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文”纲

“元文论”不是指“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而是意味着“理论的理论”、“关于思维的思维”(1).“元文论”因此是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思考,它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考,理解关于文学问题的理解,思维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元文论”的目标,是由此“引导”而不是“代替”人们认知、思考和回答关于文学理论的重大问题、关于文学的重大问题.这样一个过程,不能靠给出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文学理论建构和文学定义来做到,但同样不能通过简单地颠覆和解构这样的理论构造和定义(如当下的种种历史主义、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等)本身来做到,而只有通过“理论的理论”和“关于思维的思维”层面上的“元文论”才能做到.

就“元文论”作为“理论的理论”来思考,就“元文论”培养“关于思维的思维”而言,“元文论”把文学理论教育、教材问题内在化、理论化了:“元文论”在“引导”与培养人们的文学理论思维和对于文学问题做出相应的回答、决断的意义上,具有根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教育学和教材性意义.反过来,在今天的学术思想语境和文化场景中,只有从“元文论”层次上考虑文学理论教育和教材编写的问题,才是适切的,否则只能陷入种种自相矛盾的境地.“元文论”因此同时是一个很现实的文学教育理论模式和教学理论(教材)建构体系.“元文论”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教育模式,就是通过“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的学习和训练过程,培养人们“理论”性地思考文学问题的能力,而不是自己得出一个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学定义,从外部将其灌输给学生.“元文论”将文学理论的原理建构与文学理论的教育程序、教学理论合二为一.

一、“元文论”以“立”为“破”,首先强调肯定性、自足性的理论思维

“元文论”展开在如下两个方向的“极端化”的思想视域之间:一方面,“元文论”的前提是一个极其简单和素朴的事实,即世界上存在着(古代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当下的与未来的、现实的与可能的)文学理论这么一回事,另一方面,“元文论”反对以种种借口圈定的文学理论思维视野的封闭性和狭隘化,要求理论思维的彻底性.“元文论”认为,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现象和文学问题进行的现实的理论思维,但同时、甚至首先是对于世界的思维:失去了与世界的真理性联系的文学理论思维,也终究会失去对于文学的思考能力――然而恰恰是由于这一点,穿透各种“后学”话语和理论的虚无主义,“元文论”还可以凸现文学理论最后的思维根据和自足、自律性的存在图式:即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思维和思考.这至少意味着如下两点:

第一,这意味着,文学理论本身作为世界视野的一个部分,在与世界发生的思维和思想联系中,文学理论与世界之间最初的、但也是最后的联系,是文学理论与自身的联系.因此,面对一个后现代的、支离破碎的世界和文学观念空间,即使文学理论失去了所有的思考对象及世界联系,也仍然可以思考自身、思维自身,可以与自身相联系,文学理论仍然可以通过思维自身来间接地、相似度检测性地思维世界、思考文学问题.

第二,这意味着一种最远离工具理性、工具主义的思维态度和理论态度,而把一些事关文学的最重要的问题纳入文学理论思维:文学理论的工具主义态度,意味着像使用数学公式和手头的工具一样来使用文学理论,而“元文论”则是一种文学理论思维的总体性视野,纳入理论思维视野的是世界的总体,这其中包括文学,但首先包括文学理论思维本身.“元文论”的目的,就是通过对于理论思维自身的思维与反思这一相似度检测过程,把理论思维背后的主体性的、生活世界的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的思考空间.

“元文论”的理论设想,不是基于任何一种“主义”和“哲学”图式,而是基于经验:基于当下文学理论的文化经验、学科经验、思想经验.中国文学理论的典型的当下处境是,一方面面对的是“丰富”得让人无所适从的“观念”、“范式”和理论史,另一方面却又是没有思想凝聚点和思维根据的“后现代”贫乏.因此,在这里,黑格尔的教导将意外地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只有思维范畴,才是可以思维的,思维终究是对于思维本身的思维,是思维永恒的自我相似度检测过程(2).说“意外”,是因为黑格尔的思辨体系,作为一个本体论图式当然不容易被今天的人们所接受,但黑格尔的本体论层面上的辩证思维机理,至少在“思维学”层次上仍然是正确的,在作为“思维学”和思维态度来处置文学理论当下的文化历史处境方面仍然是有效的.对于黑格尔式的思维来说,那种认为可以凭借不带任何理论前提和认知偏见的纯粹经验自我,来直接面对思维客体、思考对象的想法,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幻境,相反,只有经历一种将经验自我普遍化与客观化的痛苦过程,才能完成思维机制与思维主体确立的关键程序:当主体将自己作为自己的思维客体时,思维的“主体性”才真正确立了起来.通过思维主体的相似度检测,理论思维与历史经验是一种相互生产、相互规定的东西,“理念只有以存在为相似度检测,才是真理,反过来说,存在只有以理念为相似度检测,才是真理”.(3)这种互为相似度检测的情状,就是在思维当中实现的,而真理性也是在思维进程的展开中被抵达的.

