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美学的回响:略勃兰兑斯的文艺批评观

摘 要：本文拟从“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实证主义-传记式批评以及比较研究意识等角度入手,总结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独特的文史观和文艺批评理念,廓清其文学观的历史沿承,并从当前文艺理论的现状出发,客观评述其不足与缺陷.

关 键 词 ：“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实证主义；比较研究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24-0-02

“作为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在思想上受黑格尔的影响在方法上则继承孔德与穆勒,于圣-佩韦和泰纳之间有所折中”.[1] 伍蠡甫,翁义钦二先生的评介无疑是切中肯綮的.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六卷本巨著《十九主流》正是秉承实证主义的研究理念,从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入手,在形式上沿承整体研究的维度,而在具体作家的研究上则采用圣-佩韦式的传记式批评方法,清晰地勾勒出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发展的历程,营造了属于勃氏自己的文学批评语境.

虽然近年来对于勃氏这部巨著的诘难也时有出现[2],但是勃氏的批评理念在当时无疑是超前和力求完善的,即便在今天看来,勃氏的《十九主流》仍然在欧洲文论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即以《十九主流》第四分册：《英国的自然主义》[3]为例,从上文提及的几个角度出发,总结勃氏的文艺批评理念.

一、种族、环境与时代——从地理学说到勃兰兑斯的批评实践

《英国的自然主义》在章节的安排上遵循着一种纵观——细察的逻辑范式,而在其总论部分,勃氏则是应和泰纳的艺术决定论,从“种族、环境、时代”三个方面入手,去描绘当时的英国文学的.可以说本书的前三节“时代的普遍特点”“民族特色”、“政治背景”正是对应着以上三点.

这里在具体阐释勃氏对泰纳理论的应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廓清这一理论的历史沿承.

泰纳的艺术决定论认为：“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与周围的风俗”,[4]这两者构成了一种“精神的”气候,一种人文环境.而自然环境中的“乡土”和“气候”因素则直接影响了创造作品的“种族”.如是,艺术品的产生就无法摆脱这样一个交错循环的影响模式.傅雷先生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个理论早在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十九世纪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经提到；但到了丹纳手中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学说,”[4]p3孟德斯鸠是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认为：“地理环境,特别是气候、土壤和居住地域的大小,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以及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5]泰纳论述中的“乡土”、“气候”因素无疑是继承了孟德斯鸠的相应观点.

但必须明确的是,泰纳的艺术决定论于孟德斯鸠的地理学说而言有了很重要的发展.孟德斯鸠倾向于用生理学知识论证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例如,他认为：“在炎热的国家,皮肤的组织松弛,神经的末端展开,最软弱的东西的最微小的动作也都会感觉到.在寒冷的国家,皮肤的组织收敛,状的细粒压缩,小粟粒腺多少有些麻痹.”进而,“北方糙肉厚,感觉迟钝,南方人细皮嫩肉,感觉敏锐,”[5]p94由是,就有了南北方人种的不同性格.这种论证方式在今天看来是有些可笑的.而泰纳在论述乡土、气候因素对种族的影响时则有很大的不同,他更重视某一种族在生产过程中所受到的上述因素的影响,“阿提卡的土壤比别处更贫瘠更单薄,出产的食物只有橄榄,葡萄,大麦和些许小麦.等这样一个地方自然产生一批苗条,活泼,生活简单,饱吸新鲜空气的山民.”[5]p246“（希腊）这种地形当然鼓励人民航海,尤其土地贫瘠,沿海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原始时代只有近海的航运,而这里的海又最适宜于这种航运.”[5]p248以上的论证较之孟德斯鸠的相关论述更具说服力并且更为贴近现实生活.这种将生产劳动过程代入种族气质的考量的尝试无疑是泰纳较为独到的创新.

