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和我

2014年春天的诸多事件似乎预示了这一年的不同凡响.而最使我揪心的,也许并不是终于明确宣称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我们都将生活在雾霾之中,也不是3月8日及其后两个月来的马航370失联事件和接下来频繁发生的沉船、杀戮、各揣心腹事的军事演习等而是4月17日,20世纪后半期影响最大的文学大师马尔克斯在陷入老年痴呆两年之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许多年之后,面对日益惨淡的世界文学图景,我想我们都会回想起这个已经变得遥远的日子.写一篇应景的文字以致悼念自是易事,但这又如何能够抚平大师离去后留给我们的精神上的巨大虚空?其实早在两年前的夏天,当经由他的弟弟披露他的大脑已经无法思考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时,我就已经明白：我们将要失去他了.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像马尔克斯这样让我倾注如此深厚的情感,让我对他的热爱超出一个文学后辈或一个学徒对前辈与师傅的那种亲近与真挚之情.而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贝克特等在这些形成我的精神背景的大师那里,我只有一种遥远的敬意.我想这种情感应该溯源于自近代以降两个大陆共有的多舛的命运；我们相似的童年时代那贫瘠的乡村生活；以及他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人与历史的巨大热情.马尔克斯的童年在外公与外婆的故事中度过,而我在小学之前则一直追随在村里两位满肚子故事的牧羊人身旁.我听到的故事与马尔克斯听到的故事背景虽然大相径庭,可其中的魔幻与民间气质却如出一辙.

这些天来,我一直徒劳地思考如何才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出马尔克斯的离世对当下文学造成的损失：从此以后很多年里,我们不会再次拥有一位可以与他匹敌的大师和我们一同呼吸,一同思考文学的未来与一个孤独大陆的出路.之所以说是徒劳,是因为在动笔的这一个时刻我才发现,我们对于马尔克斯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的层面.终其一生,马尔克斯其实都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拉丁美洲走出“两百年的孤独”而努力,哪怕暂时离开文学而涉入政治涡流――文学只是他的方式之一种.不论是做记者,还是从事电影业,不论是口诛笔伐还是直接周旋于欧洲与拉美的政要（包括与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人物、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的深厚友谊,与马拿马民粹派者托里霍斯将军亲如兄弟的感情,与哥伦比亚总统贝当古、法国总统密特朗的交往）之间,马尔克斯都试图探索出一条适合拉美大陆的国家发展之路,以至于在1962年《恶时辰》发表后的近20年时间里,只有《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两本书出版.（而《百年孤独》的写作也并非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用了18个月,而是只有一年多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不但不能理解马尔克斯这个人,也无法真正理解他的文学.

我不想在此胪列马尔克斯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或就其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魔幻与现实主义的探索整合进行难能全面甚或蹩脚的粗略论述,因为拉丁美洲是一块如此与众不同的土地,它的诗人与作家无不深深地扎根于传统之中并为它的未来殚精竭虑.马尔克斯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对统治的反思,包括1957年与富恩特斯和科特萨尔一同探访布拉格,都体现了他对拉丁美洲之未来的焦虑与关注.在我们注意到荒诞、孤独和死亡乃是马尔克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之后,也只有把它们放在拉丁美洲这块土地上才能看清它们的来源与实质.马尔克斯于1982年12月8日所作的题为《拉丁美洲的孤独》的演讲也许是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最奇特的演讲,它几乎没有涉及文学,没有谈到作家对文学的理解、传承和浮夸,而是以此为契机向世人宣讲“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现实”,因为他觉得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拉丁美洲的真实生活,他说：“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我相信,他的――政治和文学――有着同一个源泉,正如他宣称的“无论洪水、瘟疫、饥荒、灾难,还是连绵不绝、永不停息的战火,都无法战胜生的顽强,生命对死亡的优势.”因此,“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是：活下去.”