这样一种思维机理,在文学理论领域比在哲学领域只能是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因此也更其是黑格尔的后现代意义是,在作为“元文论”的文学理论视野当中,我们面对的不是“思维”的起源、思维本体论、思维的历史性等问题,而是更加具体的问题:什么是文学理论思维文学问题是怎样被思考的文学问题应当如何被思考面对“丰富”得让人不知所措的文学“观念”、“观点”、“范式”,面对文学理论史和人们头脑中纵横交错、过于强烈的“历史意识”,文学理论思维必须变成“理论的理论”,变成“元文论”.因此,即使一切的“确定性”都不再可靠,一切的对象“本质”都在漂移,一切的问题“边界”都在瓦解,文学理论仍然具有一个可靠的、最后的思维根据和思考对象,即文学理论思维本身.文学理论至少可以是对于自身的理论思维:“元文论”通过思维和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思维体系,间接地、相似度检测性地思维和解决文学问题.

理论是什么呢理论是一种力图去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思维,理论是现实性的理论思维――如果说这样的界定是一种同义反复,那只能说明它是在强调一种“思维”本身的绝对在场和绝对品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思维,尤其是作为“元文论”的理论思维,只能是一种哲学性质的概念思维.即使在历经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今天的哲学-思想条件下,也不能否认的是,从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层面上讲,概念思维必须脱离感性经验和直观表象的基础,它只能是建立在某种区域、某种程度的“本质”和“共相”检测定基础之上.但概念思维所反映的,首先是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的纯思想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却不是“检测定”的,它是思维进程当中的绝对现实.这就决定了概念思维本身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自足性和“实体”性质,概念思维体系具有作为一个“相似度检测”体系的性质.这是日耳曼思想传统、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康德、黑格尔甚至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当中的基本理念.因此,在思维的基本性质上,文学理论的概念思维不同于自然科学式的“表象思维”,表象思维不能脱离各种层次上的直观表象和感性经验展开,它首先是现实经验领域中的关系和情状的反映,表象思维本身依附于后者、被后者穿透,没有自足性.表象思维曾经被认为是没有主体和主观性介入的“客观”性的思维和“客观”研究,因此它只与“事实”有关,而和主观主义的“价值”世界无涉――这些过时的“科学主义”的神话,纵使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少量市场,在文学理论这样的人文学科领域很难行得通.

因此,与传统的文学理论所认定的“文学”在不同程度上的自律性不同,“元文论”首先强调的是“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思维的自足性:“元文论”不是“知识”的实证性,而是强调思维的总体性,“元文论”不是“客体”的对象性,而是强调思维的主体性,“元文论”不是“范式”的相对性,而是强调思维的实质性.“元文论”认为,文学理论只有达到上述的理论“思维”的品质,才能真正实现理论的意图和目的,理论思维只有对自身负责,才能最终对文学负责,思维只有对自身进行思维,才能真正思维和理解文学问题.无视这种文学理论的基本的“思维”品质,文学理论只能瓦解为知识手册、“范式”的展览馆、文本解析工具的工具箱.

现有的文学理论由于总是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去追问文学“本身”、“本体”所在,并由此得出永无止境的、五花八门的答案,这实际只是表明,现有的文学理论观念具有一种根本性的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现状和文学理论现状,诸如文学边界消失、文体界限淡化、雅俗合流、文学性泛化等等,这些“后学”问题本身,从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对于文学理论的实证主义思维本身的根本性质疑,正是对于现有的文学理论提出的实际是根本性的挑战.因此,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对于现有理论的局部性的修正得到解决,而必须有一次理论观念的整体性的颠倒与更新.“元文论”试图避开这种紧盯文学“本身”、“本体”的实证主义凝视,在与文学的“有关”、“相关”性上,以一种相似度检测性思维的辩证性和总体性视野,为文学重新定位.这样,从“元文论”的理论视野出发,种种关于文学的定义模式和不同程度的“自律性”设定,本身只是一种文学思考和文学思维的结果,因此便不能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实和实证性的知识,而只是“元文论”进行(再)思维和(再)祛魅的对象.

