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的“隐讳”

内容提要 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存在着“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隐讳”传统.由于政治因素、社会道德观、个人主观偏见等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主、客观各个方面的束缚和限制,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一味美化传主,把传记写成了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中国当代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必须突破传统隐讳思想的藩篱,树立现代传记观,把笔触伸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一、

胡适曾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说：“传记最重要的条件是纪实传真,而我们中国的文人却最缺乏说老实话的习惯.对于政治有忌讳,对于时人有忌讳,对于死者本人也有忌讳.圣人作史,尚且有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谬例,何况后代的谀墓小儒呢！等故几千年的传记文章,不失于谀颂,便失于诋诬,同为忌讳,同是不能纪实传信.”①他认为传记文学要想写得好,必须没有忌讳；忌讳太多,顾虑太多,就没有办法写出可靠、生动的传记.“中国的传记文学,因为有了忌讳,就有许多话不敢说,许多材料不敢用,不敢的写一个人,写一个伟大人物,写一个值得做传记的人物.”②传记文学中存在的源远流长的隐讳传统使传记文学偏离了历史真实性的轨道,严重影响了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

《沙汀传》的作者吴福辉说“传记面对逝去的一切人、事.应当尊重历史,言之凿凿.但是逝者如斯夫,尽管是已经流逝的史迹,它仍然处于永久的‘变动’之中.传记并非绝然建筑在对象物的凝固不动上面的.多少年来我们已经不习惯诉说一个鲜活的人,表面是要盖棺论定(即凝固),或许正想随心所欲地打扮历史.当然,现在多半又鉴于传主及传主的同辈人俱在,怕受多方的掣肘,‘为尊者讳’,而不易发表创见.等在中国这样一种人文环境下,发表纪实性文字,说不定半空里会落下什么责难、挑剔,要说写一本见血见肉的传记,谈何容易！”③田本相在《曹禺传后记》中也说：“本来,我国有着历史久远的史传文学传统,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史传文学却愈来愈不发达.近几年有所发展,但有形的或无形的禁忌和框框还是太多了.即使在材料很少的情况下,写什么,怎么写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会遇到麻烦.我和一些传记文学作者私下交换意见,几乎都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主要是传记文学的观念不够开放.我自己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④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过程中,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影响,传记作家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有形无形的压力和束缚,不能按照事物本来面貌如实直书,导致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的产生.

政治因素是传记文学中“隐讳”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影响了传记文学的客观性.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书法不隐”的“实录”传统.班固称赞司马迁：“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刘知几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⑥司马迁因为在《史记》中敢于揭露现实,不为统治阶级避讳,对历史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被称为良史.孔子认为“秉笔直书”、“书法不隐”是一个优秀历史学家应该具备的品格,他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但是另一方面孔子自己在写《春秋》时又使用“春秋笔法”,主张为统治阶级避讳,“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⑥.刘勰说“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⑦对于统治者或者圣贤的缺点要有所隐讳,就像农夫看见野草要把它锄掉一样,这是世代必须遵守的原则.孔子的“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⑧,形成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隐讳”文化,导致了传记文学中“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传统.美化统治阶级,为统治者避讳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成为后代史家必须遵守的教条.一方面要求秉笔直书,另一方面又要求为统治阶级隐讳,形成中国古代史学的悖论,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中国古代正史传记具有浓郁的经学倾向,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所有的学问都是用来“载道”的.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传统传记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成为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封建统治阶级历来重视对史传写作的控制,入传的人物受到严格限制,评价人物的尺度也以统治阶级的好恶为标准.到了隋唐,严禁私人修史写传,史官制度发展为史馆制度,在史馆制度下,史官只能秉承统治阶级意志写作,完全丧失了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于是传记中的“隐讳”现象也更加严重.刘知几指出：“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污来世”,但是他又承认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符合儒家道德,“夫臣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⑥.这种为传主隐讳,不惜因隐讳而模糊篡改、歪曲历史事实的传统,违背了传记真实性的原则,对中国传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

