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三十年文学的超越性

从五四新文学产生到今天,我国文学已走过了三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是新文学的开拓期,从文学革命的提倡到革命文学的张扬,经历左翼文艺和抗战文艺的血与火的锤炼,反映了新主义革命时期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旧文学的废墟上开拓出新文学茁壮成长的天地,包括解放区人民文学的崛起.这时期新文学的各种形式初备,文学语言从过多欧化渐回归民族和大众.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也恰好三十年,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年代,也是新文学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强调文学从属于政治,为工农兵而创作和怎么写作的年代.文学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优点和弱点,高扬革命理想,缅怀革命史,歌颂新社会,成为基本的题材和主题.在形式的民族化探索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它既经历了前十七年欣欣向荣和种种曲折,也遭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灾厄.而“四五”天安门广场的人民革命诗歌运动,则兆示历史行将发生的转折性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了新的三十年的肇始.这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三十年,更是新文学汲取教训,继承优良传统,开拓空前繁荣的三十年.历史的转折使文学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轨道,走向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自由的探索,并适应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改变,适应从社会公众关注的中心滑向边缘,努力实现新的鼎盛格局.

比较三个三十年,我以为,近三十年文学发展的超越性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多元冲撞中,与时俱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创作思想的主导.

以科学和为旗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新文学一诞生便面临多元思想的冲撞.当时,西方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以自己的锋芒向封建主义的旧思想展开攻击,而标榜“人的文学”的人道主义则成为那时新文学共同的思想旗帜.呼唤人的个性解放,呼唤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抨击封建主义对人所加的桎梏,从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阿Ｑ正传》起,成为新主义革命时期文学最普遍的主题.即如左翼文学和解放区人民文艺兴起,这一主题仍然回响于《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反映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作品中.那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虽然日益广泛,但在全国范围尚未能对广大作家产生完全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地位的确立,文艺界更以文艺思想为指针,为工农兵怎么写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怎么写作,成为共同的创作指向.从50年代起,人道主义便与“人性论”一起被目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多次受到批判.阶级对立和斗争的学说则被片面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的代表,后来并被要求以“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观点来认识现实和指导创作.尽管,形象大于思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它所蕴涵的意义的丰富性,永远大于作家指导创作的思想观念.因而,那个时期的许多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并非完全演绎某种思想观念所能概括.像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乃至浩然的《艳阳天》等小说,自然都有阶级斗争观念,但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要远为丰富得多.不过,指导思想的多元归为一元,毕竟成为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文学、特别是后十年文学的历史性特征和明显的局限.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以对于左倾路线的拨乱反正,回归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轨道开始的.鉴于文化大革命中人性沦丧,兽道横行,对人道主义的召唤重新成为刘心武的《班主任》等许多作品的迫切呼声.而西方主义、存在主义、新人本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文艺方面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涌入,使文学重新面临思想多元冲撞的格局.乃至一度蔓延过“全盘西化”的思潮.当时文学创作中也出现过某些宣扬抽象人性论和传统人道主义的作品.但以思想、理论、三个代表的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断与时俱进,并高举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继续发扬优秀的民族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使自己成为影响文学创作的主导性思想.它揭橥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本,反对极端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并致力于思想和谐、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的远大目标.它将传统人道主义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前提,并揭示人性在历史发展中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从而与旧人道主义和抽象人性论划清了界线,使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这时期的大多文学作品都选择了这样的思想高度去历史和现实,从而更加全面和深刻地描写人性和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从姚雪垠的《李自成》对明末、清初阶级矛盾和民族冲突的真实反映,包括对崇祯、洪承畴、李自成等许多复杂性格的丰满描绘,到张平的《抉择》、柳建伟的《英雄时代》等大批先后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对当代生活脉搏的深入把握和人性历史变化的生动刻画,都标志出这时期文学创作的新的思想高度.在汶川大地震所创作的诗歌和报告文学更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高度.