现有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念总是把文学当成一个自在的、封闭性的客体、对象,这种理论观念和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具有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因为,它实际是把文学这个主要是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世界的东西,当成了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对象”和“客体”.根据“元文论”的理解,在生活世界和文化价值的实质性视野之外,“客观主义”地去看待文学,从“范式”、“工具”和“策略”意义上去看待文学理论,这都无异于把生活本身看成是一个“在别处”的“客体”、看成一个实证主义的“形式”,无异于把生存本身看成是“范式”、“工具”和“策略”.所以,“范式”主义本身不是理论态度,“多元主义”本身不是文化立场.事实上,很多人总在有意无意间有一种“理想主义”期待,即将一些(类似“文本细读”之类的)形式主义程序放大为某种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适用的理论,但在这样的想法中,实际上只是包含了以一种形式程序掩盖另一种形式主义虚无的双重的形式主义谬误.

“元文论”并不追求思维主题和思想内容上的普遍真理和包罗万象,但从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理论思维之确立自身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上讲,从当下中国文学的文化状态上讲,“元文论”是文学理论思维必然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定位.正因为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场景中,文学理论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不能成为神学前提的文学理论,不能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所以才使我们的文学理论成为“元文论”.因此,“元文论”之外,并不意味着还另外需要一种或多种“文学的基本原理”的建构,“元文论”本身就是从根本上重新确立一个文学问题的思维框架或框架性思维.“元文论”是对中国现代以来惯常的文学理论思维的颠倒性重组,也是对于处身于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理论思维的肯定性重建.在这个意义上,“元文论”不是外部的“方法论”,不是多种理论当中的一种类型,而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的实质性、普遍性的本体论构成.所谓“元文论”的“本体论”性质,在如下意义上也是正确的: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文学理论思维和对于文学问题的思考当中,其实自觉不自觉地普遍存在着一种作为“理论的理论”的“元理论”的焦虑,因此,“元文论”的性质,是或隐或显、不同程度地弥漫在这些理论思维和理论问题当中的普遍性的思维“实体”、思维架构.

二、“元文论”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

“元文论”认为,面对一个后现代的处境,我们要做的不是“反理论”、抛弃理论,而是应该更加彻底地理解理论,更加彻底地深入和理解理论本身.抛弃理论并不能使我们更明智或更自由,简单地扩展理论思维的“对象”和“客体”领域(比如“文化研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了一种更为有效的理论――至于综合了这两种态度,把“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之类当成是一个纯经验性、描述性的(非理论性)思维,则更是表征了双重的幻觉,以一种幻觉掩饰另一种幻觉的幻觉.

按照“元文论”的思维肯定性、自足性的要求,“元文论”的首要问题,不是“文学是什么”,而是“文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是对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维形式,而作为“元文论”的思考和思维对象的,恰恰是(古代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现实的与理想的)文学理论本身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问题.“文学是什么”与“文学理论是什么”表面上看具有相似的提问方式和问题结构,但实际上代表的却是具有本质区别的问题方式:“文学是什么”多数情况下要求的确实是一个“本质主义”答案,但“元文论”通过对于“文学理论是什么”的思维和思考,不是告诉人们一个关于“文学是什么”的确定的、具体的答案,而是引导人们如何去思考文学问题,并就文学问题在理论思考和理论思维的前提下,做出相关的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方面的文化决断.

