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争

文学古已有之,文学论争自也是古已有之.它横贯了整个古代文学批评史,又跨而进入近代、现代,并显著地切入当代纷纭扰攘的社会现实,成为“文化工业”社会下的一大繁杂景观,一大突出症候①.文学论争不仅是各种严肃文学观念的布道所,从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本体性、经典作家人格和艺术范式等的热烈探讨,到文学作为一项社会精神活动的政教、道德、风俗功能等的群体言说等,来宣讲关于文学写作的各种神圣观念,同时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各种文坛背景之士的共用角斗场,他们以文学的名义要求着文学以外的个人颜面、集团声名甚至是实际的物质利益.而后一种,正是本文要说的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它的面相时可爱又时狰狞、时超迈又时沉执.

“论”,汉代许慎云：“从言取声.论,议也.”清代段玉裁注：“论,以仑会意.仑,思也,理也.”又引证云：凡“言之有伦有脊者”,概曰论.可见“论”义有三：一、言语,它是“论”的表现形式；二、言语要以事理为本；三、“论”要达到的效果,是“合宜”、“合适”,不能超过一定限度.“论”就是摆事实讲道理.关于“争”,许慎云：“引也.”段玉裁注：“凡言争者,皆谓引之使归于己.”②合言“论争”,就是以“论”为形式,以“争”为归宿,即人们都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等言说方式来取得对事物之理的发言权,判决它是“理”,而不是政治的强权、地位的高贵、富有的金钱等.

艺术殿堂内的文学论争,也即文学论争之本义,按笔者的浅见,是争论文学的本体性和艺术性（经典作家人格范式和艺术范式分属本体和艺术）.所谓本体性的论争,是要阐明文学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人类精神活动与其他人类物质活动、精神活动的差异性和个体性.具体说来,就是要探讨文学与政治、道德、经济及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边界和联系.纯粹的不与其他人类活动搭界的文学自然不存在,但文学的纯粹一定存在,那就是它所使用的介质语言,艺术性地区别于日常用文字表现的语言.所谓艺术性的论争,是要探讨文学这门特殊艺术所具有的艺术特质,也即以文学的语言为中心,探讨它如何既能亲近人类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构,又能亲近人类感性生活的安宁,起到抚慰和提升的作用.

但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并非如此,它常常违背本义,不以文学所包蕴之“理”为依据,不以“合理”为原则,而常借助政治、道德、宗教、经济、武力甚至法律等“场外”手段,来解决由文学引发的各种争端.

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内容很繁杂,这里仅说绵贯古今、影响甚大的几种：

一、争著作权.大体说来,唐前古人的著作权意识都不发达.《诗经》除许穆夫人、尹吉甫、家父、寺人孟子、奚斯等外,实在找不出几个有主名的作品.第一个伟大作家屈原的作品除《离骚》外,都颇多争论.以后像宋玉除《九辩》外的作品、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末的很多古诗等,著作权也很难确定.唐后的著作权意识就发达多了.有武力明抢著作权的.武则天时期的桂冠诗人宋之问因求其外甥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中“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名句而不得,用“土囊”压死刘氏.但更多是暗抢、模仿或者干脆搬用,对此人们甚至发明了暗抢的理论和方法.唐代诗僧皎然在其诗论著作《诗式》中就鼓励“偷势”（另二种是“偷语”和“偷意”）.宋代黄庭坚提出了“夺胎换骨”法和“点石成金”法,被后人骂为“盗之黠者”.明代复古派七子中李梦阳被人谥作“盗侠”.王世贞被袁宏道称做“钝贼”.李攀龙将著名的汉乐府《陌上桑》改动几字,就装进自己的文集,就更是明目张胆地做贼了.有意思的是,古人也有主动出让著作权的.北宋晏殊、欧阳修写的很多内容浮华、格调侧艳的小词,就为他们的后人和拥护他们正面端肃形象的人们所否定.时至今日,人们的著作权意识空前发达,为此引发的文坛纷争、文坛官司实在是不胜枚举.

二、争名气.名气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人在社会共同体的颜面.“盖文艺本是一种极富自由性、个人性、体验性和瞬间性的精神活动,本就容易产生‘神厉九霄,志凌千载’的情态”③,其发诸个人性灵,施于广大社会,就易产生名气之争.北朝文士多学南方,“刑（邵）赏服沈约而轻任,魏（收）爱慕任而毁沈约”,结果刑魏两人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任沈优劣之争,使得“邺下纷纭,各有朋党”（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这种以选择文学宗主来反映宗奉者的不同旨趣,进而展开优劣之辩,在文学史上可说累见不鲜.绵延唐后文学批评史的李杜优劣之争就可以说是不同倾向、气质的人们在争论,李杜仅是他们争论的一个话题.现当代这种情况可说数不胜数.如一度冷清的王朔主动与金庸论战,一度走红的余杰对当红文化明星余秋雨的“”史的不休不扰,就明显带有吸引观众眼球的意识.盖眼球、注意力之在当代的“文化工业”下,本就是一种经济.

三、为地域文学风格而争.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大致是一个由西而东、由北而南的过程.长江以南的南方文化逐渐发达,大约是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的.随着东晋的南渡,南方文化就以华夏文化的正宗与北朝的尚武文化相抗衡.南北文学风格的不同,自唐代就成了一个显著话题,之后的文学史也不断上演着或大或小的地域风格之争.就其实质而言,是地域的地理环境、气候、语言及思想文化差异造成的人文性格的不同.据文献记载,明末崇祯初年发生的陈子龙和艾南英的论战,二十岁左右的陈还打了四十五岁的艾一耳光.之所以冲突如此激烈,不同的地方文学好尚是极重要的因素.陈子龙是上海松江人,与后七子派首领王世贞的故地吴中为近邻,其少年时期很仰慕王世贞所代表的复古文学风格,也很想建立王世贞那样的文学功绩.而艾南英是江西东乡人,江西素是理学重阵,对文学之士本就蔑视,加之他是时文名家,写作宗奉归有光等人,正与陈子龙所追求的文学理念和宗奉的文学人物针锋相对,一场激烈的地域文学风格之战在所难免④.在现代文学史上,上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之争也颇具此种性质.

