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文学思想与民俗观念

当前,文艺理论界探讨的话题集中于追随西方思潮与缺乏本土品格的反思,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向何处去”的疑问,指出要创造现代的“中国本土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的历程中,一种身份失落的危机感与焦虑感.这种危机与焦虑同样曾困惑着20世纪初的先贤们,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百年时光流转,这些二元对立的命题仍是我们今人要面临的抉择.那么,回顾世纪初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家之一――周作人的相关论述,对我们当前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当是有益的启示.

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又是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拓荒者,他将文艺与民俗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自觉运用民俗学理论观照文学,将民俗学与文学的结合建立在了一种更深的层面上,不仅仅局限于民间文学,而是包括整个文学领域.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中形成的民俗文化观成为他文化思想的核心部分,也成为他观照文学,审视、理解、接受文学作品的重要尺度,民俗学方法论无形中内在地规范着他关于文学理论的思考及其文学思想的形成,使之在世纪初的文学研究中别具风采,也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论构建及创作实践如乡土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下面从几个方面来探讨他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一、立足民俗文化的文学“人学观”的倡导

“人的文学”的提出,是周作人对中国新文学理论建设的重大贡献.钱理群指出“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中国建造‘人性’小庙的最初尝试,是他的‘人学’结构的初步展示,并由此奠定了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诚然,《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文学思想的核心,也就是说他的整个文学思想是建立在对人的本质认识之上的.

周作人的文学思想博杂宏富,内在的冲突、悖谬也在所难免,但他却能巧妙地调和、融汇,矛盾与统一、悖谬与和谐形成的张力,使他的思想更丰富独到、耐人寻味.他的文学“人学观”正是如此.五四时期,他先后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个性的文学》、《地方与文艺》等文,提出了“人的文学”、“贵族的”与“平民的”、“世界民”与“地方民”等几组概念来阐述他的人学观,在这几组似乎难以协调的概念间,驰骋他思辩的文采,构筑圆融无间的人学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他文学“人学观”的独特内涵在于始终以现代民俗学理念来审视人性,并与改造国民性的命题相联,揭示人性的民俗化,形成文学“改造国民性”的民俗人性观.

周作人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文章中阐述的“人道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文艺复兴以来以人为“宇宙之中心,万物之灵长”的“人本主义”,而是建立在以现代科学为基础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即“从动物进化的人类”. 在《人的文学》里他再三强调：

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这里周作人反复用一句话,强调的却是两方面的内容：他既强调人的“动物性”,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又强调人是“进化”的生物,要改进“内面生活”,“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提倡灵肉一致的和谐生活,强调平和自然的人性,反对偏于一面的禁欲或淫逸,也反对超出人情、人力的自我牺牲、奉献的高尚、伟大,也就是反对神性和兽性,还人应有的本来面目；这种以人为本位的自然人性观在他所具的民俗学理念指导下,又形成了民俗人性观,认识到民俗文化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对人性的强大塑造力量,深刻地批判了“存天理,灭人欲”束缚人性发展的理学思想,特别是“殉节”、“守节”的畸形道德,颠覆了通行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孝道思想、祖先崇拜观念.他对人性的认识是从民俗角度切入的,将人的民俗文化作为了解人性、改进人性的方法.

“平民化”与“贵族化”的对立统一构成周作人“人学观”的第二个方面.平民的与贵族的看似矛盾对立,不可相容,但在周作人这里成了相反相成的两方面.他所谓的“贵族的”、“平民的”不是阶级上的分类,而是对于人生的两种精神和态度.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平民意识,关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洞察人生的本色,认为童稚歌谣、田夫野老的心曲真挚如天籁,在《平民文学》一文里他高唱平民文学,以“普遍”与“真挚”为标准来区分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主张将历来描写英雄豪杰的事业、才子佳人的幸福的笔墨转向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求从中可以体察民众的心声.另一方面在随后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里又认为平民的精神是求生意志,思想太是现世的利禄的,贵族的精神是求胜意志,有一种超越现世的追求.他提出了二者协调的方法“我想文艺当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再加以贵族的洗礼,这才能够造成真正的人的文学.”（2）也就是平民的贵族化.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所提出的“平民的”与“贵族的”同他在《人的文学》中论述的人的“动物性”与人的“内面生活”并无二致,仍然是从生物进化与文化进化的民俗学视角来阐述的.

