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民间文化思潮

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完成了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其中民间文化思潮充当了不同寻常的角色.具体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一、五四歌谣学运动,二、延安文艺运动,三、大跃进民歌运动,四、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五、寻根文学思潮.它们在不同时期都给予整个文学格局以具体而深刻的影响,促使其发展变化,形成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发展中始终没能摆脱与民间文化的联系.民间文化代表着两种意义:一种是民族文化遗产,是古典文化赖以生存的思想背景,一种是来自最底层民众的情绪表达.在文学品格发生裂变、文学格局发生转折时,民间文化常常成为文学自新自救的灵药.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给予了积极的影响,形成了几个在文学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民间文化思潮,从而使中国文学具有鲜明的特色,更重要的是它在事实上促成了一种文学方法的形成.

一、五四歌谣学运动从

1918年北京大学一批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向全国征集近世歌谣开始,以《歌谣》周刊的创刊为标志,至1925年《歌谣》周刊停刊(大批学者南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在我国北方形成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歌谣学运动.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歌谣发刊词》中说,他们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即将歌谣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资源,以此改变学术研究的传统格局,一是文艺的,即为白话文为主的新文学提供创作的材料,事实上就是为新文学特别是新诗提供语言范本.以研究下层民众的文化替代传统的“国学”独尊,以民间俗语替代传统的“文言”,五四歌谣学运动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中一面耀眼的旗帜,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文学观念,而且动摇了根深蒂固的鄙夷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从纵深处改变了文学话语模式,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话语典范.周作人代表这样一批民俗学家提出“文艺的”主张,一方面是对晚明以来文学求新要求的继承,一方面则是对整个新文学的语言嬗变产生了深入的影响.

文学的求新在每个时代几乎都有,而其在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的出现具有更为特殊的文化思想意义.一方面是冯梦龙等通俗文学家已经为明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成功的选择语言的范例,但没有思想观念上的大飞跃,这种语言的革命绝对不会有更多突出的成就,这样,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晚明思想家的影响,成为近代白话命的先声.李贽和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郎)是晚明思想家中反传统的代表,“童心说”和“性灵说”的内蕴为夏曾佑他们所承袭,应该说,在宋明以来的理学和叛逆者的搏杀中,“童心说”和“性灵说”这些思想财富才日见其价值.夏曾佑他们高呼文学变革,鼓吹“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文学语言的白话化为突破口,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发韧.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这样目的明确、阵容强大、手法科学、影响深入的文学运动.我们从各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到,《歌谣》周刊几乎容括了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新文学主将,诸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鲁迅没有直接在上面发表文章,却热情地为《歌谣》周刊设计了“增刊号”的封面,可见其热心和支持的一面.再到后来,《歌谣》的复刊是由胡适所主持.而早在1917年初,胡适就在《新青年》首先提出改良中国文学,陈独秀接着提出“文学革命”.胡适改良中国文学,“八事”之一就是“采用俗语俗字”,明确提出用口语作诗文替代文言.但许多人只提白话而不知如何运用白话,《歌谣》责无旁贷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发表探讨歌谣和语言问题的文章,如钱玄同、周作人、董作宾、黎锦熙、魏建功、林语堂、沈兼士等.特别是沈兼士的《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等文①,系统地研究了白话文和方言的规范问题.五四歌谣学运动引发了一场全民族的语言学运动,此后的文学创作、文化教育对民间文化所表现出的热情是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能比的.当我们读到冰心的小诗、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和徐玉诺的乡村诗篇等作品时,我们应该记取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功绩,看到这场“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对整个社会的具体影响.因为在现代小说和诗歌中,民间文化的进入常徘徊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有的作家如冰心的小诗,可谓不自觉,是受环境的熏染所进行的审美选择,而沈从文以“乡下人”自居,直接把故乡的民俗生活引入小说,是较为清醒的自觉的审美选择.在冰心的小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泰戈尔小诗和日本俳句的影响,更可以看到我国古典民歌和谚语的痕迹,这使人联想到顾颉刚、常惠、刘经庵、白启明、台静农、孙少仙他们苦心孤诣所编就的民歌集,小诗的自由和民歌的自由是那样惊人的一致.沈从文的小说作为白话小说的典范的美,特别是其中的民俗生活的审美表现,使人联想到五四歌谣学运动后期的“风俗调查”.现代文学的话语建设融入民间话语,这既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点,又是五四歌谣学运动的重要成就.

