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中的基督教传统

[摘 要 ]基督教对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尤其是英美文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圣经》故事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忏悔──复归”的框架结构和善恶对立以及“宽恕、仁慈、博爱”主题不断地被借用到文学创造中来.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出发探讨基督教传统对英美文学影响的变迁.

[关 键 词 ]英美文学；基督教传统；变迁

对于英美文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的实践活动,基督教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两种古代文明的结晶,汇聚了两种文明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宗教传统和诗歌民谣的精化,奠定了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思想模式和价值体系的基础.

《圣经》是基督教这一文化形式的文字体现,因此“西方文化现象这一典型的基督教特色,自然也使《圣经》在其各族各国的文化进程中占据了独一无二或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它对西方各国人民的思想、心态和文化色彩产生出全方位的影响,令其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一种《圣经》的思维特色、主题特色,甚至语言特色”.除了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体系之外,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是基督教传统的最佳载体.

文学作品对基督教传统的再现主要采用两种途径.一是对《圣经》中各种人物形象以及人物行为模式的借用,一种是对基督教所倡导的各种基本观念的文学再现.《圣经》中的人物形象又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被创作主体运用到文学创作中来.一种是在创作过程中直接借用《圣经》中的人物形象的名字,一种是虽然不直接借用《圣经》中人物形象的名字,但文学人物形象具有《圣经》中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与行为特征.基督教中的传统观念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形式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创作主体直接把某一种或某几种基督教观念作为自己塑造某个文学典型的目的.一种是完全反转《圣经》所鼓吹的宗教观念.还有一种在英美文学中运用得最为普遍,即创作主体借用《圣经》中的某种观念旨在表述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社会、政治、文化现象等的某种批评.本文以基督教中最常见的三种基本观念,即“异化──忏悔──复归”结构和善恶对立、“宽恕、仁慈、博爱”主题为框架,探讨自中世纪以来直至当代英美文学创作当中基督教传统的再现与变迁.

根据《圣经》的描述,亚当和夏娃是上帝创造并安置在伊甸园中的人类的祖先.人类的祖先被逐出伊甸园是一种异化,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企图通过忏悔、赎罪重返伊甸园,以期实现人本状态的复归.人类因为亚当偷吃禁果而有罪,不能自救,上帝就派耶稣牺牲自己的肉体拯救人类.因此,按照基督教教义,作为被异化的生命,人类从诞生以来就同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可以说,基督教和上帝的存在来源于人类的异化.然而从事实上讲,基督教教义对于人类的救赎和人性的复归从没有给出任何的保证,人类所能做的仅仅是把上帝作为寄托自己希望的载体,把《圣经》作为自己思想与行动的律例,为了实现最后的复归不断地努力.

自从基督教诞生以来,这种“异化──忏悔──复归”的行为模式及宗教观念一直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精神支柱.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异化”、“忏悔”和“复归”经过两千年的演绎已经不是最初意义上的“异化”、“忏悔”、“复归”,而是不断被人们赋予不同的内涵.但是反过来讲,经过变异的“异化”、“忏悔”和“复归”又无不从基督教意义上的“异化”、“忏悔”和“复归”衍生而来.体现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这一行为模式和观念自然也被不断地赋予新的意义.换句话讲,英美文学作品试图表述的各种主题其实就是对这一模式的解释与再解释.

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已然渗透到英美社会生活中的各个角落,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情感之中.早期英美文学多以教会文学的形式存在.它们或颂扬上帝的万能,或宣传原罪,或赞美苦行隐修的基督徒,或宣扬种种宗教奇迹,以号召人们保持对上帝的信仰.《圣经》本身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首先是这种观念的集大成者.