现在,我们可以返回文学的范畴作一番粗略概述,而这概述我也只想评说其与我相关的部分.因为对于马克尔斯的研究文献已经著译甚多,无须我在此重复.不能不说,对这相关部分的梳理使我愈益惊奇：出生于1927年的马尔克斯竟然与我有着相同的文学谱系!他少年时代的阅读大概从《一千零一夜》开始,接着是《金银岛》、《基督山伯爵》,陀思妥耶夫斯基,马克吐温,并且从中学时始写作小说和诗歌；而对他的写作有着启示录般影响,使他真正开始接触欧洲现代主义文学的则是卡夫卡的《变形记》（“见鬼了,我外婆就是这么说话的”）,然后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芙,还有福克纳和海明威!在《我见到了海明威》中,他坦承“我的两位最重要的文学导师都是美国小说家”,指的就是上述两人.他认为海明威是“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善写对话的能工巧匠之一”,但教会他应该用什么声音歌唱世界的则是格雷厄姆格林,还有真正属于拉美世界的胡安鲁尔福.在检点自己的经历与作品时,马尔克斯指出,“我喜欢我的作品,但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因此能够背诵的,都不是我自己写的,而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而以上诸大师,也是我浸淫最久、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哦,获悉这些,的确让我内心激动,热血汹涌.所不同者,大概是在我的私淑老师里面还要加上他和他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战友富恩特斯和何塞多诺索,还有比他年长一辈的博尔赫斯.巴尔加斯略萨是我最早阅读的拉美作家, 1987年我还在读中学时,就在县城的图书馆里读完了他的《酒吧长谈》（分期连载于《世界文学》）,而读到马尔克斯则还要等待几年的时间.

我已经记不起第一次知道马尔克斯是通过什么渠道了,只记得在英语老师送给我的《文艺报》上看到一篇关于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的评介文章,将它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相提并论.我把那篇文章剪下来,然后在县图书馆借到了《一日长于百年》,并在中学毕业时把它据为己有――直到后来读了《百年孤独》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与马尔克斯的第一次相遇是在那一年9月份,由于我获得了国际住房年征文山东赛区的一个奖,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去地区行署所在地滨州领奖,在逛滨州新华书店时看到了马尔克斯的《族长的没落》,与库尔特冯尼格的《五号街屠场》摆在一起,而当时我对库尔特冯尼格的了解更多一些,所以就只写下了后者.当时只有十七岁的我还不知道,马尔克斯会对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仅仅《世界上最漂亮的溺死者》这个短篇,我每年都要阅读三篇以上,以此来检验或校正自己对短篇小说的认识,包括对待人生与死亡的态度和理解.

在汉语文学界,尤其自上世纪80年代人文与文学新思潮以来的作家,鲜有未受马尔克斯影响者.当年,正是欧洲现代主义文学与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打开了中国作家被禁锢的头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文学复苏及先锋文学的崛起.如今,大师已逝,许多中国作家都在文字与谈吐之间表达着自己的追思与悼念.而旅美作家哈金的一篇访谈（发表在《南方周末》）不但暴露了他对拉美文学及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的影响的无知,还狠狠地往马尔克斯身上泼了一盆脏水：“马尔克斯给中国作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等在中国,很多作家不顾马尔克斯作品的社会背景和语境,干脆就直接模仿,这逐渐形成一种偷懒、天马行空的写作风格.”我想问,他所指的“偷懒、天马行空的写作风格”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这样的风格在哪些中国作家中存在过?如果真的存在过,又凭什么把罪过推到马尔克斯身上?他说的“这不怨人家,而怨自己”这句话作何解释,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至于“后来的年轻作家们,特别是七零后的作家们,意识到这一点,就都不学什么魔幻现实主义了”――这样主观、肤浅的判断,哈金的依据又从何而来?还有,“他（指马尔克斯）的作品普遍受尊敬,但影响主要在西班牙语世界,有拉美背景的作家中间”,这句话更是罔顾事实.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杰拉德马丁在《马尔克斯的一生》中指出,马尔克斯“依靠自己在文学上的名人地位成为公众人物,其程度也许只有雨果、狄更斯、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等前人足以比拟.”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之后,美国大作家诺曼梅勒给马尔克斯发来电报：你是最佳人选.而乌拉圭文豪贝内德蒂则说：“难说诺贝尔奖能给马尔克斯增添多少光彩,但他的获奖必将使该奖的声誉有所恢复!”我相信,能当得起这样的赞誉的作家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群中也许只有寥寥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