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中的文学现代性

摘 要 “现代性”是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的关键性词语和主题话语.本文尝试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研究“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将“红色经典”放归到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现代性”语境中,从传统叙事的现代性转换、传统精神的现代转型、现代性和大众化等几个角度对“红色经典”进行研究,重新认识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和价值.

关 键 词 :“红色经典” 现代性 传统叙事 传统精神 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建国后,大量的文艺作品是以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材和内容的,这些作品后来被学术界冠名为“红色经典”.“红色经典”几乎覆盖了当时所有的艺术门类,小说有家喻户晓的“三红一创,青山保林”,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诗歌方面有贺敬之、郭小川的《放声歌唱》、《致青年公民》等抒发革命豪情的诗作,散文有“当代散文三大家”之誉的杨朔、秦牧、刘白羽创作的《雪浪花》、《社稷坛抒情》、《日出》等美文佳作,戏剧方面,有《沙家浜》等革命现代京剧.

“红色经典”是革命时代及其精神的标志性文化作品,其表现的社会生活、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和新时期已有明显不同.本文研究“红色经典”,不仅希望了解它产生的历史语境,还试图通过当代阐释重新挖掘其现实价值和意义,所以选择从现代性这个角度进行切入,研究红色经典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从而可对当今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繁荣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一、“红色经典”对中国文学传统叙事的现代性转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红色经典”的繁荣兴盛期,这不仅仅是政治话语权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作品深受全国读者喜爱,文本中蕴藏着丰富的传统审美质素,运用了传统文学的叙述手法和叙事因素.

建国初期这些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学形态的“红色经典”作品,正是建立在中国读者熟悉的传统审美结构之上,并对其进行现代性改造而形成的.“红色经典”作品,一般是以情节、讲故事为叙事中心,运用花开三朵、各表一枝,以及大故事套小故事等叙事方式,采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叙事节奏受到章回体的影响,叙事内容大都是报仇雪恨、杀富济贫的故事,叙事结构一般是二元对立、曲折团圆的模式.这些叙事特点都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学有着相关的联系,但是创作“红色经典”的作家们在浓重的革命语境中、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传统叙事机制进行了现代性的翻新改良,使其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比传统文艺有了一个更高层面的质的飞跃.

“红色经典”对传统文学中的忠奸对立、善恶之争、神妖斗法等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进行了很好地继承运用和现代改造.《林海雪原》、《创业史》、《红旗谱》等作品重现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不过传统叙事中的忠奸对立、善恶之争、神妖斗法等,被置换为新时期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引起读者阅读兴趣和快感的仍然是作品中忠奸对立、善恶之争等二元对立模式.《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等剿匪小分队的解放军战士和员,代表了正义、智慧、勇敢.《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勤俭节约、朴实谦虚、重义轻利的形象塑造,正符合我们对忠义、善良的审美期待.而座山雕、冯有兰等反面人物有着残忍、老奸巨滑等斑斑劣迹.二元叙事的结局仍然是象征正义、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一方,取得了胜利.另一方面,唯物历史观的引入也使传统的忠奸、善恶、神妖等二元对立模式获得新的意义,使传统叙事获得了现代价值.阶级结构代替了传统审美结构,“天下穷人为一家”的阶级情感代替了忠、孝、仁、义等传统情感因素,义不容情的阶级理性取代了知恩图报、 肝胆相照的义气,英勇杀敌、为民族或阶级而战的阶级仇恨取代忠奸、善恶、正邪等传统社会对立,阶级斗争取代诛奸除恶、劫富济贫等侠客行为形成了作品的新矛盾冲突,唯物历史观决定了矛盾斗争的胜负结果,人民群众被认为创造了历史,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

“红色经典”凭借着中国传统文学、民间文化的资源,吸纳其叙事基本要素,并加以改造,注入当时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阶级意识、唯物历史观,逐渐形成一种独立文艺形态,使传统文艺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和叙事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现代性提升.

二、“红色经典”中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转型

“红色经典”是读者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作品,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大.这不仅是由于采用了大量传统文艺的的艺术结构、叙事模式、表现手法,并赋予现代性转换,而且还在思想内涵上也恰到好处地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并进行了现代转型.

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里面的道德意识、善恶是非观,一直浸润着人们的思想.“红色经典”作品将传统文化中的善恶观念、侠义观念与革命的现代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作品,在给予读者革命思想的启迪和教育外,其中还蕴藏着令人敬仰的传统人格风范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如舍生取义、自强进取和为底层的弱势百姓打抱不平的精神和气魄.如《红旗谱》写的是中国的乡土社会的“子报父仇”与现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活动,将追求公理和正义的传统思想与追求自由、平等以及人类的解放的现代思想结合起来,达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型.因此这些“革命英雄传奇”类作品迅速填补了一度“虚空”的民间大众的阅读空间,成为既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要,又能雅俗共赏、老少皆宜的流行、畅销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散落在“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中,同时“红色经典”作品又对传统文化精神进行了现代转型,将其升华到成为承担中国的民族解放、现代国家建构和建设的重要精神支柱和人格力量.

