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40年普鲁斯特作品在中国的接受

[摘 要] 1920-1940年代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中国译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普鲁斯特的接受主要表现为作品的节译、报刊杂志零散的介绍和数篇专门的评论文章.总的来说,具有三个特点：第一,译介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改变密切联系；第二,对普鲁斯特的阐释,受国际视野（法国、英美、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第三,某些评论家在现代作家的作品里捕捉到普鲁斯特的影子,这实际上揭示出普鲁斯特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之处.总的说来,尽管人们对普鲁斯特的认识刚刚起步,但这个时期的批评承认了一位具有重大文学价值的作家.

[关 键 词 ] 普鲁斯特；二十世纪；接受研究；中国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1-110-4

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一方面与20世纪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趋势一致,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审美趣味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又与小说这个文学类型在20世纪中国出现强烈的变革要求息息相关.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政治意识、意识、民族意识、人生经验、思维方式等汇聚成新的时代精神.单一模式的古典小说,其线性结构、全知全觉的叙述模式、“讲述性”的叙述语言都是追求小说的“故事性”,为小说“娱乐性”的功能怎么写作,在题材、主题、形式上都很难完成其改革社会和人心的历史职责.小说家要求扩大小说功能,使小说由“稗官野史”的通俗文学转变为“启迪蒙昧”、“改良群治”为追求的严肃文学,使小说这一类别由文学的“边缘”向“中心”位移.从内容上,随着“人的观念”的不断解放,他们希望小说能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捕捉意识、潜意识中模模糊糊的感觉、印象,表达过去被压抑、被忽视但又确实存在的意念.从形式上,他们大胆进行各种各样的艺术探索,希望突破传统小说创作固有的模式,寻觅新的形式来更好地表达自我.

在变革的过程中,无论是清末民初“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还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将目光转向了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希望借用“他山之石”,为中国小说界输入新的血液.1920-1940年代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在中国译介的第一个阶段.这个时期,普鲁斯特的接受主要表现为其作品的节译、报刊杂志众多零散的介绍和数篇专门评论普鲁斯特的文章.普鲁斯特与其他的作家们一起,带来了异质文学的新形式.这种异质性,就是二十世纪评论家、研究者和作家们一直在探索的现代性,有利于为他们开辟一个崭新的视野,从而间接或直接影响着现代作家的艺术思维、审美方式和文学创作.

一、翻译

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茅盾首次在中国介绍了普鲁斯特.1923年,他在《小说月报》第14卷第2号上介绍两位去世的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和马塞尔·普鲁斯特.在茅盾的笔下,普鲁斯特是一位著名的“心理自然主义”小说家,他“把心理派的心理分析的描写法和自然派的客观描写法”结合在一起,于1892年出版《妇女通信》而出名.很显然,茅盾肯定混淆了普鲁斯特和他同时代的另一位小说家马塞尔·普雷沃（Marcel Prévost）,这也间接反映出茅盾并不了解普鲁斯特以及他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想想马塞尔·普雷沃本人经常收到人们寄给普鲁斯特的信件,就不足为奇了.幸运的是,茅盾在此提到普鲁斯特的两卷作品《在斯万家那边》和《在如花的少女们身旁》,指出后者获得1919年龚古尔文学奖.

三篇译文分别是卞之琳1934年发表在天津《大公报》上的《睡眠与记忆》、李建吾1937年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春天的门槛》和张蝶崖（Zhang Dieya,音译）1943年发表在《法文研究》上的《嫉妒的末日》.《睡眠与记忆》译自《贡布雷》的开篇,后收入卞之琳出版的散文集《西窗集》.译文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到“我”回忆起居住过的房间,描写了主人公在梦中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时的一些幻觉,将梦境与现实之间脆弱的、模糊的界限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译文命名为“睡眠与记忆”,没有人物,没有故事,就像当代作家赵丽宏指出的“不是小说的章节,而像一篇绝妙的散文”,给习惯了传统小说故事情节的读者呈现了小说陌生的一种形式.《春天的门槛》选自《在斯万家那边》,译自普鲁斯特本人1912年3月21日发表在《费加罗报》上的《白蔷薇,粉蔷薇》.（Epines blanches,épines roses）这篇节选,被普鲁斯特称为一首 “散文诗”,由一些不连续的小说段落整理而成,而李健吾也将他的译文介绍成一篇“散文”.（李健吾,1937：225）短篇小说《嫉妒的末日》（La Fin de la jalousie）的译文,具有中法文对照,选自普鲁斯特早期的作品《欢乐与时日》,分四次发表（Zhang Yinde,2004：182-183）小说刻画了主人公奥郎热对弗朗索瓦兹充满嫉妒的爱情,嫉妒终止也意味着生命的结束.这篇短篇小说已经存在典型的普鲁斯特式的爱情：爱情的忧虑与暂时的平静相互交织,爱情伴随着嫉妒、谎言、怀疑、偷窥,这已经是《追忆似水年华》中斯万对奥戴特、“我”对阿尔贝迪娜爱情的一次预演.