有种理论完全否定文学创作中理性的作用、思想的作用,认为文学艺术本质上是非理性的.实际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语言本身就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语言作为符号,它的词汇和语法,它的各种结构的组合,无不有理性思维的参与.否定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否定文学的思想性.然而,历史上的无数文学作品都表明,文学所以能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照耀“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正在于它所具有的思想指引的作用.没有文学作品不表现一定的思想倾向.问题在于是否表现了有利于历史进步的思想倾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得好：“文学等就其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等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底影响之下,只有能够满足时代底迫切要求的文学倾向,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五四后的新文学的主流是完全地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它召唤和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时在思想的多元冲撞中,马克思主义既有它的同盟军,也有它必须与之斗争的对立面.比如,人道主义就是它的同盟军,而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以及文艺领域的“为艺术而艺术”论等,则是它所坚决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正是在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的斗争中不断壮大和发展了自己.而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三十年,由于左倾路线的推行,完全压制了多元思想的存在,结果反而使马克思主义走向僵化,也扼制了文艺的繁荣.这确是必须深刻认识的教训.因而新三十年重新出现思想的多元冲撞,正是有利于思想活跃,有利于创作繁荣,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地发展的局面.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最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在思想的多元冲撞中保持主导的地位,对于保证我国文学沿着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怎么写作的方向前进,对于使我国文学获得时代应有的先进的思想高度,都正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局的开创,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发展的必然归趋,也是我们对于前六十年文学思想导向否定之否定的认识的结果,弥足让我们格外珍惜.

第二,艺术方法多样展现中,开放的现实主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

五四新文学的涌现就带来艺术方法的多样性.它既发展了我国文学传统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又借鉴了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现代主义.通常人们认为鲁迅代表现实主义,郭沫若代表浪漫主义.实际上鲁迅的作品既有如《阿Ｑ正传》、《祝福》等那样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有《野草》那样的具有明显现代主义印记的创作,还有如《故事新编》那样的浪漫主义和荒诞主义的创作.至如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刘呐鸥、穆时英等的新感觉派小说所受的现代主义影响就更明显了.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向苏联“一边倒”,把现代主义笼统作为西方资产阶级颓废派来批判,并在创作中独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后来虽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其实质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无二致.“二革结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手里,则变成颠倒黑白和是非的伪浪漫主义,泡制出许多“瞒和骗”的文学作品来.艺术方法的单一化必然导致那时艺术风格的单调和贫乏.虽然,前期许多优秀作家的成功作品仍然具有自己比较独特的风格.如孙犁《风云初记》所具的诗意浓郁的清新,杜鹏程《保卫延安》显示的雄浑和峻切,还有诗人中郭小川的奔放,贺敬之的豪迈等.

艺术方法单一化的局面的结束也是在粉碎“”后的改革开放的三十年.这个时期先以恢复和发扬现实主义的传统开始,很快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便渗入我国文坛.先后出现了以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以王蒙等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和以高行健等为代表的“探索性戏剧”,都明显地出现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80年代中期,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渐及我国文学.先是标榜回到“前文化状态”的非非主义以及莽汉主义等数十种新生代的诗歌流派蜂起于诗坛.同时,以莫言、马原为前驱、以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为主力的先锋小说,以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先后崛起于小说界,或以叙事形式的探索,或以作品结构的拼贴,或以语言的游戏,或以客观真实主义的“零度感情”和“生活原生态”的描写,或以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界线,也从多方面折射出后现代主义的印记.但文学艺术方法的多样化,并没有阻挡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相反,这时期现实主义在多方借鉴中走向开放,出现了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多种探索.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便展现了实践魔幻现实主义的实绩.而讲究细节真实和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真实的传统现实主义在许多作品中仍然占据主流的地位.只要回顾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的诸多获奖作品,便可以看到现实主义的强大阵势.90年代人们看到新状态小说,私人化小说,下半身写作等新的创作浪潮,也看到先锋派回归现实主义的轨迹和谈歌、何申、关仁山的河北三架马车与刘醒龙、刘庆邦、毕飞宇等许多作家的作品形成强大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世纪的到来,文坛更卷起“底层写作”的引人注目的现实主义潮涌,表明许多作家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的努力.

