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释疑

摘 要：《呐喊自序》对了解鲁迅思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的“那时”二字的具体含义进行了分析,反映出后期鲁迅对“文艺”改良人的精神进行了无奈的否定,并试图揭示真正能改良人的精神的途径.

关 键 词 ：《呐喊自序》；鲁迅；法治

对鲁迅的写作初衷,《呐喊自序》鲁迅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那时以为” 的“那时”的意思是在看幻灯片受了刺激以后的一段时间或者相当一段时间是以为文艺最能改变人的精神的,但最晚应该截止到写这段话的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这种想法被自己的经验推翻了：文艺与人的精神的改变没有必然的因果.那么,什么才能教育改变群众呢?

据笔者学力所及,鲁迅先生此后也没有明确“现在”能改变人的精神的神器是何物.恐怕这正如鲁迅先生在一九二六年《写在坟后面》所流露出的：对于自己的写作“我至今终于不明白我一向是在做什么.比方作土工的罢,做着做着,而不明白是在筑台呢还在掘坑.所知道的是即使是筑台,也无非要将自己从那上面跌下来或者显示老死；倘是掘坑,那就当然不过是埋掉自己.” ,认为写作“在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至于对别人,记得在先也已说过,还有愿使偏爱我的文字的主顾得到一点喜欢；憎恶我的文字的东西得到一点呕吐等”.但鲁迅“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鲁迅认为自己的创作只是让亲者快意,仇敌呕吐,自己决不能因此是了青年的导师,此外的意义,恐怕也很聊聊.饱尝社会阴险的鲁迅再也无试图“改变人的精神”的猛犊搏虎的豪迈了,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认为文学固然没有翻天覆地的实作用：“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文学不仅没有让坏人恶人绝迹的现世作用,在《死》一文中甚至否定了文学家存在的意义,也即否定了自己几十年的创作对改变人性的助力,认为文艺对自己的“立人”理想的实现少有作用.《死》一文中有七条遗嘱.其中第五条：“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一种说法是鲁迅接受冯雪峰的建议,才在万不可去做的“文学家或美术家”前面凭空填上“空头的”三个字的.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日后果然也不是以文人立世的.

鲁迅最初是看重文艺的启蒙意义,忘我地将立人,将建树新的人,将改变人的思想精神面貌作为自己的文学旨归,但自己最后却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的难容于人我双方的尴尬局面.这首诗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鲁迅送《彷徨》给日本人山县初男,并在书上题写了本诗.这首诗虽然表现了鲁迅荷戟而战的进取奋斗,但人们仍然能从中读出战士内心的彷徨寂寞与无助.自己将其视为友军,视为战友的人却视自己为异己,自己的心是沉重的,精神是寂寞的,对未来的黄金也不是充满憧憬的：1936年12月1日,鲁迅逝世不久,李霁野在《文季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一篇《忆鲁迅先生》：“先生是乐于助人的,尤其是对于受社会迫害的人.无地容身的F君（就是冯雪峰――陈愚注）的眷属,听说多时寄居在先生的家里.最后相见时,我们谈起深为我们怀念的F君,先生自己并不提起这件事,却只说到他的诚实.讽刺着当时的‘革命文学家’对于自己的攻击,先生故作庄重的向F君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掉的恐怕是我.F君连忙摇头说：那弗会,那弗会!笑声在耳,先生却已长逝!”鲁迅的话虽是具有玩笑的性质,但潜意识中的隐忧却是悲凉,读来让人神伤.因此,鲁迅最后并不看好文学对人的改造精神面貌的巨大作用.

那么什么才有如此功效,能改变人的精神道德,能教育人呢?

另一位文人沈从文的话,可以作为鲁迅所“不知道的”通向“新的人”的康庄大路.沈从文说：“抗战后的中国,且证明用文学教育群众,远不如运用法规教育群众,又简便又能得用.”①建设一个法治国家,对于让社会有序发展,让国人各行其道,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责.责无旁贷的每个人,上至政府公仆,下到社会基本一分子--公民,做好分内之事,社会就会走上轨道,不会因一两个人的臆想而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

法治,只有法治而非文艺,才是迅速有效的改变人的精神的路径.

注释：

[1]《抽象的抒情》/沈从文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p51

作者简介：温立新,男,燕山大学里仁学院,200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