由于周作人具有的民间文化二元观,他对民众、民间文化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既看到了民间文化的清新刚健、自然健全,又洞察到历史传承下来的民俗文化中的野蛮、迷信、愚昧在民间的沉积,决非轻易能够铲除的.他对群众的不信任,并非士大夫的“贵族”姿态对民众的鄙视,而是从民俗学理念出发,指出了真正的社会现实.早在五四运动初期,他就敏锐地指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隐忧.中国新文学的产生与对民间文学的发现同步,“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理论成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不少人产生对民间的向往甚至崇拜.周作人却冷静地指出了他所谓的“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的区别,平民文学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适应大众,而是要抱着启蒙的思想去提高大众.在《平民文学》里他就强调“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因为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这里流露出强烈的启蒙意识.文学语言上也是如此,认为提倡国语“专在普及而不在提高”,“准了现在大多数的民众智识的程度去定国语的形式的内容”,“未免是大错了”.（3）在《民众的诗歌》、《中国民歌的价值》里也对通俗文学的形式与思想表示了不满.他始终坚持的是五四的思想启蒙精神.20年始,随着“到民间去”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文学向大众靠拢的趋势,二十年代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大众文艺运动此起彼伏,汇成了浩大的声势.20年始的新文学运动主潮这种强调民众、阶级等多数的意义而贬低个性表现价值的倾向,当然是周作人所反对的.他激烈地认为“多数人”并不能都了解文艺作品的意义和巧妙处,即使“多数的人真能了解意义,也不能以多数判决的方法下文艺的判决.”强调“文艺上统一的不应有与不可能”,文艺是人生的,不是为人生的,是个人的,因此也即是人类的；文艺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离而非合并.”主张通过作家“各行其是的工作” 促进文学的发展进步.（4）他对艺术发展“非统一”规律的强调,确实触到了当时新文学发展中认识上和实践上的缺点.他坚持,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自我个性的情感表现,如果为了某一目的,而放弃自我精神,那么,文学也就不复存在.

周作人正是从民俗学的视角来关注国民性的改造,剖析中国民俗文化孕育下的国民性,取优除劣,以求发展健康合理的人性,重铸新的国民性.“平民的贵族化”是他在文学上要求健全人性的表述,寓含着剔除民俗文化中的糟粕、取其精华,融铸新的国民性的深意.他所提倡的“平民的”与“贵族的”文学观念包含着丰富复杂而又独到的内涵,是从民俗学视角对“人的文学”的进一步阐释,并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对当代某些作品中人文精神的缺失也具有现实的针砭意义.

将“世界民”与“地方民”相提并论是周作人文学的人学观的第三个方面,也成为他的“个性主义文学”丰富内涵的核心表述.他将文艺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相统一,以博大的文化胸襟对处于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思考.

周作人与五四时期许多先驱者一样,具有着“大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认为文学是个人的,又是人类的,因为他能表达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

“文学的个性”成为周作人文学主体论的核心,在创作和批评中十分重视充分地表现主体个性的自由.他反对用“多数”的标准来限制个人,反对用“载道”的任务来阻碍“言志”,反对用“理论”的规范来束缚“即兴”的创作.早在1921年他就对“个性的文学”做了完整的表述：

（1）创作不宜完全没煞自己去模仿别人,（2）个性的表现是自然的,（3）个性是个人唯一的所有,而又与人类有根本上的共通点,（4）个性就是在可以保存范围内的国粹,有个性的新文学便是这国民所有的真的国粹的文学.（5）

