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文人传”的书写理念与唐宋思想转型的关系

史臣的文学史观显然影响着传主的选择和对所选对象的叙述方式,不过,正是观照方式的不同使我们过多地注意到了时代因素,进而把文学史观与文体选择之倾向紧密地联系起来.对后来文本的叙述变化的肯定往往成为对前一个文本批评的尺度,这就使得我们难以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探讨问题之原因所在.两《唐书》因书写策略和书写原则之不同自然存在着分歧,从对文学家身份的认定到文学史谱系的建构都会展现出各自的书写风貌,而在书写风貌的背后还存在着思想支撑.我们试图以两《唐书》中的文学家传记作为参考因素进行讨论,藉以展示史臣们在时代变化过程中的书写原则的变化轨迹,进而呈现唐宋文化观念转型的端倪.两《唐书》都专门设有文学家的传记园地,在他们为传记写的“序”中就体现出对唐代文学发展的不同看法,通过对“序”的解读中找到文学观念在不同时代展现出来的不同样态,这些看法与具体的传记书写之间形成了相互呼应的关系.

一

《旧唐书》文学家传记将入传对象选择的重点放在了初、盛唐,而中唐人数较少,更没有形成集团之优势.以《旧唐书·文苑传》为例,中唐文人不仅入选人数少,对这些人物的文学活动的叙述也与北宋时期的文学观念差之甚远.这就必须探讨一下《旧唐书》史臣的文学观,我们不妨将《文苑传序》与《旧唐书》对文学家的评价结合起来予以分析.《旧唐书·文苑传序》首先追溯前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云：臣观前代秉笔论文者多矣.莫不宪章《谟》、《诰》,祖述《诗》、《骚》,远宗毛、郑之训论,近鄙班、扬之述作.谓“采采芣苢”,独高比兴之源；“湛湛江枫”,长擅咏歌之体.殊不知世代有文质,风俗有淳醨；学识有浅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夫执鉴写形,持衡品物,非伯乐不能分驽骥之状,非延陵不能别《雅》、《郑》之音.若空混吹竽之人,即异闻《韶》之叹.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

这段话既是对《旧书》史官论文之出发点的阐扬,也是对唐前文学发展之看法的提出.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是古非今”说的批评.即对文学观念的认识问题,在评价本朝文学时应该采取的态度问题.这就涉及到“复古”与“求新”的关系处理,应该以“古”为标准来评价所书写的传记,还是以“今”的标准来评价呢?史臣们对“是古非今”说提出商榷,这似乎意味着将以当下的文学标准来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二是在具体的梳理唐前文学史进程之际,彰显了沈约的特殊地位.在这之前的文学史中很少有人能够打破钟嵘《诗品》所建构的基本体系,以曹植和谢灵运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中心人物.而《旧书》则将诗歌声律之贡献提高到一定地位,对“律吕和谐,宫商辑洽”的关注也显然是基于唐代在近体诗发展中的创体意义.从对文学文体的张扬来说,这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学史观.在审视唐代诗文时,将审美形式的发生作用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这样沈宋、王维、杜甫、元白就成为各自时期诗体演进的中心人物.实际上,这与晚唐五代时期对诗体诗格的重视有着密切的关系.