二、延安文艺运动

五四歌谣学运动引发了“到民间去”的审美选择,人们的视野摆脱了传统的庙堂的狭隘的境界,乡土文学以沈从文为典型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成果.到了延安文艺运动时期,民间文化思潮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使新文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延安文艺运动的纲领无疑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该文提出了文学为工农兵怎么写作的任务和方向,在文学格局上,形成了民歌体诗、新秧歌剧和新乡土小说三足鼎立、共同繁荣的景象.

在新诗诞生时,它的母体离不开古典诗歌,但它要寻找发展的方向,就不得不向充分自由的民歌和域外诗体张望,又因为民歌的充分自由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新诗民间化变成了一个艰难的课题,同时,域外诗体离我们太远,无形之中就使新诗民间化成为诗歌发展中的一个焦点.新诗的民间化在延安文艺运动中被规范为向民歌学习,其成就的集大成者是李季影响了一个诗歌时代的《王贵与李香香》.在延安之外,同时代有七月诗派、九叶诗派等,一群热血青年继续进行着新的诗歌艺术的语言实验,将小诗和湖畔诗派、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等诗美潮流引向火热的民族解放的激流之中,拓展了新诗的道路.但是,这种拓展同五四歌谣学运动的功绩相比,它没有取得更令人满意的成就,凝重的诗风与整个时代大潮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以为代表的人对新文学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以田间为代表的一群诗人创造了即兴创作的街头诗.解放区新诗的道路事实上被规定为两个极致:一是对革命力量纯真而热烈的爱和颂扬,一是对敌人和落后力量的憎恨和鞭挞,而这两者都要求用民间百姓的话语去表现.这就是解放区诗歌的方向.“信天游”是陕北地区民间百姓即兴演唱的最为自由的民歌,李季成功地用来进行新诗的话语建设的实验,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陕北民歌集)、《内蒙民歌集》、《东蒙民歌集》和《移民歌》等民歌集成为新诗学习的典范,这样,新诗创造者的初衷被转变为一种比较单一的民间话语.

新秧歌剧以《兄妹开荒》为代表,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引发了新秧歌运动.新式歌剧《白毛女》的出现,标志着延安文艺运动戏剧文学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当时,“群众究竟创作了多少新秧歌,这个我们是无法统计,而且也很难估计的”②.相对于五四歌谣学运动时期的一群学者对民间话语的靠拢,延安文艺运动中千百万群众直接运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无疑从力度和广度上都加快了新文学民间化的进程.在这种声势影响下,话剧艺术迅速反映延安解放区的社会生活,和秧歌剧一样使新文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反映农村生活的新乡土小说以赵树理的作品为代表,是延安文艺运动中新文学民间化的又一重要成就.五四歌谣学运动后,在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揭示社会的苦难和黑暗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但鲁迅的白话小说并非异常成功的民间话语,还存在着古典即文言的痕迹.到沈从文等作家走上文坛时,这种景象就明显改变了.在《边城》中民俗生活描写显得异常典雅,新文学的小说话语实验获得了可喜的成就.由于新文学作家的知识结构和生活经验的限制,他们所表现的范围明显较为狭小.赵树理为代表的小说作家,不再拘于忧愤深广的哲思,而是及时表现在千百万群众中所发生的现实生活,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其最成功的地方不在于小说的寓意,而是别具一格的民间化语言,使作品产生独特的魅力.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新文学发展历史中,赵树理小说语言的出现,绝不是一次革命.如陈荒煤当时所讲,赵树理深深感到“中国当时的文坛太高了,群众攀不上去,最好拆下来铺成小摊子.他立志要把自己的作品先挤进《笑林广记》、《七侠五义》里边去”③.文学的大众化是否具有新意,应该看它是否对文学发展有推动作用,若仅仅是求新不求变,那么,文学的民间化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含义.当然,在新文学朝着民间化和西洋化双重方向渐进时,赵树理做出了强化新文学民间化的贡献.赵树理所反对的是欧化白话脱离大众的贵族气息,自觉或不自觉地固守《笑林广记》和《七侠五义》的语言模式,追求民间百姓所熟悉的“板话”,这是一种针对新文学脱离民众接受能力的缺憾所做的弥补,追求这种大众化风格还不足以成为新文学的方向.但结合当时的民族解放斗争,无疑赵树理更适合为新文学的表率.与五四歌谣学运动不同,延安文艺运动在文学语言的民间化完成之后从根本上摒弃了唯美主义,十分适时地把新文学拉入启迪民智、救国救民的政治斗争之中,使新文学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五四歌谣学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在新文学的发展中是基于民间化而体现出两种倾向的民间文化思潮.前者的主体是一群具有强烈激进色彩的学者,他们要打破“山林文学”,力求文学走出书斋,摆脱“庙堂文学”的气息,建立一种既与旧的白话文不同又与欧化白话不同的新型话语.他们的主张并没有完全实现,而是在鲁迅和沈从文那里获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他们(包括鲁迅等新文学的主将)只是完成了文学的白话化,并未实现民族解放战争所要求的大众化,只是在赵树理那里才完成这种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众化,使新文学获得更广大的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后者的主体是代表着下层民众的一群希望改变自己旧有身份以类同于民众的知识分子,他们自觉遵守文学怎么写作于政治斗争的原则,强化了新文学的本土化、民间化,在某种意义上和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运动极为相似.但不能不承认,由于赵树理他们过多停留在对民间语言的回味之中,他们作品的表现力度就受到很大限制.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新文学历经了这两场民间化思潮,其自身实际上完成了从学术话语到政治话语为底色的大众话语的转变,新文学的话语建设已经完成了自身的使命.但它又让我们思考着新的课题,那就是新文学的话语建设获得成功后,新的语言模式是什么呢延安文艺运动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大任,没有使赵树理他们更进一步提高审美表现力,甚至以反对欧化白话的贵族化为由,拒绝了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这样就使得新文学的视野相对狭隘,只有到孙犁的出现,这种局面才渐被打破.孙犁的小说代表着新文学的一定高度,而他基于五四歌谣学运动和延安文艺运动的文化成果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三、大跃进民歌运动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豪情满怀,热烈地憧憬美好的生活,赞颂新的时代.在文化建设上,一方面要求清理旧时代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表达自己思想意志的话语系统,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时代的需要,终于出现了全社会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文学形成了彻底的民间化.