这里已将个性与国民性相联.1922年写《国粹与欧化》,更明确地表述：“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6）1923年在《地方与文艺》 7一文里又提出要“自由地发表那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将个性与地方性、国民性相统一,强调个性与民族传统的融合.他在该文中指出,近几年新文艺的不足在于太抽象单调,努力去写预定的概念,却没有真实地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文学要少因袭的束缚,才能保全他的个性.他指出：

现在的思想文艺界上也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一定的新的人生观与文体,要是因袭下去,便将成为新道学与新古文的流派,于是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将起头了.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无论人家文章怎样的庄严,思想怎样的乐观,怎样的讲爱国报恩,但是我要做风流轻妙,或讽刺谴责的文字,也是我的自由,而且无论说的是隐逸或是反抗,只要是遗传环境所融合而成的我的真的心搏,只要不是成见的执着主张派别等意见而有意造成的,也便都有发表的权利与价值.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它的生命.（8）

他所说的个性即地方性,着重于“风土的影响,推重那培养个性的土之力.”指出人总是“地之子”,要忠实于地,“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这样的个性与民族传统浑然相融,造成新的国民文学.值得指出的是,周作人强调了“地方性”、“地方民”并不仅限于“乡土艺术”,也不是传统主义、国粹主义.他说：“我相信,所谓国粹可以分作两部分,活的一部分混在我们的血脉里,这是趣味的遗传,自己无力定他的去留的,当然发表在我们一切的言行上,不必等人去保存他；死的一部分便是过去的道德习俗,不适宜于现在,没有保存之必要,也再不能保存得住.”他的这些主张,分明蕴涵着他将人视为富有独特民俗内涵的文化存在,即“地之子”,地方性包含着独特而又丰富的民俗气息,也就是“土气息泥滋味”,文学应该表现“地方民”,就是那在中国民俗文化孕育下的国民,表现他们的真思想、真精神.由于他所具有的民俗学理论及日本“乡土研究”的影响,在他心灵深处隐伏着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当他在构筑自己的个性文学理论时,那“地之子”、“土之力”便呼之欲出,鲜明地反映了他观照文学的独特的民俗学视角.这一理论对新文学初期的“乡土小说”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地方性、国民性又不仅限于“乡土艺术”,是指一切艺术,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内容、形式、风格,或是庄严深刻,或是轻倩飘逸,或是幽默讽刺,或是反抗,或是隐逸,只要是民族传统熏陶下的“真的心搏”,都具有生命价值.这里显示了他的文艺的“宽容”观,追求文艺的自由和多样性.

在周作人的文学观里,个人的即是人类的、世界的,个性的又是地方性的,由此,世界性与地方性有了相统一的契机.在《自己的园地〈旧梦〉序》中他作了精到的说明：

不过我们这时代的人,因为对于偏隘的国家主义的反动,大抵养成一种“世界民”（ko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这虽然是不得已却也是觉得可惜的.我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正如我们因是个人,所以是“人类一分子”（Homarano）一般.我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检测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我常怀着这种私见去看诗文,知道了因风土以考察著作,不知道的就著作的推想风土；虽然倘若因就成见,过于穿凿,当然也有弊病,但我觉得有相当的意义.（9）

这里周作人提出的“因风土考察著作,就著作推想风土”的“私见”更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从民俗学角度考察文学的主张,所谓的“世界民”与“地方民”,构成了他“人的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总之,周作人论述“文学的人学观”的几个层面都是从民俗学视角出发,层层深入地阐述了人的文学应该描写民俗文化濡染下的具有独特民俗气息的中国人,既是“地方民”,也是“国民”,揭示民俗化的人性,从中考察国民的思想、精神,这才成为真的文学,也才具有“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周作人的“人学观”为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作出卓越贡献.