文章接下来集中论述唐代文学之发展,《旧书》传序在述及唐代文苑之发展时牢记“钦定”史官的身份,以帝王总领人物,引出时代变迁.先是叙述我们通常认为的“初唐”文学,以帝王之好尚引领时代之观念与文学活动之取向,然后言及盛中唐,却是以举例的方式来展开的.以文体的眼光来看,“文”的内容包括：“燕、许”大手笔,吴、陆的奏议、祭文,元稹、刘黄之对策.诗歌只是举出王维和杜甫两位盛中唐之间的诗人.这样将文学家们的创作与经典联系起来,成为有根之谈.仔细阅读中唐文学家传记文本就会发现在论及具体作家的时候,《旧书》总要把传主与经典作家联系起来,如论及刘、柳,联系上屈原,论及元稹联系上“鲍谢之风格”,尤其在元白的传赞中将两人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予以定位.仅仅对前代文学的发展就用去将近一半的篇幅.论及本朝之文学,则以帝王领衔,根据文体举例言之.撰写者站在唐代整个文学发展的视野里,举出张说、苏頲,吴通玄、陆贽,元稹、刘黄,王维、杜甫作为相关文体的代表人物.以初盛唐与中唐文学家各居其四,却很难找到举例之依据,而且重视碑铭、奏议、制策等应用文体.《旧书》史臣没有将中唐的“元和体”、古文运动列入撰写视野当中,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所涉及的人物都是“文苑”所容纳不下的“爵位崇高”或者政绩突出的人物.序文理论的出发点仅仅是主要以文苑传涉及的人物作为评价对象.列入中唐的虽然也是对应用文体具备革新意义的作者,尤其是陆贽、元稹,还有在思想内容上引起士大夫阶层为之震动的刘黄,却将我们今天认为是主流的中唐五大文学家中的四位排之于外.这似乎让我们觉得撰写者忽略了对中唐文学的重视.其实不然,《旧书》不仅未忽略这些文学家,而且因其“爵位崇高”而在列传中重笔书写他们的文学活动.不过,从评价视角来看,以制策奏诰作为文学评价标准来说还是可以找到其中之端倪,如：“燕、许之润色王言,吴、陆之铺扬鸿业,元稹、刘黄之对策”之举例显然是分别举出玄宗、德宗、宪宗三个皇帝在位时的文章大家.“润色王言”,“铺扬鸿业”也是指他们的奏议.在《文苑传》的人数上中唐也占劣势,仅仅有萧颖士、李华、李翰、吴通玄、吴通微、王仲舒、崔咸、唐次、刘黄等8人人选,萧、李二人主要活动时间还在盛唐.其余六人在今天的文学史上都很少被提及,王仲舒也是因“仲舒文思温雅,制诰所出,人皆传写”而被载入《文苑传》,吴通玄兄弟“通玄与兄通微,俱博学善属文,文彩绮丽”而其擅长者是表册之文,如传所云：“通玄词藻婉丽,帝尤怜之.贞元初,昭德王皇后崩,诏李纾为谥册文,宰相张延赏、柳浑为庙乐章.及进,皆不称旨,并召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笔,无不慊然,重之如此.”这让我们不得不对撰史者的文学观予以进一步审视,美国学者傅汉思在比对传记文本对文人“无行”的描写后说：“在这善恶混合的背后,有一个理论,如果我没搞错的话,那么这一理论代表着传记作者对文人的整个的看法：这些文人之所以不够完美,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达到自身修养和政绩卓著这一双重的儒家思想,如果他们能在这两方面都取得成功,那么他们也将不再被归在《文苑》之中.”在歌诗、古文有那么多的大家何以只选择了这么六人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新唐书》对《旧书》传记分类进行充足的过程中,入传人选的道德素养显然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二

我们必须从《文苑传》的设置中走出来,看一下列传的人选就可以得到解答,古文作者同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都被选人列传,一些较为重要的诗人也以不同因由被载入列传.从文体上说,《旧唐书》对诗歌还是非常重视的,值得注意的是《旧唐书》多引诗作,我们不妨列表展示一下：

摘句,后面还有一首无题目,存残句.这里仅仅列出19条,与《新书》相比已经为数不少,《新书》仅仅保留唐太宗《赐萧瑀》、唐文宗赐裴度之诗作.只是《旧书》采唐人诗作入传并没有自身好恶之标准,而是因人因事自然取之.诗歌更容易被看作一技之长,而且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情趣象征和文化娱情之唱和文体,用诗之目地取代了对文体自身的重视.而“文”也是以实用背景作为选择原则.在《序》中举出的是盛唐诗人王维、杜甫,然而,这并不是说《旧书》对中唐文学家的诗歌评价没有体系,实际上,以元白为中心形成了对元和诗体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对元稹的评价比较高,在《序》中举出了“元稹、刘黄贲之对策”以之为范例,在杜甫传中采摭了元稹撰写的《墓志铭》,在《元稹白居易传》中将元白诗体阐释成为新经典.与《序》可以相互呼应的是史臣为元自传记写的传赞：