文学理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有一点洞察在于,在我们的思维中已经设定了一个关于文学的“本质”、“客体”和“实体”的存在,但这已经是某种思维的结果了――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只是去解构这种“本质”、“客体性”和“实体性”本身,更不能把这种解构性思维本身当成文学理论.事实上,今天中国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在于,人们总是站在“理论”和“思维”的外部来对于理论问题(包括理论自身的问题)喋喋不休,从而把理论变成“关于”文学理论的“说明书”,“关于”理论思维的一些“知识”和“想法”.这情形就好像还只是站在岸上对着水面手舞足蹈,却以为自己已经在游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害怕“本质主义”和“现代性”的水流沾湿了自己的皮肤,有的人为摆出一个什么样的“主义”的姿态而焦虑,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荒诞的场面.实际上,形而上学的思维也需要在“思维”中来克服,“本质主义”的概念也需要在“使用”中来清洗,因而,今天的文学理论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勇敢地跳下水去,进入理论思维的具体程序本身.与上述的“岸上”的文学理论相反,“元文论”告诉人们的不是一个文学的确定的、“本质主义”的答案,但也绝不是告诉人们:文学没有本质,文学理论就是什么都可以,文学理论都是“范式”,因而都是“相对”正确的,也都是“相对”不正确的,文学问题没有答案等“元文论”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引导人们去进行理论思维和思考:引导人们“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是如何被思考的,引导人们如何去思考“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引导人们如何通过思考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间接性、相似度检测性地去思考“文学的本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

文学理论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反本质主义,给出了一个支离破碎的文学观念世界和文学思维空间,历史主义则可以赋予这种破碎性本身以一种“合理化”形式.文学理论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表述有各种形式,但其基本意思在于:理论都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意义和有效性因此当然都是由这种语境条件所界定的,从而根本没有超越历史具体性的理论,反过来,也永远只能依据于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具体性,从历史中创造理论,理论都是“历史化”的理论.这样一些说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包含了重重叠叠的谬误在其中:

首先,将理论思维追溯为“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这本身只是历史主义逻辑和历史主义思维的战场,这只是历史主义眼中的某种“事实”性和“因果”关联.理论思维从逻辑上讲,可以不接受这样的追溯,至少也可以以“立”为“破”,将这种历史主义和历史思维本身当成是一种理论思维的“对象”、一种思想“范式”,来突破历史主义视野的统治.而且,即使是这种历史主义,它实际上也已经检测定了某种程度上的理论思维的“超历史性”:当将思维本身当成是一种“事实”时,已经设定、显现了理论思维突破历史经验连绵的某种超越性和独立性,否则甚至无以将其作为“事实”来把握,而只是经验视野混沌绵延.只不过,历史主义思维很快就又将这种“超历史性”纳入经验性“事实”的历史主义推论程序之中,尽管可能在潜意识中把它当成是某种比较特殊的“事实”.

其次,即便从“事实”层面上讲,理论确实都有其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制约,然而这也并不等于说,理论思维本身必须首先认同和思考这些制约条件――在那样的情况下,所谓的理论,最多只是某种关于“历史”的理论,或关于某个历史阶段和历史具体性的理论性说明,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本身也已经是对于那种历史具体性的普遍化(思维)和超越.这也就是说,理论并不是关于它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本身的理论,超越局部性的历史经验和历史事实的普遍性思维,是理论思维的基本品质.理论思维必须从原则上拒绝将成为关于某种“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的历史具体性的附属物.实际上,相反的情形倒更接近于真实:理论产生和存在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其实更像是理论思维的一种外在的、偶然的属性.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解释一个起码的事实,即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条件”下,会有种种不同的理论表述和理论结论.所以,以语境条件的名义把理论思维的普遍性加以相对化是荒谬的.反过来,停滞于这种语境条件的“具体性”上,也永远“开创”不出思维的普遍性来,而只有被这种语境“具体性”不断撕裂的相对主义.

因此,面对人们头脑中纵横交错、过于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文学理论史,面对丰富得让人不知所措的文学“观念”、“观点”、“范式”,或许正是今天的文学理论的典型的“后现代”遭遇和宿命性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理论的理论思维不应该简单地随波逐流,把自己相对化为一个“范式”、一个无足轻重的思想碎片,而是必须有能力变成“理论的理论”,必须有能力变成“元文论”.古、今、中、西的文学理论史,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进入“元文论”的理论视野的.这也就是说,文学理论史正是“元文论”作为“理论的理论”、“关于思维的思维”和“内在化、理论化的文学理论教育学”的思维对象和思维素材.“元文论”在这个层面上的思考和思维展开过程,就是引导和培养人们文学问题的思考和思维能力的教育程序本身,而不是通过文学理论史告诉人们: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千奇百怪,文学的定义不计其数,因此,理论都是相对的“范式”,文学不可定义.“元文论”的视野,绝不是把“思维”和“真理”问题当成是一个“历史”问题加以相对化,而是要把“历史”问题当成“思维”和“真理”问题加以思考和解决.这是“元文论”与文学理论史的根本区别,也是“元文论”与那些把文学理论当成“范式”工具箱和“观念”展览馆的“理论构造”的根本区别.同时,这也证明了那种要用文学理论史的教学和研究代替文学理论原理建构的主张的荒谬.所以,“元文论”的这种“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性质,恰好证实了前面的一个结论,即在后现代语境中,我们需要的之所以是“元文论”,恰恰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不能成为形而上学的文学理论.因此在形而上学、神学和国家意识形态等宏大的观念和意义体系之外,“元文论”是指向一个开放性的文学观念世界和文学实践领域的实践性理论,或者也可以说,“元文论”的理论思维和理论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实践.