“忠义仁智信”向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的核心内涵,“红色经典”作品把中国传统精神中的“义”,阐释、升华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追求民族解放的“义”.《红旗谱》承继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侠仗义”的精神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将体现在朱老忠等农民身上的“侠义”上升为民族解放的革命大义,从而在这条线上将家族对立与阶级斗争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清晰呈现了现代革命内涵.“红色经典”不仅肯定了传统文化中“义”的价值,还高度阐释了通往“义”的最高途径――“舍身成义”,并赋予它现代意义.《保卫延安》中,战士周大勇、王老虎等人为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经历了数次生死考验,作好了为革命理想牺牲生命的心理准备.“红色经典”赋予“舍生取义”更高的价值内涵和时代高度.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是人类崇高的事业,“红色经典”中的主人公们为了保家卫国、民族解放而献身是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事情.“红色经典”作品中评判人生意义的价值尺度是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革命取向的结合.在当时革命浪潮席卷全国的年代,一个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中国人,把自身所浸润的传统文化精神与为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建设发展做出的贡献相结合,这样他的生命价值的现代意义才能够得到体现,他的生存才获得了时代意义.

“红色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不仅因为作品字里行间包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传统及其现代转型,还涵括对人类基本价值尺度的现代延续,如和平、进步、正义、友爱、善良、忠诚、诚实、爱等崇高品德.从“红色经典”中刻画的英雄人物品质上可以清晰地找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精神的共同点,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红色经典”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红色经典”作品中主人公的精神品格,如诚实、公正、热情、勇敢、坚强、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等等,与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同时,“红色经典”对这些传统文化精神进行了现代转型,使其不再具有封建时代的狭隘色彩,而是改造成为新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化动力和精神力量.

三、“红色经典”中大众化与现代性的成功结合

文艺“大众化”是纵贯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且日益强化的创作观念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大众化”在文学审美尺度和思想价值标准上的追求体现了中国现代新文学,特别是革命文艺创作对现代性的追求.“‘大众文艺’研究势必结合思想史特别是现代性概念在中国的演进溯源考察.这一研究同时构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角度.”所以本节在研究典型的革命文艺作品――“红色经典”时,把“红色经典”中的大众化和现代性结合起来研究.

一方面,“红色经典”阅读对象的大众化和其文学形式、文化精神的现代性转型紧密地相结合.由于“红色经典”指向的阅读对象更多的是工农兵等社会大众,“红色经典”的作家们自觉从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中吸收其艺术营养,借鉴了传统叙事等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承接了传统的文化精神、道德观念和审美模式,迎合着中国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心理积淀和审美习惯.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内涵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容易接受,从而使得“红色经典”作品的普及性更强,读者面更广,能够深入到其它许多文学作品不能进入的读者层中去,文艺大众化的效果非常好.“它们已经占领了大部分过去泛滥着书刊和旧式侦探小说的阵地,在这种意义上,它们的积极作用是不容许我们忽视的.”更值得一提的是,“红色经典”在运用传统文艺的的艺术结构、叙事模式、表现手法时赋予了现代性转换,在思想内涵上继承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并恰到好处地进行了现代转型,通过这样两个途径,“红色经典”在普及大众、受到大众欢迎的同时,也使得大众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得到现代性提升.

另一方面,“红色经典”的主人公的大众化倾向和其对现代性推动力量的想象相结合.中国现代性进程是被强迫的、外发型的,对我们来说,建构现代中国的一个最根本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价值在于它顺应中国历史、社会形势的发展必然性,向中国民众承诺了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式和途径来建立一个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平等的现代国家.中国现代新文学对“现代性”的一种特殊追求,正是表述那种强烈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焦虑.“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红色经典”更是如此,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等,都是谱写社会主义途径建立和建设民族国家的史诗.这种对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探求为“红色经典”的主人公“大众化”倾向提供了价值阐释的必然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红色经典”的一系列作品赋予工农兵等人民大众一种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超越资本主义、缔造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历史使命和社会职责.“红色经典”中主人公的大众化倾向,和文学层面对“工农兵”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主体的想象、建构,两者是一致的.

“红色经典”作品的大众化和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结合了,成为社会主义时代中国文学的当代经典.“红色经典”的语言、文体、叙事、人物和思想内涵等,成功地把大众化的话语运作实践和文学现代性的诉求融为一体.这也促使我们思考当下在全球化、市场化的环境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如何把握好大众化和现代性的关系.大众文化,不仅是大众休闲、娱乐、消遣需要的产物,也需要赋予它现代性意义的内涵和价值诉求.社会主义主旋律作品,在创作中既需要考虑作品包含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现代价值,也需要考虑作品的群众普及性和娱乐性.只有把大众化和现代性两者完美结合起来的文艺作品,才既可为大众欢迎、接受和普及,同时又能保持恒久经典,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