为了发展新诗提倡搜集民歌,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新诗应当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④.但这种意见被误解为只搜集新民歌,甚至鼓吹为新民歌创作运动,有不少地方提出“县县要出郭沫若,村村要出李有才”.1958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搜集全国民歌》,1958年4月1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郭沫若的《为今天的新国风、明天的新楚辞欢呼！》,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的工作方针,强调“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这次大会临结束时,《人民日报》又发表《加强民间文艺工作》的社论,再次强调向民歌学习.显然,这些舆论推波助澜,使大跃进民歌运动蔓延全国,几乎是所有的作家都发表谈话,热烈赞扬这场民歌运动,并表示要投入这场运动中.1959年,红旗杂志出版社出版由郭沫若、周扬合编的《红旗歌谣》,不用说,又是好评如潮,同时它宣告这场民歌运动的热潮已经过去.在这场运动中,民歌的数量和人们浮夸的粮食产量一样,都严重脱离了实际.那些讥讽时政、体现人民群众思想意志的真民歌,不但不能及时搜集,反而被诬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货”.回避矛盾、沉湎于幻觉和空想、以空话和大话粉饰现实,是大跃进民歌运动的主调,这场运动既脱离了的初衷,也背弃了五四歌谣学运动所奠定的新文学民间化的传统,但这个主调一直延续着,贯穿着此后近二十年的文坛.

纵观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的前前后后,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的民间化道路实际上被文学的政治化所替代.新的人民政权建立之后,文化政策和文化路线一直没有及时有效地调整,而是保持着战时文化政策和文化路线.批萧也牧的小说、适的唯心主义文学思想、揪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对丁玲、艾青和冯雪峰等人的批判,新文学的主将们纷纷落马,这就造成了大跃进民歌运动外虚内空的文化思想氛围.新文学事业在新的人民政权建成后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就.

四、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

文学进入了“”大动乱年代,文坛一片萧条,涌动的是地火般的手抄本文学、口述文学,民间话语又一次使文学获得刚健、清新的活力,其契机就是1976年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歌运动.这是历史的必然.