文学创作是主体性和客体性的统一.而文学创作的繁荣更与创作主体的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分不开.艺术创作方法包含作家认识和表现现实所遵循的原则和所采用的技法.其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也有自己根据时代的需要和自己艺术表现的需要的独特创造.它不仅与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度有关,也与作家艺术风格的表现有关.艺术方法的多样化无疑有利于文学创作的自由探索,有利于创作主体艺术思维的活跃.从而也有利于艺术风格的“百花齐放”.新文学前六十年发展的经验表明,什么时候我们容许和鼓励艺术方法的多样选择与创造,文学创作就会获得蓬勃的发展,出现百花竞艳的局面；什么时候我们限定艺术方法的单一选择,文学创作便容易走向公式化、模式化,陷于色彩的单调.因而近三十年重新容许和鼓励艺术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应该说是汲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后所采取的符合艺术繁荣规律的明智的做法.而现实主义的开放和发展并取得主流的地位,也是符合文学创作规律的.毕竟无论采取什么艺术方法,现实生活都是唯一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从文学史上看,“表现自我”和“再现现实”两种创作倾向都源远流长,而居于创作主流的常常是“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一派,因为,创作的源泉既在于现实生活,一切拥有一定现实生活体验作家,都会产生描写这种生活的和愿望.而现实主义作品的美感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认识价值,也往往使读者从中获得丰富的生活认知的愉悦,也获得自我确证的强烈情感共鸣.这种接受者的需求自然也更多地促进现实主义作品的创作.

第三,题材多方开拓中,历史题材广被作家所重视和青睐.

五四新文学兴起后,虽然也有过历史题材的开拓,但当时文坛广受关注的则是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无论鲁迅,还是文学研究会或创造社的作家,开头都关注现实题材.鲁迅后期才写了《故事新编》那样借历史神话传说以讽刺现实的篇章.郭沫若等的历史剧创作如《聂萦》、《屈原》等也多带有明显的以古鉴今和影射现实的目的.总体上,前三十年历史题材的开掘比较薄弱,对历史本身的人物形象的真实塑造和丰盈意义的深入发掘都明显不足.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坛忙于缅怀革命史,歌唱新社会,也顾不上历史题材的创作.尽管后来产生有《蔡文姬》《关汉卿》、《胆剑篇》等历史剧,但60年代初历史小说和吴晗的剧作《海瑞罢官》被批判,并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就无异关死了历史题材写作的大门.从此,这方面的创作销声匿迹.甚至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也因小说《刘志丹》的罹祸而成为“禁区”,鲜有作家敢于涉笔.魏巍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东方》也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地下的“潜在写作”.到“四人邦”被粉碎后才获出版.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随着创作题材的不断开拓,无形的“禁区”被一个个突破,天上与地下,现实与历史,神仙与鬼怪,鸟兽与虫鱼,无不被这三十年文学所广泛描写.而历史题材,从上古到近代,从炎黄二帝直到孙中山,许许多多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贩夫走卒的故事,都广被作家所描写,产生了大批书写历史题材的小说家和剧作家、诗人.像姚雪垠的《李自成》系列,凌力的《少年天子》等清代帝后系列、吴因易的唐宫八部、杨书案的《孔子》等历史文化系列、二月河的《康熙大帝》等清帝十二部、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等近代人物系列,还有刘斯奋的《白门柳》所写秦淮八艳四部、熊兆政所写《张居正》四部以及颜廷瑞、穆陶、马昭等历史小说家的著作,都拥有大量的读者.近历史题材方面,任光萱的《戊戌碟血记》和《辛亥风云录》、杨佩谨的湘赣革命三部曲、王火的《战争与人》三部、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八部、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六部,也都是在这三十年描写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收获.近年更有像都梁的《亮剑》、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邓一光的《我是太阳》、项小米的《英雄无语》、铁凝的《笨花》等诸多重写近百年历史的作品,表现了小说家对历史题材的广泛的开掘.甚至报告文学作家也把相当多的关注投向历史,写戊戌变法,写辛亥革命,写西安事变和淮海大战等.历史题材进入诗歌创作,在前六十年相当少,而近三十年在杨炼、江河的折射神话传说和历史风云的现代史诗中,在军队诗人李松涛描写水浒英雄的《无倦沧桑》、王久辛反映南京大屠杀惨剧的《狂雪》等长诗中,都可以见出诗歌在这方面的努力尝试.历史剧除话剧外,电视连续剧之书写历史题材更多不胜数,堪称展现了我国历史斑斓的长卷.除了把历史还给历史的严肃的历史写作外,还涌现了许多“戏说历史“的创作,或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胆改写历史的创作,乃至于对历史人物进行”恶搞“的创作,也先后在描写历史的大潮中登台.历史题材的广泛开拓固然与我国历史悠久、相关题材丰富有关,也与这时期广大读者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有关,当然,更与这时期创作禁区的破除和创作走向自由分不开.