二、与民俗文化传统相连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建设

周作人在中外文化的交流比较中探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建设的道路,将其与历史传统相连接.1926年的《陶庵梦忆序》、1928年给俞平伯写的《杂拌儿跋》,直到1932年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里,周作人不断地阐述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联系,明确地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明末派文学运动相连,跨越空旷的三百年时空,将新文学运动植入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中.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互补方面,周作人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耐人寻味的.他认为世界文化的基础有着相通的一面,因为只有一个人类；各种各样的文化带来的只有趣味的不同；反对所谓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认为世界文化只能以时代分为早与晚、新与旧,而不能以地域分为中与西、中与外.周作人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交流对话,这种普遍原则的表述和世界主义的眼光使他的视野开阔,对他探寻中国文化精神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应当指出的是,周作人认为的新文化、新文学建设与传统的关系,有着他思想的独特性.在当时欧化与国粹的论争中,也有许多人强调传统的重要,但是周作人的独特在于,他所谓的“传统”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保存国粹,也不是指中国表层文化的典籍文献,而是指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积淀于国民的思想、言行、生活中的遗传的“国民性的全部”,也就是自然存在、无法割舍的民俗文化,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周作人从民俗学角度已意识到了民族心理潜意识中的民俗文化内核,因此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才更为深刻犀利；而且,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对新文学源流及走向的思考都与这一思想密不可分,民俗文化传承的稳定性和难以变易性决定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伽达默尔曾说：“传统决不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宗现成之物,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且参与在传统的进展中,从而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地规定了传统.”（10） 这种文化传统以无形的精神力量,融入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并且不断地更新生长,随时代而发展.周作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的语境下,他对传统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深刻地认识到传统民俗文化的根深蒂固,已化入国民的性格、精神中,无法剥离.也正是由于这种民俗文化观,使他能以深刻的目光当时的国粹与欧化之争,提出独特的“影响说”,既反对国粹派的模仿古人,又反对欧化派的模仿西人,但是可以接受西方的影响.他特别指出自己的观点与“乡愿的调和说”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同,因为“他们有一种国粹优胜的偏见,只在这条件之上才容纳若干无伤大体的改革,我却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尽他本质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正如人的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11）民俗文化赋予他理性的清明,他不是认为传统的“国粹”优胜,才保存“国粹”,而是以民俗文化理念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国粹只是趣味的遗传”,“包括国民性的全部”,“这样的国粹直沁进在我们的脑神经里,用不着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会消灭的；他只有一个敌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隶,只有主人的命令,更无自己的意志,于是国粹便跟了自性死了.”

他也反对所谓的“全盘西化”,因为“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代替血液之用.”所以他认为国粹与欧化之争是无用的.因为“人不能改变本性,也不能拒绝外缘,到底非大胆的是认两面不可.”（12）

周作人在这里也将中国新文学的建设与民俗文化联系起来.他认为中国新文学当然的具有中国特色,“我相信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以不模仿什么人为唯一的条件,听凭他自发的用任何种的文字,写任何种的思想,他的结果仍是一篇‘中国的’文艺作品,有他的特殊的个性与共通的国民性相并存在,虽然这上边可以有很多外来的影响.”（13）反对模仿中外古今,而是本着固有的“个性”,自由接受多方面影响,创造出新的中国文学.周作人很早就对建设“国民文学”与民俗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主张.1921年的《在希腊诸岛译者附记》里他明确地阐述了民俗文化对国民文学建设的重要性：

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希腊的民俗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希腊古今的文学；若在中国想建设国民文学,表现大多数民众的性情生活,本国的民俗研究也是必要,这虽然是人类学范围内的学问,却于文学有极重要的关系.（14）

这鲜明地表达了他已将中国的新文学建设和发展与民俗学密切联系起来,将建设新的国民文学的构想植根于民俗文化的土壤,也与中国的历史传统连续起来.

