页注3解释“田唆”时说:

《尔雅》、《说文》:“唆,农夫也.”《毛传》、《谷梁传》注:“唆,田大夫也.”按:田唆应是农神,《礼记郊特性》:“蜡之祭也,等飨农及邮、表、”注:“农,田唆也.”《周礼章》:“凡国祈年于田祖,《豳雅》,击土鼓,以乐田唆.”郑众注:“田唆,古之先教田者.”《诗诂》:“一日农神.”

注释采用了“同代语互证”的方法,得出了新的、有价值的学术结论.多年后,在此基础上我们撰写《田唆农神考》一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上述注释的论证过程及其结论具有方法论方面的意义.杨公骥教授指出,语言在使用的过程中,不仅有一般的含义,还有时代义、学派义、地区义和各种引申义,因此需要对文学作品的语言作具体分析,结合当时社会的典章礼法、社会制度、经济关系、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大量资料来注解文学作品,做到这一点,仅依靠一般的辞典是不够的.有关“田唆”注释即上述思想的具体实施

除了资料性和考据性注释,《中国文学》中还包含少量其他形式的注释,如关于古今地名变化,因版本不同造成的文本差异等,可称之为说明性注释.这些注释较为简单,而且数量较少,这里不再赘述.

《中国文学》的资料性注释,征引文献的种类和数量,大大超过同类著作.据我们统计,《中国文学》第一编第二章“中国原始神话”所引的文献即多达61种.除《诗经》、《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逸周书》、《史记》、《汉书》、《隋书》、《吴越春秋》、《山海经》、《论语》、《孟子》、《墨子》、《管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淮南子》、《论衡》、《楚辞补注》外,还有《春秋元命苞》、《春秋纬合城图》、《礼纬含文嘉》、《孝经纬援神契》等纬书,《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所引文献还包括今人编撰的《古史辩》,《禹贡半月刊》,以及地图类《舆地图》.

《中国文学》76页注34对《大雅-生民》中关于“后稷”的神话传说作了补充说明.杨先生指出“始祖卵生的传说是古代北方种族的,神话.古商族、周族和高勾丽、满族、朝鲜都有着极类似的神话.”该注释举《魏书高勾丽传》,金石文献《好大王陵碑铭记》,朝鲜古史《三国史记》,以及人们不常使用的王氏高丽朝《李相国文集》等文献中所记载“始祖卵生”的神话为证,使读者对“始祖卵生”神话的来源与传播地域有了进一步认识.

与其他文学史专著相比,《中国文学》注释中列举的文献资料更加详备.为了说明这点,现将《中国文学》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关于殷的先公王亥为有易所杀,夺其仆(服)牛这一史实问题的注释移录如下,以作对比.

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相关注释是:“参看《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文见《观堂集林》.”

《中国文学》的相关注释是:

《山海经海外东经》:“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左手指青丘北.一日禹命竖亥.”《淮南子坠形训》:“禹等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二千五里七十五步.”《轩辕本纪》:“帝令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等东尽泰远,西穷国.”据王国维氏和顾额刚氏所考,《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注引《竹书》:“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检测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河(伯)念有易,有易潜出,国于兽方食之,名日摇民.”《天问》:“该(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牡夫牛羊干协时舞,何以怀之平胁曼肤,何以肥之有扈牡坚,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眩(眩、亥)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易-大壮》:“丧羊于易,无悔.”《易旅》:“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眺,丧牛于易,凶.”以上是王亥故事的零星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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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广泛列举文献资料的注释形式,源自传统的著述方式.近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专家认为,这种方式适应课堂教学,于师生两便.它能在较少的篇幅中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资料和研究线索,对学生的进一步钻研更为有益.

《中国文学》的考据性注释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阐述作者对文学史某些问题的独特见解.关于甲骨卜辞问题的注释就是突出一例.在该书第141页注7中,作者以上千字的长篇注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针对有学者称甲骨卜辞为“甲骨文学”,杨先生指出:甲骨卜辞不符合文学“以形象反映现实”的特点.因为它不是对生活感受的描写,而是使用一定的程式和简略概括的语言检验所卜之事.这与文学是为了(有意的或无意的)表现复杂的感受和具体的情感而形成的语言的加工是完全不同的.

现在多数文学史著作认为,“卜辞是散文的雏形和起源,商周散文(包括《盘庚》)是由卜辞发展而成的”,杨先生指出:“今天所见到的卜辞都是盘庚以后各王朝的,显然,将出土的盘庚后的卜辞作为盘庚时书诰的前身.是不符合历史年代的.”

多年后,才有文学史编纂者注意到了甲骨卜辞是否可以称为文学的问题.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先秦文学史》(褚斌杰等主编)指出:“大部分甲骨文零碎或过简,停留于极为概括的记述状态,还谈不上文学技巧的运用,缺乏使人感到优美和有趣的审美特征.”这显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国文学》的观点,但其论述尚不如《中国文学》果决.

杨先生上述关于甲骨卜辞的注释,论点鲜明,考据精当,可谓定论.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资料性注释为理解正文所述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考据性注释更体现了杨先生许多独特的学术见解.为读者提供了研究方法上的示范,两者都是正文的重要补充.对《中国文学》注释特色的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杨公骥教授中国文学史编纂思想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