二、评论

除译文外,从三十年始,普鲁斯特的名字多次出现在众多的文学报纸、刊物（例如《现代》）上,有利于向读者勾勒出普鲁斯特作品的某些现代性.这些文章,突出了普鲁斯特在现代文坛占据的独特地位,其中一部分文章对普鲁斯特的介绍比较零散、简短,大致勾勒出三种形象.

首先,普鲁斯特是“心理小说派的代表作家”.这种观点多次出现,普鲁斯特被介绍成“心理分析派的大师”,或者是“心理分析的古典主义代表”.如叶灵凤在《谈普洛斯特》中指出《追忆似水年华》,“着重于内心分析,人物的活动不过是他所要描写的精神活动的佐证而已.在这方面,普洛斯特是承继着他的前辈斯坦达尔的遗产,远在乔伊斯的《优力栖斯》之前,为现代小说著重于内心分析的大路奠下了第一块基石.”（叶灵凤,1988：50）我们必须承认,《追忆》确实是一部伟大的心理小说,普鲁斯特是“心理分析的小说家”,一方面他持久地、无情地、敏锐地关注自己的性格,另一方面他成功成为“我们所有人在我们意识中拥有的、但我们没有付出努力拼写的书的解密者”（Gees Cattaui,1958：22） 第二,普鲁斯特被称为“怀疑派作家”.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德尼·萨拉（Denis Saurat）的论文《战后法国文艺思潮》中（萨拉, 1932：77-102）.这篇1932年发表的文章,有大量的篇幅论述普鲁斯特.与其他期刊上简短的介绍不同,作者分析了普鲁斯特作品的一个主题：爱情与嫉妒.在萨拉看来,《追忆似水年华》中爱情与嫉妒的刻画体现了普鲁斯特的怀疑论观点,使其成为一战后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至于怀疑论的根源,萨拉认为是战争摧毁了整个生活,导致不再有宗教、不再有,连小说家都开始怀疑爱情.事实上,萨拉在此提到的“怀疑论”指的是普鲁斯特持有的悲观主义观点.这种悲观主义源自普鲁斯特对人类是否有能力认识世界的怀疑,作品中“尤其体现在对爱情题材的处理上”.如果我们将德尼·萨拉论述的“怀疑论”与普鲁斯特的悲观主义进行对比,我们将发现他对普鲁斯特爱情的理解相当片面,他认为其只表现在斯万、马塞尔对爱恋的女人是否忠贞的怀疑.

第三,随着1920年代象征主义理论被引进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批评家们运用英美文学的观点解读普鲁斯特,使得普鲁斯特渐渐在读者眼中成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家.

这三种认识的存在实际上揭示了普鲁斯特作品的不同方面,与怀疑论相关的爱情主题,心理小说家指出了普鲁斯特对人物心理细致入微的刻画,或者是普鲁斯特创作受到的文学影响,给读者展示出一个多样的普鲁斯特.

此外,普鲁斯特常常与波德莱尔、斯汤达、福楼拜等普鲁斯特眼中“最优秀、最智慧的”古典作家相提并论,被视作法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在这种参照之下,古典作家成为了一种坐标,对更熟悉法国古典作家、而非现代作家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有利于突出普鲁斯特的重要性.如果说这些间接的论述比较简短、浅显、有时还具有片面性,一些更深刻的介绍来自于法国文学或者英美文学的专家们.这些文字有利于理解普鲁斯特作品产生的背景,理解他的独创性.