四、为文学宗派而争.学界公认具有明确的文学流派性质的是宋代的江西诗派.之后,文学流派层出不穷,流派间的对立论争日渐其盛.江西诗派从黄庭坚创始,到宋末元初的方回,流行时间近两百年,主要成员有四十人左右.明代的台阁体文学绵延了一百四十多年.前后七子的复古派作为全国性的文学流派,其鼎盛时期至少有八十多年,人数上百.到明末为科举考试而兴起的文社,人数最多、影响最大者是复社,其人数不下二三千,包括的小团体数十个.每有社集,赴会的船队六七里长,常惹得一城人观看.清代的桐城派一直绵延到近现代.虽然我们对古代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性不能做过高的党派性、集体性估计,但确实由于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出现,文学论争的性质复杂化了,再不能视为单纯的关于文学大义的论争.它已经从高雅的不太近人间烟火的艺术殿堂,走入尘俗的大众人生,也就有了大众人生必有的门户、宗派和社交习气.到现当代,文学社团的组织更加自觉,其集体性甚至党派性更加突出,对立论争比古代也就更加厉害.

最理想、最能体现文学论争本义的,第一是能以理服人,而不以权压人、以钱欺人、以人多势众至于要打人.第二是能出以公心,推动文学发展,不可有家乡气息、门户气息、宗派气息.但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其解决论争的方式就不是以理服人、以公心待人,而是：一、用政治权力的强行干预方式来解决.譬如欧阳修利用手中“知贡举”的权力,将“奇怪险崛”的太学体开革,为古文运动的蓬勃兴盛和宋文的奠基扫除了敌对势力,这是为众多文学史所表彰的,但从文学论争来说,这也无疑限制了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二、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这里举二例：吴国伦和宗臣为争在后七子派中的位置,而发生口角、斗殴,以致吴国伦被打掉一颗牙齿；汪道昆之弟汪道会因不满王世贞欲将“诗统”传给胡应麟,而起身追打胡氏.三、用经济赔偿和法律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就要以现在的文学官司最典型.

至此,似可得几个简短结论.第一,走下了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在走向大众的同时,也走向了尘俗.从明始,就有了很多恶劣的争斗和物质气息.现当代文学论争的很多内容和形式都可在古代找到其最初的源头和最初的展现.譬如频繁发生的名誉权官司和著作权官司等,实质就是个人名利和商业资本等“场外”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同是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古代和现当代毕竟有本质区别.其区别不仅在于各自运用的语言形式（一古代汉语,一现代汉语）,还在于他们各自存在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面临的思想学术语境.古代从秦朝开始就是君主至上,一切以君权为核心运作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而思想学术体系从魏晋起就是以儒、释、道三家为根本架构,这两方面的情况可说几千年都没多大变化.其间能运用文学论争武器的主要是居于社会中坚阶层的士大夫群体,所以古代的文学论争,虽也有着君王的政治教化和儒家的道德纯洁诉求,但总体说来,文学还是起源于悦情悦志的精神需要,发挥文学本质上的安抚和提升功能,所以为之产生的论争大都固守着文学的古典精神向度,保持着文学论争的本义.而现代面临的是打破了君权至上论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截然异质的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冲创以及民族的生死存亡,所以影响文学论争的因素不止是政治和道德,有“打倒孔家店”的思想启蒙任务和抗日救亡的革命宣传任务,还有资本运营的金钱影响,其间能运用文学论争武器的从中层扩充到了下层人民.到“”时期,起主导作用的是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全球化”、“地球村”式的思想学术碰撞,使得这个时期的文学论争和文学论战日益脱离了个人或群体的悦志悦情功能,而日益投身于汹涌的商业资本运作和个人的物质利益海洋中.至此,文学论争如何能守住其本义?

第三,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固有诸多恶习,曹丕曾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清人也说“一为文人,便不足观”,但其中实有大问题.首先,“相轻”的不仅是文人,在众多的“相轻”中,文人还算温和,不像道学家、武人和政治家的“相轻”那样严酷,或使人名节扫地,或付出生命的代价,或造出无穷冤案.其次,进入文学论争,也就一定程度离开了纯净的艺术殿堂,而进入社会意识的交流空间,文学及文学之义不再为文学之士所有,而为全体社会成员共有.声名、义气、地域、门户、宗派、金钱等文学论争恶习,首先应是社会本有的病症,其次才是进入社会的文学的病症,最后才是受社会影响而生存于其中的文学之士的病症.所以我们不能把文学论争表现出的坏毛病这个账全算在文学和从事文学的人身上,而应该算在整个社会的帐上.

第四,考察走下艺术殿堂的文学论争,似可得一启示,就是文学的精神是自由奔诣的,观念价值是多元化的,最好不要自我价值意识中心化,更不能一元化,否则世界很无趣.“满世界皆是黄茅白苇”,那人该如何活?

注释：

① 参见拙文《“文化工业”下的当下文学论争剖析》,《天府新论》2006年第2期.

②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9、160页.

③见拙著《明代诗文论争研究•,余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④参见拙文《文社•,宗派•,性格艾南英陈子龙之战再检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杨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