以“童怀周”的名义整理成的《天安门诗抄》,是这次运动的集大成,表达了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对“”这群蟊贼的仇恨.那些诗文的话语选择,恰应了1958年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古典诗词和民歌的基础”.人们异常熟悉于这两种艺术形式的运用,代表着两层典型的时代意义:一是在古典诗词的话语运用上,人们表达出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呼唤,与当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相对抗,一是在民歌话语的运用上,人们选择民间文化的传播形式,用这种充分自由的民族传统来释放胸中积蕴了多年的不满.文学话语的选择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四五诗文对古典诗词和民歌的运用,是一种文化的反拨,也是一种文化的继承.文学是投、,是爱的大纛,恨的丰碑,是林中的响箭,这是鲁迅对文学的呼唤和期待.但仅仅有这些还不够,文学的功能异常丰富,就像一片湿地,它除了滋养生物,还能调解生态之间的平衡问题,它的风景如画并不是仅仅让人赏心悦目.“”十年中,文学的功能被单一化为时代政治的奴婢,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成为“罪犯”,1972年之前,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都荡然无存,人们习惯于把这种景象概括为“一个作家和八个戏”.后来文学史家很简单地把这个时代概括为“文学的沙漠”.事实上这是非常不确切的,因为这个时代积聚着数不清的愤懑,尽管现代迷信那样猖獗,仍有奔腾的地火去冲荡思想的桎梏.古典诗词是手抄本的代表,民歌是民间文学的代表,它们在四五诗歌运动中被广泛运用,不但是对时代的文化传播手段的概括,而且意味着时代对它们无他的选择.古典诗词的广泛运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种因素:一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倡,的诗词为人们学习和运用古典诗词文体的范本,在当时的文章中采用的一些诗词作为点缀,是一种时尚,一是文体选择上,只有这种诗词文体容易被人们比葫芦画瓢地学习,人们不但学习的诗风,而且学习他的意境.在当时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出现“未发表的诗词”,即因诗风接近,其诗被误传.我们还可以看到,文物发掘成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成果”,批儒评法、评《水浒》、“小靳庄赛诗会”等群众性活动在客观上刺激了人们对古典诗词文体的自觉运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有数千年诗歌文化传统的民族中,蕴藏着什么力量都割不断的诗情.民歌的文体选择在当时意味着民间文学的旺盛生命力.民间文学被称为“天籁”,是任何力量都不能禁止的,它体现出最直接的人民性.每当作家文学受到压抑而出现萎缩,民间文学总是会格外繁荣、活跃,借以慰藉人们干涸的心田.在“”十年中,民间文学以政治笑话、时政歌谣、民间传奇为典型,体现亿万人民对时代的认识,表现出独特的审美情操和独立的思索.在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人们讥讽那些新贵不学无术、色厉内荏的嘴脸,用政治笑话和时政歌谣贬斥那些祸国殃民的权奸,用民间传奇来赞颂周恩来、陈毅、许世友等老一代革命家,讴歌民族美德.最为典型的是《周恩来遗嘱》,它有手抄和口传的两种形式,尽管它是浙江杭州汽轮机厂一位青年工人的“伪造”,但它的传播意义是不同寻常的.民间文学中还有一枝奇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一页,那就是流传在知青中的歌曲,以任毅的《南京知青之歌》为代表,表现了一代青年对民族命运、人生和前途的担忧.其中最感人的是那些真挚的情感,至今都不失其魅力.在知青这个特殊的民间群体中,知青歌曲是他们自己的民间文学.此外还有手抄的小说、诗歌,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等,手抄的诗歌中,除了知青自己创作的诗篇外,还有一些当时被囚禁的诗人的作品,如公刘的《致北方》.手抄本是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化传播手段,它不独在“”十年中存在,但它在这时期的存在确实具有特殊的意义.在这样的氛围中,四五诗文成为在文学与文化之间体现民族情绪的“火种”,成为思想解放的序诗.

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更有着广泛的民间文化基础.它是以民间文化的形式所表现的对时势发展的文化批判、启蒙.“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思潮,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隐隐约约的先声.我们可以把它看做对五四歌谣学运动“走向民间”文化精神的恢复和发展,是新文学的科学和思想的历史还原,是对极“左”路线戕害文学事业的一种反拨和修正.

五、寻根文学思潮

寻根是人类文明史上民族自问的情绪性表现,重新理解自我,成为寻根者的主要情感表述方式,关注那些带有原始文明色彩的民俗生活,尤其是那些古老的神话、传说、歌谣和信仰,并赋予其新意,成为寻根文学的重要内容.