中法大学教师、法国文学专家曾觉之很有可能是第一位系统介绍普鲁斯特的评论家.这篇题为《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逝世十年纪念——普鲁斯特评传》的文章发表于1933年《大公报》的“文学副刊”,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普鲁斯特的生活与作品,还刊有普鲁斯特六幅照片和两张手稿的照片.作者论述了普鲁斯特作品中一些重要的主题、时间、人物的独特性,细致的描写,艺术的功能.在这篇文章中,曾觉之还指出普鲁斯特是柏格森哲学的实验者,“多亏了柏格森的指示他明白了自己的文学使命”（曾觉之,1933：3）.这个观点具有深刻的影响,当代众多的外国文学史、小说选、甚至在一些专门论述普鲁斯特的论文都延续了这个说法.

四十年代后期,盛澄华在《〈新法兰西杂志〉与法国现代文学》中论述了《新法兰西杂志》的历史,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普鲁斯特.一方面,盛澄华大致勾勒了普鲁斯特作品最初出版经历的困难；另一方面,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分析了法国文学的演变,在论述小说时,他指出普鲁斯特属于在精神世界具有自己独特发现的杰出作家,认为《追忆》是“为‘遗忘’与‘记忆’所写的一部史诗”.（盛澄华,1947：319）在另一篇文章《普卢及其〈往事追踪录〉》中,盛澄华更为详尽地论述了《追忆》的主题,如“时间”与“艺术”,分析了感觉的重要性和普鲁斯特风格的独特性.文章的结尾,作者流露出对普鲁斯特作品的信心,认为它将会列入古典的宝殿：“当同时代作品一一凋殒时,普卢的却始终鲜丽如恒,正像蒙田（Montaigne）与波特莱尔已被列入古典作品的宝殿,在这意义上,普卢将也不会是例外.”（盛澄华,1948：269）当普鲁斯特此时在法国备受冷落时,我们应该佩服作者准确的判断力.

这个时期,我们还应重视由中国学者撰写的法国文学史或者是研究法国文学的著作.夏炎德编著的《法兰西文学史》,袁昌英的《法国文学》,徐仲年的《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都有专门论述普鲁斯特的文字,详尽介绍了《追忆》的各卷.在《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中,作者以比较的方法介绍普鲁斯特的人物.在少女们身旁的马塞尔,被比作《红楼梦》中相伴左右的贾宝玉.对于熟悉《红楼梦》的中国读者,这有利于他们理解普鲁斯特的人物.此外,徐仲年还注意到普鲁斯特小说中“场景”的与众不同：“马赛儿初见阿儿贝尔丁纳,从第一眼望去到第一句话说出,作者花了一百页的篇幅去描写；又如：那次盖尔曼脱王子府上的宴会,作者也用了一百页以上的篇幅去描绘它.”（徐仲年,1946：38）作者实际强调了文本的速度,也就是一个场景的时间与讲述它的文本的长度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说普鲁斯特的场景很长,这是因为在这些场景中,普鲁斯特经常介绍一些人物,谈到发生过的或者将要发生的事件.通过这种意料之外的膨胀,质疑了传统的小说场景.此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赵家璧,出版了两部关于现代欧美小说家的著作：1935年《今日欧美小说之动向》是一本译著,收集有九篇介绍欧美文学现状的译文；1936年的《新传统》论述了美国文学的发展、演变.这两部著作对普鲁斯特的介绍从英美文学、德国文学的角度揭示了普鲁斯特对现代文学、对欧洲文学起到的巨大影响.

在这些法国文学史、欧美小说史中,普鲁斯特占有一席之地,这是普鲁斯特受到文学承认的标志,他已经是一位受到定评的作家.当他被放在法国整个文学史、放在他所属于的文学运动中,进入历史有助于展示他作品的独特与艺术观的革新,并宣称他开创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同时,普鲁斯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他凭借《在如花的少女们身旁》于1919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对于译者、研究者、出版社选择作品的译介、研究,将是极其重要的参照因素,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三、创作界

随着二十世纪初期文学自觉意识的觉醒,作家们对普鲁斯特又是何种态度呢?