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搉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等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这段文字站在文学史的视野上观照唐代诗文,而对唐代诗文关注的集中点还在元和时期,而元和时期的中心自然是元白.结合序文所云：“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将以技巧见长的沈约予以推崇到与曹植、谢灵运同等地位.而上文将元白接踵沈、谢,成为元和文坛的主盟者,这也是在艺术表现上因肯定近体诗作为“新体”的创新价值而做出的评价.《新书·文艺传》在“沈宋”传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俭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陵也.

虽然将元白直接连上沈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是有一些关键点,“沈宋”就被《新书》安置进来了,但是《旧书》并没有这样处理.在《旧书·文苑传》关于沈、宋的传记中,沈俭期“善属文,尤长七言之作”,而宋之问“尤善五言诗,当时无能出其右者”.这样显然就没有承认他们在声律上的贡献.而被列在元白之前的具有启蒙意义的是杜甫,《旧书》杜甫传虽然没有直接评及这一点,但是通过采摭元稹《杜工部墓志铭》一文认可了杜甫在律体创造上所做的贡献,元白正是继承杜甫所创之“千字律”,又以“次韵”之方式予以发展.我们还可以参照一下《1日书》卷160为刘禹锡、柳宗元、韩愈、李翱等人写的传赞：

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口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而蹈道不谨,昵比小人,自致流离,遂隳素业.故君子群而不党,戒惧慎独,正为此也.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而道未果也.至若抑杨、墨,排释、老,虽于道未弘,亦端士之用心也.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牺鸡断尾,害马败群.僻涂自噬,刘、柳诸君.

柳因失道而以文显,韩、李因弘道而为文,这是《旧书》对他们所持有的基本看法.在肯定“端士之用心”的同时却认定韩愈、李翱弘道之目的最终没有达到,这正是站在本时代的立场上来审视韩、李的行为效果,并因此得出论断.所以在引了“史臣日”这一段话之后的“赞”里面批评了刘、柳的政治选择,张扬了韩愈、李翱的弘道意识.评语虽然具备儒家褒贬之政治理念,却未以道德旨归要求文学创作,这也符合赵莹所说的“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的撰写思想.

同时,非常有必要的是我们要把这篇传序和所选人物结合起来,《旧书》所选人物可以归为三类：学士、专业作者和文士.美国学者傅汉思在《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这篇专门研究《旧唐书·文苑传》的文章里对人物出身和传记用语的使用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这样,有一点比较明确,无论是述及唐代文学之整体还是相关之文学家,《旧唐书》始终将人物时代置身于较为宏阔的背景下展开评述,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史官之文学史观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

《新唐书·文艺传序》并没有进行过远的追溯,而是直奔主题.文章先是勾稽唐代文艺之发展过程,云：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印,故王、杨为之伯.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璩,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浞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若侍从酬奉则李峤、宋之问、沈俭期、王维,制册则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谲怪则李贺、杜牧、李商隐,皆卓然以所长为一世冠,其可尚已.