我国文学素有重视历史题材的传统.古人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漫长的文明史,我们的先人不但开疆拓土,还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其间许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学者作家和普通劳动者都为历史的进步做出自己的努力,并留下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和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通过文学作品把前人崇高的事迹和品格发扬光大,将优秀的民族精神传诸后世,这正是中华儿女发奋图强,新新不已的非常重要的一项工程.文学艺术理应为这样的伟大而意义深远的工程的实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正应从这样的角度充分肯定近三十年文学在历史题材开拓方面所做的辛勤耕耘,并继续鼓励这方面的创作.当然,这不是说可以忽视当代现实题材的创作.每一代文学家艺术家都会为这样的拓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文学理应既面对历史,又关注现实,并展望未来,不断为文学题材的开拓做出新的努力.

第四,文学形式不断创新中,长篇小说的繁荣成为文学发展的重镇.

一定意义上,没有形式就没有文学.文学之所以是文学,与它被作家所创造的审美形式正分不开.因而,俄国形式主义学派什克洛夫斯基等认为文学性、文学的本质乃在它的形式,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文学形式涉及文学的语言、文学的结构和文学的表现方法、技法的选择等等.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指的就是不但文学内容、文学的题材和主题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而且文学的形式、文学的语言、结构、方法和技法等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五四新文学开拓了我国文学发展中的许多新体裁、新形式,使我国文学有了现代意义的新诗歌、新小说、新散文、新戏剧,更有了新的报告文学、新的童话、新的杂感、新的文学传记等.所有这些体裁和形式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得到继承和发展,虽然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也受到很大摧残.文学各种体裁和形式的复苏和全面发展则发生在改革开放的新三十年.这时期的诗歌除了比较晦涩含蓄的“朦胧诗”,还出现了明白俚俗的“城市生活流诗”；政治抒情诗和生活抒情诗外,还出现了更多哲理诗、寓言诗；从长达万行的超长诗到仅有一两句的俳句；从楼梯体、十四行体到非常自由的散体；从韵律严谨的格律诗到韵律不严谨的新古体诗和民歌体,乃至还有塔形诗、人形诗等等,人们可以看到种种花色翻新的诗歌.戏剧中既有传统戏曲的改革,也有话剧的各种探索：多幕剧、独幕剧、无幕剧都涌现于舞台,而戏剧小品在这三十年尤为风行,像相声一样博得广大观众的喜爱.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文学剧本,更成为勃兴的新的文学形式.散文从短小的杂感和散文诗,从诉说琐事的小散文到书写军国大事、伟人功绩的内涵丰富的大散文,从短短数句到长达数十万言的超长散文,也都见于这时期.而小说领域除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外,千把字、数百字微型小说更崛起于文坛,非但有专业的作家,许多名小说家也参与这方面的创作.在众多文学形式中,号称现代史诗的长篇小说更蒸蒸日上,从70年代末的年产百部,发展到新世纪已年产1000―1200部,其中有许多数百万言的超长篇,如《李自成》和《新战争与和平》等.长篇小说创作之日益繁荣,使它成为文学诸形式中的重要文体最受文坛的注目.