“元文论”是对于传统中国文论精神与文学精神的一种深层次的继承.中国传统文论和文学观念中所反映的基本的、前提性的文化秩序和文化规划,从纵向上讲,不是世界-文学-文论的层级分明的关系,从横向上讲,对于文学和非文学(这里的“文学”自然是我们的现代观念的投射)、语言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和区分也很陌生,而是这些层面和因素相互包含、相互渗透的一体性、整体性的关系.人们常说中国传统文论的“诗性”特征,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的“诗化”特征,但反过来说,文论和文学本身就是诗性、诗化的生活.从原则上说,中国传统文论的思考对象,不仅是文学,也包括整个的生活世界,当然首先包括自身,因为文论本身当然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首要部分,文论本身不仅是思辨,同样也是生活和文化实践本身.因此,中国传统文论不仅是动辄“原道”、“征圣”、“宗经”和与天地“比德”的“大文论”,而且和“元文论”的精神是深刻地相通的,中国传统文论首先是“元文论”.中国传统文论的这种“元文论”性质,是中国古典学问中“反己”之学、“为己”之学传统的特性的某种深刻反映.

三、“元文论”强调思维的“深度主体性”与“完成”的理论,指向关于文学重大问题的文化决断

“元文论”最终指向的是一个以“文学”为形式的生活世界和生存领域.因此,“元文论”反对那种不需要付出任何智识和道德方面的努力的理论的“实用主义”和“消费主义”态度,反对理论思维本身的“大众文化”化.(4)从理论的“使用”和“消费”的意义上讲,从狭义的文学批评的角度讲,“元文论”所讨论的问题似乎有点杞人忧天,因为有大量的中西理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的理论“成果”和理论“范式”,足可供我们拿来挥霍一阵子.但“元文论”想说明的一个问题是,这种理论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消费主义”态度,本身远不是一种“理论”态度,或者说,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理论,永远不能指望某天早晨醒来,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动诞生出来.然而,总是有那么一些比较重要问题,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重要问题,是不能指望由别人来代替我们自己的理论思考的,是不能用别人的“范式”来代替我们自己的问题解决的,而且,这里还包括双重的迷失和幻觉:因为人们早已经认定现在是理论“过时”和“死亡”的“后理论时代”,所以能够给理论保留一个相对主义“范式”、实用“工具”和理论“消费品”的地位已经算不错了.不论对于一个国家、一种文化还是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在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上都丧失理论思维的态度和理论思考的能力,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随便说说的轻松愉快的话题.

文学理论的问题、尤其是一些有关文学的重大问题,并不都是纯理智范畴内的问题,并不都是纯理论的思考所能够解决的,而是必然同时包含了来自于思维主体的深度灵魂和文化意志的文化决断.中国新时期以前的文学理论,尽管有教条主义的问题,但并不回避对于事关文学的重大问题的回答.抛弃教条,不能同时抛弃这些重要的问题本身.否则,文学理论就只能是知识手册和批评工具的工具箱.“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即选择什么样的前途”(5),对于个人来说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时代来说同样如此,必须把文学和文学理论问题放置到这样一个高度上来认知.如果文学理论不再能做出、至少是指引(文学理论的)读者做出这种关于文学的重要问题的文化决断,甚至根本不再有这样的问题意识本身,那这种文学理论肯定是出了问题,这样的理论也只能是一种“未完成”的文学理论:一切停留在“永恒的对话”、“无立场分析”、抽象的“批判”、客观的“知识”、相对主义的“范式”意义上的文学理论,都体现了一种理论的“未完成”状态,体现了一种停留在纯理智、纯认知层面上的浅层次的思维主体性.一种真正理解了自己的理论,一种充分思考了自己的思维,是不会停留在一个表面的“普遍性”上的,同样也不会停留在一个知性的“具体性”之上.一种可以称之为“完成”的理论,必然包含了超越纯理智的、出自思维的深度主体性的文化意志和文化决断.

