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左联”时期“革命文学”作家的唯美主义选择

点赞:10162 浏览:3683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左翼作家的文学观一向以强烈的功利色彩著称.然而在“左联”成立之前,许多“革命文学”作家却都曾经是唯美主义的热衷者.不同的因素造成了前“左联”时期许多“革命文学”作家不约而同的接受了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

关 键 词 :“革命文学”作家;唯美主义;选择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标志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左联”作家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积极推动文艺的大众化,要求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些无疑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但谁能想到在这些“左联”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之前都曾经是唯美主义的热衷者?他们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接受了唯美主义思潮的洗礼,但又表现出与海派唯美主义不尽相同的特征.

一、日本留学的影响

日本是近代中国革命思潮的输出地,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赴日留学热潮对中国革命力量的聚集有着很大作用.“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如郭沫若、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都曾经先后赴日留学过.鲁迅曾经谈到过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后求知若渴的状况:“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1].而在1920年代前后,正是唯美主义思潮在日本文坛鼎盛的时期.因此,许多文艺爱好者往往将革命的思想和唯美主义思潮都一股脑儿地作为“新知识”来接受.

以田汉为例,他曾经在1916至1922年间留学于日本,期间正是日本唯美主义之风盛行之时.田汉广泛地接触过佐藤春夫、厨川白村和松浦一等日本唯美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谷崎润一郎唯美的文学观和电影观更是给年青的田汉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曾谈道:“我受过一些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氏的影响.也很欢喜他的电影观”,[2]因此,郭沫若、欧阳予倩以及田汉本人都和谷崎润一郎成为了很好的朋友.1920年田汉发表了四幕剧《梵峨嶙与蔷薇》,“梵峨嶙”是艺术的象征,“蔷薇”则象征着爱情.从第一个剧本,田汉就开始了他对于艺术和爱情的极致追求.《古潭里的声音》中的诗人为追求美的极致境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名优之死》中的刘振声宣称“咱们唱戏的玩意儿就是性命”,为了捍卫艺术的神圣,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还有《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剧》等剧作都表达了作者对美的极境锲而不舍的追求,具有浓重的精神至上、艺术神圣色彩.在汲取唯美主义这“世纪末果汁”的同时,田汉也逐渐形成了他以美救国的革命主义思想.[3]


二、反封建及个性解放的需要

这些曾经接受过唯美主义影响的“革命文学”倡导者大多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因此,唯美主义反传统和女性解放的倾向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这些既是他们接受唯美主义的出发点,也是其旨归之所在.

张闻天的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为其政治理想怎么写作的.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在报刊上公开介绍《宣言》中的“十条纲领”.“五四”运动之后,他开始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反抗封建旧道德、旧文化、旧制度,探索救国之路.张闻天曾于1919年在上海入留法勤工俭学预科班,1920年7月东渡日本学习,1922年赴美留学.在留学期间,张闻天对唯美主义思潮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选译了意大利唯美主义代表邓南遮的代表剧作《琪康陶》,并亲自为该书作序.1922年,张闻天与汪馥泉合译了王尔德的《狱中记》,并在书前附有为介绍《狱中记》而写的长篇论文《王尔德介绍》,这篇长达三万字的论文对王尔德的生平、创作乃至人生观和艺术观都做了透彻的剖析,全面阐述了王尔德的唯美主义思想,把王尔德的人生态度概括为“反对科学”、“自我崇拜”和“唯美主义”三部分.可见,张闻天对唯美主义的接受是全方位的,他在1924年创作的三幕话剧《青春的梦》就以唯美主义的艺术观念表达了他对传统封建道德观的反抗.剧中许明心和徐兰芳为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掀起了一场关于“狂飙运动”的实践,即反叛一切旧道德观念,追求一切美的东西,追求艺术化的人生,这无疑带有王尔德唯美及快乐主义的意味.不过作者虽然运用的武器带有强烈的唯美主义色彩,但最终该剧的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的,揭露封建道德观念的吃人本质,这和唯美主义无功利无目的的特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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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后,随着女性意识逐渐觉醒,出现了一批展现新女性形象,为叛逆女性翻案的历史剧,如郭沫若的组剧《三个叛逆的女性》、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貂蝉》和欧阳予倩的《潘金莲》等.在妇女解放的旗帜下,这些剧作由于受到王尔德《莎乐美》等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呈现出唯美精神的渗透.郭沫若早期的一些作品,无论小说、诗歌还是戏剧,都不时显现出唯美主义色彩.在《卓文君》中,卓文君的侍女红箫将爱推到了痴狂的极端;《王昭君》中不但有汉元帝手捧毛延寿首,连连吻其左右颊的莎乐美式结局,更有汉元帝变态性欲的描绘.这些作品虽然明显带有唯美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却巧妙的将唯美的内容置换为反封建和个性解放的内容,表现出唯美主义与启蒙思想的合流.

三、时代的苦闷与精神的创伤

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昂扬奋进的时代气质掀起了一场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狂飙突进”运动,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黑暗”,因此他们往往“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4],无可避免地带有颓废和虚无的情绪.曾经意气风发的知识分子在“五四”退潮时更是发现面临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迷惘.接踵而来的军阀混战、屠杀都使得作为社会现实反映的文学创作带上了时代的苦闷和精神的创伤.就连鲁迅也曾经一度变得颓唐起来,《野草》中弥漫着这种虚无与绝望相结合的情调.因此,唯美主义思潮中颓废的特征契合了这种时代情绪,引起了这些追求个性解放和的知识青年在幻想破灭后的深切共鸣.

曾经在文坛风靡一时的王尔德诗剧《莎乐美》不仅带有大胆追求爱与美的时代色彩,而且也渗透着死亡、罪恶、的世纪末颓废情结.胡也频就曾受到过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影响.三幕剧《狂人》中的主人公曼丽,疯狂的爱上了音乐家丹莱,但丹莱喜欢的却是曼丽的妹妹梨娜,爱情无法实现的曼丽在绝望中用利刃刺死了丹莱,自己也跟着用刀自尽.小说《僵骸》(1927年作)写主人公医学博士孟素在解剖室被女尸那“大理石雕像一般的的美”所吸引,于是就把这具女尸搬回卧室,终日和她依偎在一起,疯狂的热恋,甚至当尸体腐烂时还用“舌尖去舐她从凹了的鼻孔中流出来的黄水”,最后宁愿和这具女尸一起腐烂.向培良的话剧《暗嫩》取材于《旧约》中的故事,以色列之王大卫的儿子暗嫩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这种爱带有鲜明的莎乐美式色彩,体现了唯美主义对外在形式美的崇拜.这些沾染了莎乐美情调的作品既体现了个性解放所导致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毁灭,也反映出那个时代颓废、悲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