新文学的前三十年,在文学形式的不断创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短篇小说创作走在前列.鲁迅的《狂人日记》揭开了小说创新的序幕.当时可谓震骇文坛,也促进了其后新文学各种形式的创新.20年代中期后,长篇小说逐渐崛起,从此小说形式的创新中,长篇小说日益扮演重要的角色.长篇小说,由于篇幅长,容量大,可以描写复杂的故事情节和众多的人物,而且它可以容纳多种多样的文体,包括戏剧性的对话和旁白、独白,诗歌那样的抒情,杂感那样的议论,还可以插进书信、日记、公文、新闻,采用多种多样的叙事人称和叙述视角,它必然会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相应,长篇小说的写作难度也大.没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驾驭文学诸种形式和技巧的能力,以及从容构思和写作的时间,是难以完成的.新文学前六十年,长篇小说创作虽已有很大成绩,毕竟数量还不够多,就与创作条件的受限有关.鲁迅曾想写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其时虽有叶圣陶的《倪焕之》、茅盾的《蚀》《子夜》、巴金的《家》《春》《秋》、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名作先后问世,毕竟长期的战乱使很多作家都难以获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来从容经营长篇.纯文学在这方面的创作产量远不如通俗文学.如张恨水就创作长篇小说70余部,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也达四十余部.新中国建立后,前十七年是有较好的条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被视为共和国红色经典的十多部著名长篇便创作于那个时期.但好景不长,曾创作《财主的儿女们》的富有才气的青年小说家路翎,先因《洼地的战役》被批判,后又受胡风事件所累而落马.同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王蒙,他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还未杀青,便被划成“”而多年无法创作.建国初十七年间长篇小说新作不过320部.文化大革命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也只140部.这与近三十年新创的长篇小说超过15000部,自不能比.小说创新之所以广受关注,跟各种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出版量的巨大,对众多读者的影响也大,正非没有关系.最近三十年,小说的创新不仅表现在新题材的开拓,涌现了新心理小说、新推理小说、新科学幻想小说、新武侠小说以及像龙人的新玄幻小说和《狼图腾》、《藏獒》那样的新动物小说等,更表现在小说形式方面,对话小说、复调小说和刘心武《钟鼓楼》那样的橘瓣式结构小说、王蒙《布礼》《蝴蝶》那样的意识流式小说、竹林《女巫》那样时空多种互换的拼贴式小说,还有韩少功辞典体的《马桥辞典》、王曾祺《桥边小说》那样的笔记体小说以及日记体、书信体等等.小说语言也比过去更为丰富和现代,更具表现不同风格的艺术张力.在当今,长篇小说的水平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水平.长篇小说成长为文学发展的重镇,正从一个重要的方面反映了我国文学的提高和超越.

当然,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土壤生长的人类精神的花朵.文学的发展也并非一定后来者居上.历史往往有可比之处,也有不可比之处.但从历史的宏观上去文学的嬗变,也许会有利于认清近三十年文学的长处与不足.本文取此一视角作为尝试,所见自未必皆当,作为抛砖引玉,就教于大家,以期得到批评和指正.

注释：

（1）鲁迅：《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卷,第332页.

（2）《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译者序《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上卷,春风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406页.

（3）《文心雕龙时序篇》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