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稍后的思想启蒙运动倡导人性第一,使得中世纪时期的神本位被人本位所取代,但已发生变革的英美社会随着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变得更加关注基督教问题.班扬的《天路历程》所宣扬的则是基督教徒如何行动才可以获得永生、到达天国的道理.小说中的主人公按照《圣经》的指示,历尽千辛万苦,克服种种苦难,抵御住了种种诱惑,终于达到天国.班扬的目的在于告知当时的读者,如何通过某种形式的忏悔获得最后的救赎.这种传统在英美文学中一直没有间断过.殖义时期的美洲大陆的基督教氛围更加浓重.十七世纪上半叶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是典型的代表.他们怀着到新大陆建造新乐园这一梦想来到这里,其书信、文学作品乃至游记当中到处充斥着这种他们为上帝选中来建造新的伊甸园的思想.温思罗普、爱德华兹、布雷德斯特里特等美国早期著名作家的作品都反映了这一主题.

在十九世纪的美国,霍桑的小说《红字》可作为文学中这种宗教传统的典型例子.小说以十七世纪中叶清教徒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讲述了一个被不合理的婚姻束缚的白兰和波士顿加尔文教会颇有威望的牧师通奸的故事.由于犯了通奸罪白兰被迫胸戴象征“通奸”的Ａ字,受尽当地人的唾骂,而牧师丁梅斯代尔则在胸口戴着一个无形的Ａ字遭受良心上的煎熬.两个人都在忏悔,都在某种意义上试图得到上帝的宽恕.他们是《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投影.他们在为自己所犯下的“原罪”而进行忏悔,最终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救赎,实现了人本状况的回归.

二十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失去了所有信仰、所有传统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是理想的破灭、对上帝的放弃.一旦人们对基督教和上帝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们就又会努力去寻找一种替代品,其结果就是二十世纪乃至是当代英美文学界对文学实践进行的种种实验性的探讨.

善恶之间的对立是基督教世界从《圣经》引伸出的另一个基本的基督教观念.如同上面讲的“异化──忏悔──复归”行为模式与宗教观念一样,这种善恶观不仅统治着基督教世界的精神生活,还不时地出现在文学创作之中.其体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一是人物自身善恶两种倾向的冲突.这里的上帝和魔鬼有时是其字面意义上的上帝和魔鬼,而更多的时候是借用其引伸意义,表现为正义与邪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斗争,字面意义的上帝和魔鬼则隐身于世俗形象的背后.至于前者,英美文学中的例子比比皆是.弥尔顿的《失乐园》中的上帝与撒旦的决战、雪莱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和宙斯的宿怨、麦尔维尔《白鲸》中的亚哈与白鲸的生死决斗都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冲突这一基督教原型的文学性再现,然而这些文学作品中的“魔鬼”常常被赋予特殊的品质.他们为了自由而同他们的“上帝”进行着殊死斗争.这也是英美文学中最常见的冲突方式.

至于后者,反映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对人性中善恶成分的关注,抑制恶的,发扬善的,而保证这一任务顺利完成的则是对上帝的信仰,用《圣经》中宣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按照上帝的意志生活,做到自我完善.人的内心是一个善恶对峙的战场,在这里,善的要努力消灭恶的.英美文学中常常被人援引的例子有莎士比亚著名悲剧中的奥赛罗.奥赛罗听信谎言先杀妻,然后.真正导致奥赛罗悲剧的不是外在的因素,而是奥赛罗内心善恶冲突中最终恶战胜善而导致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后来,这一原型更多地被运用到英美感伤小说和维多利亚小说之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告诫女性洁身自爱的塞缪•,理查德逊的代表作《帕米拉》和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代表作《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在豪威尔斯的小说中,主人公在金钱与道义面前选择了后者,选择了人性善的一面,宁愿破产也不愿意欺骗他人.经过主张张扬人类自我的文艺复兴和随后而来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西方世界基本上来讲仍然对基督教的善恶观念保持着肯定的态度.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对贵族糜烂生活的讽刺、对贪婪吝啬的资产阶级的嘲弄、对教会人士伪善的抨击,对一切其他邪恶势力的抨击,都是对基督教善恶观念具有肯定意义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