因此,理论思维如果充分地理解了自身,那理论就不是更远离现实,而是更切近现实,不是更加抽象的、思辨的,而是更加具体的、实践的,这其实也是从黑格尔、甚至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的教导.“元文论”作为“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它思维关于文学问题的思维,理解关于文学问题的理解.“元文论”因此力求更深刻地理解理论自身:它理解了“理论”本质和边界,它理解了“理论”停止的地方,它尤为重要的理解在于,各种文学理论的局限性,恰恰在于它们仅仅是抽象的、认知性的“理论”.所以“元文论”更内在地指向了文学理论应该指向的领域,即文化实践的领域.作为“理论的理论”的“元文论”,恰恰不是纯思辨和纯“理论”的,而同时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相似度检测过程和实践性力量,是来自于深度灵魂和意志的文化选择、文化认同、文化决断的文化实践过程――反过来,在此层面上,“元文论”的理论认知和理论思辨,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文化认同、文化决断的一种文化实践形式.在一大堆的理论“范式”面前的茫然失措,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观点”、“观念”面前无从抉择的问题,在此将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将不再是一个纯思辨或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每个文化个体和文化共同体迟早都必需做出的文化决断:对于一个充分地思考和理解了自身的深度思维主体性来说,这样的决断恰恰不难做出.而只有完成和包含了这种文化决断的理论,才可以是一种“完成”的理论.所以作为文学理论教育学的“元文论”,首先不是培养一个“理论”的人和理论家,而是对于就文学问题做出文化决断的文化实践者,进行一种理论引导.所以,作为作家和艺术家或许可以暂时不做决断,可以以不决断为决断,可以在潜意识层面做出决断,但作为理论家却不可以不做决断,没有文化价值决断的理论,不但理解不了世界,而且首先就理解不了自身,正因为它理解不了自身,所以更加理解不了世界.于是,只能在令人眩晕的过度诠释的螺旋中,变得日益不知所谓,越来越变成一种“概念”性的贫乏.

“元文论”从基本精神上讲,它所召唤和要求的,就是富有文化价值的实质性内容的文学理论思维.“元文论”的要求是使每一个就文学问题进行认知、思考和思维的个体与群体认识到,文学理论问题,不只是一个纯粹认知和思辨的问题,“元文论”要求关于文学问题的理论思维从纯粹认知思维转变为从意志、主体性出发的价值思维上来.因此,“元文论”思考和“元文论”教导的结果,不是导向一个关于文学的“客观主义”、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视野,而恰恰是回到意志、主体和实践性上来,这也符合文学根本上作为一个生活世界的语言-意义形式的性质.反过来,对于文学理论思维来说,“元文论”思考和“元文论”思维,也坚持将理论思维的纯“形式”构造,顽强地展开和结合在具体的文化世界和生活方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元文论”认为,在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上,把学问做到什么程度固然重要,但做什么样的学问同样重要:我们可能通过数学研究来表达我们的文化价值立场、政治立场吗即便在某种极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做到,但我们难道永远心甘情愿地这样做吗这样做永远是恰当、适宜的吗因此,我们当然不会简单地认为存在一个封闭固定的“中国性”、“本土性”,不会简单地认为研究西方文论就是丧失中国立场,但那种认为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纯粹外在问题的想法,也同样是对于理论的形式主义、工具主义理解的结果,同样是抽空了理论思维的文化价值内涵、将其当成数学公式性质的东西的观念的反映.