事实上,当他一出现在中国,普鲁斯特的第一位译者卞之琳先生就在自己的创作中实践了互文性写作.在写于1936年的散文《成长》中,卞之琳更是涉及时间与回忆这两个普鲁斯特作品中的主题.当主人公回想自己年轻时的甜蜜往事,“像普鲁斯特一样,作‘往事之追寻’,那时候不觉得荒凉吗?”卞之琳提到普鲁斯特,只是为了强调回忆往事这个行为,“往事之追寻”题目的引用表达了一种对过去的怀念,一种明显的对时间流逝、对自我不断改变产生的忧愁.它还不是普鲁斯特式的不由自主回忆,不能凭借现在、过去类似的感觉,将“我”从时间的偶然性中拯救出来,成为一个“永恒的”个体,一个位于时间之外能够感受事物本质的个体.除了这篇散文,在诗歌《距离的组织》中,卞之琳凭借睡眠、梦境合理地安排作品的空间与时间,令我们想起诗人曾经在1934年翻译过的《睡眠与记忆》. 在1930-1940年代的作家中,除了卞之琳之外,叶灵凤在作品中强调文学作品的非道德特征,尤其重视作品的美学价值,他“讲述一些经常是怪异的故事,一些想象的历险.一种巧妙的叙述结构令作品具有明显的特征,让人想起斯蒂文生、普鲁斯特和纪德的多种多样的影响”.

从三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社会政治形势的需要,小说创作渐渐采用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成为政治怎么写作的工具.普鲁斯特的作品也逐渐显得格格不入,被视作“闲散的、自恋的文学”,他本人更被视作精神病态的作家.当时一位著名作家以讽刺的口吻曾这样写道：“去拜访这位奥地利精神分析医生（弗洛伊德）之后,夫人们肯定不受饥饿之苦,咨询完后,她们一边在舒适的沙龙中喝着咖啡,一边安静地阅读普鲁斯特的心理小说”（Shen Zhiming,1989：123）.这些贵妇人们,远离战争,不受饥饿之苦,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与经受战争威胁的中国国情格格不入.

如果普鲁斯特远离这支“介入”的潮流,他的名字却时常被另一些更关注艺术审美的评论家提及.二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些具有诗意语言和散文结构的文本.在这些作品中,小说家们独特地表达了他们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性之间冲突的思考,其中就有废名.

在废名所营造的独特的小说世界中,1925年出版的《桥》展现了一个诗意的世界、一个传统文化的乌托邦.在这里,生活着三个主人公：小林、琴子、细竹.自称“我”的叙述者远离人物们的故事,以一种回溯的方式讲述他们日常的但却是诗意的生活.在这部小说中,文本似乎向我们展示了零碎的风景、记忆中短暂的瞬间和对存在的思考.小说拒绝故事的因果关系,通过叙事的空白、叙事速度缓慢实现了叙事时间的创新,并从中国的古典散文和诗词中汲取了自由铺陈、意象跳跃等手法,还引用一些诗句为景色描写、印象描写、人物的情感描写创造气氛,所有的这一切都邀请读者阅读、再次阅读文本,希望能更好地理解它.文本这种“反小说”的现代性已经受到废名同时代批评家的关注.例如,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察觉到《桥》与《追忆》的相似之处,指出《桥》“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入心灵深处,颇类似普鲁斯特与伍而夫夫人”（吴晓东,2001：140）.当朱光潜先生将废名与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指出《桥》“直没入心灵深处”时,他更多地是强调废名笔下对人物主观印象赋予的重要性,突出人物在几乎凝滞不动的现实时间背景中尽可能地铺展感觉和玄想的瞬间,并非《桥》中具有普鲁斯特小说中对意识与潜意识、对人物心理深刻的分析.

四、结论

总的说来,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读者了解一位作家、对之进行阅读、进行研究的前提.在1920-1940年,普鲁斯特作品的译介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译介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改变密切联系；第二,普鲁斯特的文学评论,尤其是对普鲁斯特的阐释,受到国际视野（法国、英美、苏联文学批评）的影响；三,某些评论家在现代作家的作品里捕捉到普鲁斯特的影子,这实际上揭示了普鲁斯特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之处.

这个时期的评论,大多比较肤浅、缺乏深度,不过我们已经发现了普鲁斯特研究的苗头：主题研究、心理分析、风格研究、美学研究,叙事学、比较研究也有所显露.如果说评论家、研究者多次强调某些特征,例如普鲁斯特细致的描写功底,例如普鲁斯特对人物内心生活的完美展示,也许评论家们察觉到了《追忆似水年华》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差异,特别是文言文的古典小说缺乏的某些技巧.总的说来,尽管真正意义上的研究还未出现,尽管人们对普鲁斯特的认识仅仅是皮毛,尽管研究的深度、研究的广度远远不够,但这个时期的批评承认了一位具有重大文学价值的作家,一位“现代文学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