有研究者认为宋祁受到了姚铉《唐文粹序》的影响,并非独创之词.史传中的文学观很少有个人之新创,而多时代之强音.姚铉《唐文粹序》：

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洎张燕公以辅相之才,专撰述之任,雄辞意气,耸动群听.苏许公继以宏丽,丕变时俗,而后萧李以二《雅》之辞本述作,常杨以三《盘》之体演丝纶,郁郁之文于是乎在.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栎,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浞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焉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至于贾常侍至、李补阙翰、元容州结、吕衡州温、梁补阙肃、权文公德舆、刘宾客禹锡、白尚书居易、元江夏稹,皆文之雄杰者欤!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成珠玉,岂诬也哉. 可以看出两者间的关联,而宋祁并不是简单地照抄姚铉的观点,而是以韩愈为中心形成.“三变”观.从“王、杨”到“燕、许”而后是“韩、柳”,虽然也以“文”为中心,在论述的过程中却呈现了全景式的观照.不仅如此,宋祁还把这一看法融入文学家传记的撰写当中,尤其是在古文运动参与者的传记书写过程中,他将文学家理论主张的继承关系与个人创新的独立性相互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阐释体系.石介有《上赵先生书》、《赠张绩禹功》诗,均以众人拱卫韩愈而论元和文章之盛.宋祁以史臣身份阐发的观点也是当时普遍认同之观点,亦被时人所认可.如严有翼《柳文序》云：

唐之文章,无虑三变.武德以来,沿江左余风,则以絺希章绘句为尚.开元好经术,则以崇雅黜浮为工.至于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周汉,浑然为一王法者,独推大历、贞元间.是时虽日美才辈出,其能六经之文为诸儒倡者,不过韩退之而止耳,柳子厚而止耳.

这段评论掠过其他时段,弘扬大历、贞元,也接受了《新唐书》推崇韩柳的权威性.

与《旧唐书》以元白为中心建立的诗歌评价体系不同,在诗歌评价上,宋祁更重视盛唐诗人,但是并没有自己的体系；而在文章的论述中,也不是以应用之制策奏议为标准,而是以韩柳的古文创作为中心建立的古文评价体系.严杰《论（新唐书文艺传>之文学观》一文认为：

《新唐书文艺传》及相关列传可谓简略的唐代文学史,从中表露的文学史观值得注意.在复古精神主导下,史臣持宗经重道的观念,论唐代文学的演变,以文为关注重点,将韩愈古文奉为极至.同时亦注意文学特性,对唐诗成就加以赞扬.史臣崇尚典范,对宋初以来诗新的榜样韩柳、李杜作出选择,文则尊韩,诗则尊杜.这已含有确立文统、诗统的因素.《新唐书》列传部分虽然由宋祁编撰,然因系官修史书,应反映当时社会主流意见,故其文学史观实际代表了北宋诗新作家的基本共识,也标志着诗新已获得根本成功.

这是该文摘 要 的内容.显然,严杰更为注重诗新在北宋时期的影响,把《文艺传》完全放在诗新的背景下进行解读.曾守仁经过例证,指出：“事实上,若无欧阳门下的接续,仅靠一篇史序就标志获得根本的成功,这种说法应流于单薄.”对于“诗统”也还是难以成立,《新书》于诗并无统系.对盛、中唐的诗人都比较重视,如在《传序》举例时提及中唐的就有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李贺等4人,比盛唐的李杜还多出两人.宋祁的举例还是较为客观的,如制册选择的常衮、杨炎、陆贽、权德舆、王仲舒、李德裕都是中唐文学家,没有选择元稹可能是后面诗人里已经列出就没有让他出现两次.那样的话就影响到了撰写原则.《新书·文艺传序》在接下来的一段则明确选择之标准,说明文艺擅长者存在之问题,文中写道：

然尝言之,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何哉?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自中智以还,恃以取败者有之,朋奸饰伪者有之,怨望讪国者有之.若君子则不然,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有如不得试,固且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今但取以文自名者为《文艺篇》,若韦应物、沈亚之、阎防、祖咏、薛能、郑谷等,其类尚多,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事,故弗得而述云.