而在勃氏对于英伦民族特色的论述中,我们则看不到生理学的应用或是对生产劳动的关注.“英国的自然主义”是指英国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而这种英国气质“影响了每个作家的个人信仰和文学倾向.”[3]p7这种英国气质表现在“对乡村和大海的热爱”、“对高级动物的喜爱以及他们对一般动物世界的熟悉”、“对大海的爱”以及“转移到社会领域的自然主义”——个人的独立性.[3]p7-p12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说,孟德斯鸠关注的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泰纳关注的是生产意义上的人,那么勃氏关注的就是思想意义上的人.种族的生物属性、社会属性在勃氏笔下并未得到重视,而一个种族在主观意志上的思想的属性则是勃氏考量的焦点.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梳理,我们发现勃氏对前人的批评理念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在民族气质的概括上采取一个较之孟德斯鸠和泰纳都更为高瞻性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勃氏这里谈到的“自然主义”于十九世纪末法国的自然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的自然主义”只是对英国人喜好自然这一特性的总结,属于价值论上的概括,此时的英国文学仍当属于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的范畴；而法国的自然主义则将人的生物属性无限放大,最终走向了一种极致,谓之“自然主义”是在认识论上或说是方法论上的一种概括.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勃氏往往仅从一个角度出发,对于林林总总的创作倾向都冠之以一个大而化之的“主义”,似乎有过分简单化之嫌.这一点,下文将会详细探讨.

二、整体性、思辨意识与个人意志——勃兰兑斯的研究视域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说道：“在历史里面,一般原则性的建立,比起在个别科学部门里面,好像没有那样的重要.因为历史最初好像只是一系列的偶然事变之相续.等但是等我们要知道并预见它们的必然联系,在这种联系里,个别的事实取得它们对于一个目的或目标的特殊地位和关系,并因而获得它们的意义.因为历史里面有意义的成分,就是对‘普遍’的关系和联系.”[6]十九世纪是一个思想体系化的世纪,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欧洲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勃氏的这部文史巨著不能不说是对黑格尔学术史观念的极力诠释.正如上文所论述的,勃氏在应和泰纳“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的同时,也正是体现其整体性研究的视域.他总是将文学现象纳入时代的整个文化体系中去考察,在考量民族特性、人文环境的基础上去论证一类国别文学的发展态势,如其谈及穆尔的民族主义诗歌创作,就宕开笔墨用大量篇幅介绍爱尔兰的反抗与民族起义,[3]p181-220这些无疑都是顺应历史潮流并迎合学术研究的时代精神的.而他将自己的研究思路分化于“进步”与“反动”两个相反相成的发展脉络上,也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印记. 与此同时,勃氏的个人意志也强烈的介入于对“进步”与“反动”的评判上,正如黑格尔所说：“论述哲学史是决不能没有历史家的判断的.”[6]p114勃氏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个人判断渗透于这部文学史中,在最初“进步”与“反动”的划分上,在之后对于具体作家的评述上,都是如此.在《英国的自然主义》中,被贬损者如骚塞,勃氏即便承认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独特性,却不无讥讽的调侃道：“骚塞的名字主要是以他对拜伦的疯狂攻击和拜伦对他进行的无与伦比的反驳而为人所知的.我们感谢骚塞写的《审判的环境》引出了拜伦的那篇同名的作品——而且为了他的这项‘功劳’,我们愿意宽容他的《克哈马的诅咒》和《萨拉巴》这两部作品.”[3]p115被颂扬者如拜伦,在评述具体作家的二十个章节中,拜伦独占七节,远远大于其他作家的篇幅.行文中,勃氏更极尽溢美之词,盛赞其为“雄狮”,“发出他那惊天动地的吼声”,称其长诗《唐璜》为“自然主义的登峰造极”,而拜伦死后,“在俄国和波兰、西班牙和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精神生活中,他如此慷慨地到处播下的种子都开花结果了——从中下龙的牙齿的地方跃出了披盔戴甲的武士.”[3] p453