1925年在《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又提出建设国民文学的必要与途径,有感于“只可惜中国人里面外国人太多,西崽气与家奴气太重,国民的自觉太没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独立,学术文艺上也受了影响,没有新的气象.”因此赞同国民文学的提倡,认为“我不知怎地很为遗传学说所迫压,觉得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无论是好是坏,所以保存国粹正可不必,反正国民性不会消灭,提倡欧化也是虚空,因为天下不会有像两粒豆那样相似的民族,叫他怎么化得过来.现在要紧的是唤起个人的与国民的自觉,尽量地研究介绍今古的文化,让它自由地渗进去,变成民族精神的滋养料,因此可望自动地发生出新汉族的文明来.这是我任意的梦想,也就是我所以赞成国民文学的提倡之理由.”（15）

20年代中期,周作人进一步将新文学的发展置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考察,特别是将现代散文与明清的小品文联系起来.在1926年写的《〈陶庵梦忆〉序》中他说：

我常这样想,现代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16）

这是他第一次把五四文学革命比作文艺复兴.之后,他坚持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现代散文（自己的散文及其追随者俞平伯、废名等）与明末派散文的相似,将现代散文与古典散文的一脉相承比喻为：“现代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17）

他倾向于用中国文学批评语汇来鉴赏文章,如“余香”、“回味”、“余情”、“风趣”等等,承认“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有好些中国的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但又说“我不是传统主义的信徒,但相信传统之力是不可轻侮的；坏的传统思想,自然很多,我们应当想法除去他,超越善恶而又无可排除的传统,却也未必少,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18）

周作人对文学语言的追求也表现了他对中国传统的清醒的理性态度.20世纪初中国语言的“文白之争”最终以白话文的决定性胜利,开创了中国现代语言的崭新道路,而胡适可谓开路先锋,厥功甚伟.但今天以客观、理性的眼光来看,他以“死文学”和“活文学”来决然判分古文和白话文的观点,也值得重新审视.周作人在20世纪初就已指出了白话文运动中所造成的国语的简单、平面化,不能表现复杂微密的思想,深入思考了国语的建设、改造及方法.他认为古文、白话并无严格界限,死活难分；现代民间的言语当然是国语的基本,但也须加以改造才能适应现代的要求.指出“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于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虽然中间世系有点断缺了,这个系属与趋势总还是暗地里接续着,白话文学的流派决不是与古文对抗从别个源头发生出来的.”（19）他强调了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区分了口语与文章语,坚持文学语言应高深复杂,“足以表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20）现代文学的国语应“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21）他以全面开放的姿态,融合各种语言因素,努力促进汉语的新生.他追求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思想与表达的高度融合.他的“直译”、“简单味”、“涩味”、“雅致”等语言追求都是希望创造出一种丰满、圆融、富有活力的新汉语.他的这种努力也得到了时人的肯定,朱光潜在《〈雨天的书〉》里特别指出周作人语言对古文的借鉴,肯定他在当时欧化严重的情况下,对白话文建设所做的努力.（22）

总之,周作人以民俗学的理念深刻地认识到,与传统的彻底弃绝是虚妄的,也不利于中国文学的新生.中国文学的发展应如他在论新诗的发展中所说：“自由之中自有节制,豪华之中实含清涩,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23）他引用蔼理斯的这一段表述更从哲学的高度上思考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向.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24）

人类生活就是在传统的支撑下又不断走出传统的过程,文学也是如此.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也还要从中国文学的深厚传统中探源,中国当代文学的建设也要有传统文化的根基.

注释：

（1） 钱理群：《性心理研究与自然人性的追求》,见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

（2）《贵族的与平民的》,《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3）《国语改造的意见》,1922年9月刊《东方杂志》19卷17号.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9 夜读的境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73页.

（4）《文艺的统一》,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3 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6~78页.

（5）《个性的文学》,《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7页.

（6）《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页.

（7）（8）《地方与文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版,第11页,第12页.

（9）《〈旧梦〉序》,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3 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33~734页.

（10）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61页,转引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乐黛云 勒比松 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11）（12）（13）《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第1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第12页.

（14）《在希腊诸岛》,《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15）收入《雨天的书》,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3 本色》,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第96页.

（16）《〈陶庵梦忆〉序》,《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页.

（17）《杂拌儿跋》,《苦雨斋序跋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18）《扬鞭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9）《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20）《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页.

（21）《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

（22）1926年11月《一般》第1卷第3号,署名“明石”.

（23）《扬鞭集序》,《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版,第40页.

（24） 收入《雨天的书》,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5 上下身》,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8页.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国际交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