在宋祁的眼里,所选择的以文艺见长的文学家仅仅具备“一艺”,而不能于道德规范中体现出士大夫之精神节操,其政事行为更是乏善可陈.基于这一点,《新书》张扬了文士对皇权的认同感,即尽管这些文人们面对个人仕宦生活的不如意,依然具备“不忘纳君于善”的“可贵”品格.于是,为突出其“可贵”之处,专列一栏.既然从这些文人身上不能见“褒贬”、“史才”和“议论”,《新书》传记之内容对《旧书》所叙之事并没有产生大的变化,只是在对事的态度上通过评论性语言以表达褒贬之意.“增事”的效果还是重在突出传主之文采,其来源确实多采自笔记小说、家传等等.以《新书·文艺传》采笔记小说人传而言,在入传人物中就有7人传记与之相关,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事”的增加还是为了表现文学家的创作才能,增强入传人物的形象性,也更符合传主文人的身份归属.此外,在突出文才的同时也叙及了一些文士的人格问题.这一区别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待文学的态度,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还是以文人逸事为中心来组织传记的文本构成.随着抒情文本的退出,同步是叙事文本的融入,这显然昭示着书写观念的转变.

四

我们对《旧书文苑传序》和《新书文艺传序》分别进行了文本细读,如果将两者因书写对象之相同而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围绕文学与政事之关系,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时代观念的不同,形成了“唐宋转型”之格局.在对待文学本体的态度上,存在着对文学的劝诫意义与艺术表现之观念理解方式上的不同.是否在“尽删骈体旧文”和“详载章疏”（赵翼语）中体现文学观念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宋祁在《宋景文公笔记》中说：“文有属对、平侧用事者,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以便快,然久之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人史策,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鼙鼓,非所施云”显然,这里更多的应该是史学观的问题,文体不同,叙事效果自然有别,古文张弛有度,骈文更易上口,而从叙事效果来说,宋祁自会选择古文,并不是有意否定骈体文之价值.两《唐书》在书写理念上的区别与时代观念的变化关系甚深.

首先,《旧唐书》以朝代之变化叙述文学史之发展,将唐代文学放在大文学史观下进行考察,对“是古非今”之说提出批评,实际上是一种“大文学史”观,重视当代文学的发展,落实到对入选文人的评价,则对文学家产生的影响多作客观之描述,较少有个人之臧否意见,这是典型的实录方式.而《新书》则秉承北宋时期的思想指向,以“春秋笔法”来评介进人选择视野的文学家.尤其在对《旧书·文苑传》人传人物调整过程中尤其能够体现出来.如吴通玄、王仲舒、刘黄等人被从文人传中移出,因人格重新安排；梁肃、崔元翰、“大历十才子”等人被补入进来,形成了一个以文艺为核心的传记群体.

其次,《旧书》论文对“文”的内涵理解以与政事相关的应用文体作为文学评价的选择中心,这主要包括诗文,从我们所列表格中可见一斑.在论及诗体之际,注重形式上的创体之功,将沈约与曹植、谢灵运并列,言及唐代则以沈宋、杜甫、元白作为观照对象.《新书》则更为注重具有政统意识的“古文”的创作,尤其是对古文家之关注上.以贞元、元和时期之“古文运动作为发展之主流,以韩愈为代表,建立了“文章三变”说,这是北宋时期文人们普遍认同的观点.

再者,《旧书》以帝王为中心依时段来叙述唐代文学风貌,其背后意旨乃在于纯粹的诗文创作归结在宴集唱和之作上,收入之作者也都是爵位不高者,大有视“文苑”为末流之意,也并不重视文人的道德素质之表现.而《新书》则虽然就唐代文学发展本身进行论评,却围绕唐代文学之“三变”以突出中唐文学的原创性意义.在以“盖天之付与,于君子小人无常分,惟能者得之,故号一艺.”解释入“文艺传”者仅为“能者”的同时,对“文艺”人士的“诸儒”身份及其在政事上的表现非常关注,故对选录的“文艺”作者多有批评之意.

最后,从五代到北宋,我们能够看出史臣撰写史书的不同目的,《旧书》为了录存一代实录,而新书则是在撰写中体现时代精神,大有取之为鉴的价值取向.因为撰写《新书》时期虽非诗新之期,然而尊崇韩、柳之观念已经形成,元、白被接受的时期已经过去,文学与政事、道德之理念正处于唐宋思想转型的一个交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