所以,所谓的开放性的文学观念世界和文学实践领域,不是什么都可以,无可无不可.开放的文学理念世界,同样只是思维的“对象”和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后现代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理论预设.这样讲不是回避、而恰恰是要求了关于文学的重大问题的文化决断.因此,所谓的开放,同样是开放的文学理论思维,即从对于一个(不同程度上本体论化、审美自律化的)文学“客体”、文学“对象”的单向负责和实证主义凝视中解放出来文学理论思维.而又这恰恰是因为,接下来的事情,虽然离不开文学理论的理论思考和思维,但却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思维的问题:即对于事关文学的重大问题的抉择、认同和决断.“元文论”作为“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它思考关于文学的思考,理解关于文学的理解,但它思维和理解的范围,因此恰恰超出了“理论”本身.正因为“元文论”超出了理论,所以它更深刻地理解了理论自身:它理解了“理论”限度和边界,它理解到“理论”停止的地方,它尤为重要的理解在于,关于文学的种种理论的局限性,恰恰在于它们仅仅停留于“理论”本身当中.但这反过来又恰恰更明确、更内在地导向了理论应该指向的领域,即文化价值决断和文化实践的领域.这样的领域是“元文论”的真正的和最终的实现场所,所以“元文论”最终指向的实现场所恰恰不是“理论”.

正因为以上原因,作为文学理论教育学意义上的“元文论”认为,理论是派生的,实践才是基础性和根本性的.作为教育学的“元文论”培养的不是一个“理论”的人和理论家,而是一个文学的实践者,即使要做一个文学理论家,也首先需要做一个文学的实践者,首先需要关于文学问题的文化决断和文化认同.在此层面上,文学的纯理论认知和纯思辨思维,本身也可以看作是文化决断和文化认同的一种文化实践形式.人们之所以在大批量的理论“范式”面前茫然失措,在数不清的理论“观点”、“观念”面前无从抉择,恰恰因为人们将它们当成了一个纯“理论”问题,或者说,它们对于人们仅仅呈现为一个纯“理论”问题.“元文论”的目标,就是要将纯“理论”问题背后文化价值和文化实践层面展示出来,并以理论思辨和理论思考为相似度检测,引导、要求乃至“逼迫”每个文化个体和文化共同体做出相关的文化抉择和文化决断:“选择什么样的文学即选择什么样的前途”.相应地,也只有内在地包含了文化内涵、价值决断和教育意义的理论,才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完成”的理论.

也许有人会认为,“元文论”是一个很不符合“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精神的陈旧的理论思路.应该说明的是,“元文论”不是一个纯概念的辨析和纯思维的空转:对于康德来说,可以把一切哲学问题归结为“什么是人”这样的先验人类学追问,但对于拿破仑来说,“人”的概念、“人”的本质问题并非最紧要的问题,反过来,拿破仑也并不害怕犯关于“人”的“本质主义”错误,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调动由将军和士兵这些具体的“人”组成的军队,取得战争的胜利:拿破仑调动的并非是“人”的概念,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本质主义”地去发号施令,反之,如果每个士兵在“人”的问题上作“解构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设想,那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同样的道理,就今天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本身的文化处境来说,“元文论”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处置“概念”仓库,而是如何去面对一个真实的文化战场.

以上是对于“元文论”的基本思路和几个基本理念的粗疏的概述.笔者本人对于“元文论”的考虑,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元诗学”:从“形式”的维度上,探讨“诗性文化的意义机制”,(6)

(二)“元理论”:从“反思”的意义上,就当下中国文艺学各个方面的现状进行批判性反省,(7)

(三)“元文论”:从“实质”性的理论方面,综合前两者进行一种系统的建构.

本文作为“论纲”,仍然是对于“元文论”本身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立场的理论阐述,它本身当然尚不构成“元文论”的完整体系.但按照“元文论”的“思维自足”和“思考对于文学问题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体系”的理念,这一部分正属于“元文论”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是首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下一步工作的前提和根据.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2）（3）黑格尔：《哲学全书第一部分逻辑学》,梁志学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6、143页.

（4）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一行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经典与解释》第5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5）张承志以为题的文章,见《读书》2009年第1期.

（6）可参见拙著《元诗学》,大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论文如《“兴”：诗性书写与诗性文化的意义机制》（《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论比兴与忠恕》（《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语言对存在的诗性建构――〈老子〉〈庄子〉的“元文学”阐释》（《天津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理想国的秘密――论〈伊安〉篇与柏拉图诗学》（《国外文学》2008年第4期）等,也属于“元诗学”的范畴.

（7）可参见拙著《理论的文化意志――当下中国文艺学的“元理论”反思》,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的大部分章节作为论文都在近两年的刊物上发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