客观而言,一个评论者在运用自己的批评理念去评论作家、作品,进而构建自己的文史领域时,个人好恶的流露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需的.但是笔者个人认为,价值判断不同于极力地赞美与贬损,评论性的文章毕竟区别于抒情式文体,以大段的章节宣扬一种赞美,或是用过分的讥讽表示一种鄙夷,都会有损评论本身的科学目的,也是有违评论客观的价值取向的.勃氏将个性化的作家纳入自己预先设定好的共性化的评论框架中,本身就有过分简单化和过分主观化的弊病,而在对待具体的作家时,更是将个人的情感过分的介入,这些都伤害了这部著作的客观性和历史参照性.所以,在今天看来,骚塞与拜伦未必会像勃氏描绘得那样极端鄙俗与高尚；而整个十九世纪的文学发展,也更不可能像勃氏图解成的“进步”与“反动”那么简单.

在这里值得顺带一提的是勃氏在这部书中的比较意识,“他的这部断代史不仅为大规模的欧洲文学史的编订提供了经验,也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提供了范例.”[7]勃氏可说是比较文学史上继伏尔泰、莱辛等人之后,较早并且较为系统的涉及比较文学领域的文论家.但我们也应当明确,勃氏实际上并不具备比较研究的自觉,即便他对席勒的《玛丽泰·斯图亚特》的考证可说是影响研究的先声,[7]p51但其更多的比较性评论则多局限于同民族的不同作家、作品上,也就是不具备跨民族、跨文化等比较视域的.然而即便如此,勃氏的此类不属于比较文学范畴的比较研究仍然是有一定价值的,在《英国的自然主义》中,勃氏在品评穆尔的抒情诗时,就单独用了一个章节来比较穆尔、拜伦、坎贝尔、济慈以及雪莱等几位诗人的抒情诗作,[3]p222-227虽然这些作家同属英伦,不属于严格意义上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但勃氏的品评却在综合分析以上几位作家的不同创作特色的同时,突出了穆尔的独特诗风,这在抒情诗的文体研究以及对于以上诸位作家的创作研究上都是有一定意义的.

三、心灵史、传记式批评与实证主义——勃兰兑斯对圣-佩韦、孔德的继承

勃氏在全书引言中称：“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8]对于心灵的重视,使得勃氏的这部著作更为重视作家创作的心理体验,他在论证一个作家的创作特性时,往往会联系到这一作家的亲身经历、心路历程.比如论证对拜伦诗作孤傲清高的接收体验,就考据索隐地提及拜伦的足疾与童年时的不幸经历,阐述这些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影响.而正是这种重视,也使得勃氏对个体作家的分析成为不折不扣的传记式批评.当然,以上写作特点并非勃氏独创,而是其对圣-佩韦批评理念的直接继承.正是圣-佩韦开始倡导透过文本发现作者,用心理学的研究方式去研究文学.而在今天,在巴特提出“作者死了”的口号之后,传记式批评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圣-佩韦的诸多理论也开始被人们遗忘.我们现在很难评判,勃氏传记式批评的倾向究竟是这部著作的优点还是弊端.

与此同时,勃氏的批评实践也可以在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中找到方法论上的依据,勃氏的传记式批评和整体性研究可说是对孔德提出的“客观的方法”与“主观的综合”[9]的最好诠释.但是正如一些哲学史研究者所指出的,孔德前后期思想本身很难统一,[9]p25他前期提出的“客观的方法”与后期提出的“主观的综合”的思想本身也存在着理念上的断层,因而,勃氏对个体作家的传记式品评与对整个英伦乃至整个欧洲的整体文学动向的述评出现不协调也就不可避免.我们看过对整个英国大而化之的“自然主义”创作倾向的表述后,再看到勃氏关注于司科特的债务,拜伦的婚外情或是雪莱的婚变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批评风格方面的接收落差,这在现在看来,也许是勃氏批评理念的必然.

综上,勃兰兑斯的《十九主流》体现出作者对前人批评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同时却也反映出一些弊端与局限性,而《十九主流》即便问世了一个多世纪,历经多方诘难,却仍能在文学批评和文史研究的方法上给我们以启迪,对于我们建构本民族的文学史也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