现代寻根文学的引发,首推美国黑人作家阿历克斯哈利的《根》.1976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轰动世界文坛,唤起许多民族的寻根意识.由此引发了70年代末在我国台湾地区的寻根热潮.1979年6月11日《中国时报》发表《乡土血统根》,指出根在中国,之后,又出现了著名的电影《源》,描写大陆先民对台湾的艰辛开发,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和港台地区的交流,自然引发大陆的寻根热潮.1985年4月《作家》发表韩少功《文学的根》,被称为寻根文学的“宣言书”,从而在大陆掀起了一场重新走向民间的文学热潮.

事实上,我国古代就有着悠久的寻根传统,民间广泛流传的各个姓氏、家族的《宗亲家谱》就是典型.寻根文学的出现,除了《根》的影响外,最主要的就是这种民族情感的延续.而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反思文学的演化,当人们从“伤痕”即民族的浩劫中走出来后,开始反思自我,从而逐步将思索的视野扩展向整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寻根文学看做是鲁迅解剖国民性的文化批判精神的延续,这是文学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化.而十年动乱在文化上的破坏,最显著的表现,一是检测大空式的瞒和骗,一是对民族传统的割裂.寻根文学是对民族文化的补救和修复.

寻根文学是一种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文学思潮.寻根作家与其他作家显著的不同就是他们既有浓厚的生活积累,又有深邃的思想,既有宽阔的文化视野,又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韩少功不但有《文学的根》,而且有《爸爸爸》和《女女女》,阿城不但有《文化制约着人类》⑤,而且有《树王》、《棋王》、《孩子王》,郑义不但有《跨越文化的断裂带》⑥,而且有《老井》,李杭育不但有《理一理我们的根》⑦,而且有《最后一个渔佬》等“葛川江系列”.在传统的封建士大夫眼中,民间意味着粗野,意味着文化的无规范,而寻根文学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在无规范的生活中与书卷气成鲜明对比的乡村情趣、蛮荒色彩.同时,与后来的先锋派作家的玩弄文明的碎片相比,我们常常感受到寻根作家通过那些带有原始思维色彩的民间话语和民间生活场景,体现出自己的哲学追求,其文化意蕴倒显得更为浓郁、淳厚.在文学进入90年代之后,各种文学新派的嚣张都纷纷成为明日黄花,不谢的仍是具有寻根色彩的作品,诸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闫连科的《日光流年》等,都体现出鲜明的民间情调,从而传达出相当丰富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寻根文学中包含更多的是那些充满忧患的苦涩的深思,是通过沉重的文化思想向人们讲述悲剧起源,去启迪人们深思生活的真谛、理解人们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及其应有的道德的、审美的选择,掺入了更多的理性把握,意象和意义都更为丰富.这不仅代表着文学品格的升华,而且从总体上意味着文学的成熟,尤其是文学创作方法融入了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所表现的空间更广大,它所培养的读者也日益具有更高的境界.

20世纪中国文学所经历的民间化即民间文化思潮的融入,有着复杂的文化背景.它首先选择文学话语作为介入点,努力打破各种文化桎梏的束缚,走过了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成就卓然的开拓,如五四歌谣学运动对现代文学话语的规范的贡献,也有失误和迷惘,如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使当代文学话语注进许多检测大空的成分.但无论如何曲折,文学总是在向前发展,不断拓展着自己的空间,增强自己的表现力度,而这些契机的获得,又总是和民间文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民间文化作为民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藏着无比丰富的创造活力,为文学的健康发展充注着新的生命.我国数千年的文学嬗变规律表明,文学在遇到挫折和歧途时总是因为对于民间文化的汲取,才能够摆脱困境,获得发展的机遇.所以,中外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总是自觉地向民间文化学习,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王实甫、冯梦龙、曹雪芹他们是这样,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人也是这样.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是社会生活,而民间文化正是这些社会生活内容最直接最具体的表现,自觉地走进民间,走出书斋,不仅使文学获得活力,而且使作家的灵魂不断获得解放.

①《歌谣周刊》1923年12月周年纪念增刊②张庚《秧歌剧选集》(三)第23页,张家口1946年版.

③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晋冀鲁豫版).

④见《<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序》,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⑤1985年7月6日《文艺报》.

⑥1985年7月3日《文艺报》.

⑦《作家》1985年第6期.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责任编辑:董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