在近20年的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写作中,为传主“避讳”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朱自清去清华大学任教,陈孝全的《朱自清传》上说是：“俞平伯介绍他到清华大学任教授”⑨.但俞平伯只是朱自清的北大同学,他自己都进不了清华,又怎么能够推荐比他低一级的同学进清华呢朱自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是胡适推荐自己进的清华大学,《朱自清传》之所以要回避胡适推荐的事实,实际上是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而导致的对历史真相的歪曲,是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回避.陆耀东在写《冯至传》的时候,则对传主抗日期间在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的要求下可能加入过国民党一事直言不讳,“姚先生(冯至夫人)并未说明冯是否答应加入国民党.我以为有可能,而且可以理解,于冯至也无损”⑩.为了生存必需的经济条件和人身安全,这种选择在当时的战争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合乎人情的.传记作家敢于直言,不为贤者讳,和时代的进步与社会政治气氛的宽松是分不开的.又比如郭沫若和政治的关系,已出版的几本郭沫若传揭示得都不够充分.郭沫若在中国文化学术界取得的崇高地位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与政治因素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吴奚如说：“1938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作出决定：以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人、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11]如果说政治权力在利用郭沫若的话,那么郭沫若也自愿做了政党的工具和传声筒,和前期张扬个性、崇尚自我的郭沫若相比,后期郭沫若的主体性严重失落了,没有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由立场和独立品格.正是这种随波逐流的性格,使他在“”期间写出“亲爱的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12]这样的丧失审美趣味的政治打油诗.但是大多数郭沫若传没有对郭沫若的精神气质与时代背景的互动以及他心理世界的发展变化进行深入挖掘,因为郭沫若的社会地位而人为美化传主形象,一味歌功颂德显然是不利于认识郭沫若的真实面貌和社会价值的.

还有一些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传主在“”期间的表现讳莫如深,一笔带过,对知识分子丧失自我意志的深层原因缺乏分析和批判,如田本相的《曹禺传》.作为国统区来的作家,曹禺建国后最早真诚地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严厉的反省和自我批评,1950年在《文艺报》第3期发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说要把“自己的作品在工农兵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挖去“创作思想的脓疮”,对自己过去的创作基本上否定了.这既与他的胆小、谨慎的性格有关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他只能做出那样的选择.建国后的曹禺在对政治的妥协、顺从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与主体意识,导致创作力的枯竭.作为“早衰的名家”,曹禺的命运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而且是一种集体文化现象,是建国后许多知名作家的共同命运.如郭沫若、冰心、巴金、茅盾、老舍、沙汀等等,建国以后,他们的艺术生命都有一个从繁盛到枯萎的过程.“”期间文化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使作家的主体意识、自由意志受到泯灭和压抑,他们的思想与创作空间越来越少.为了保持自我意志、自我尊严和精神独立,有些作家干脆选择放弃文学创作,比如沈从文在后半生放弃了心爱的文学创作而致力于古代文物与服饰的研究,同样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现代文学作家传记对此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分析,长期政治意识形态对思想的束缚,使传记作家缺少一种社会分析和社会批判的能力.如果在写现代文学作家传记时,传记作家缺乏主体意识和批判意识,对传主在“”中的表现一味隐讳,就无法揭示出他们真实的性格,也揭示不出那个特殊时代对人性的戕害与扭曲,反映不出真实的时代背景,不利于对人性的揭示和对历史、社会的反思,这样的传记不但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而且缺少历史认识的深度.陆耀东的《冯至传》则写出传主“”期间的“两难”心理,并对传主当时的创作进行否定,认为一无是处,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客观评价人物和真实认识历史.

二、

除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干预外,道德的禁忌也是传记中产生“隐讳”现象的主要原因.古希腊传记家普鲁塔克在《卢古鲁斯传》中说：“当画家在画一个非常美丽可爱的形象时,如果这个形象有某个细小的缺点,我们要求画家既不要完全漏掉它,也不要表现得太精确,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形象会变得不美,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形象则会失真.和作画的情形一样,因为很难或者看来甚至不可能想象那种无可指责、洁白无瑕的人类生活,那就应当在美好的事物里充分相似地描写真相.但是,由于某种强烈的情感或者政治上的必要而潜入人的行为里的错误和缺点,与其看成是罪行的凶险预谋,不如视作某种美德的衰退无力.而如果为人的本性,为它没有产生任何道德上无可争议的性格而感到羞愧,就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尽情地、详细地描写这些错误和缺点.”[13]他认为出于道德教化目的,传记作家应该主要写传主的优点而忽略他不好的一面,以为社会树立楷模和典范.英国学者崔瑞德认为在中国的古代传记中：“历史学家最大的志向是为后世儒家提供可以言传身教、足为法式的人物,其意不在完整地描绘他的生平与所处时代.传记是给读者提供教益和模范行为的,历史学家在以说教为目的的指导思想下选择传记材料,选入的材料以是否合乎正统美德为准,正统传记强调传记主人公的儒家品质,把传主与某种完美形象连在一起,对传主的品德和行为极尽形容之能事.”[14]传统的传记作家被表现人物完美道德的念头所支配,许多方面的描写如性生活、婚恋等都被视为禁区,被认为是对传主的不尊重.在传记写作过程中,道德的禁忌还会使传记主人公及其亲朋好友可能设置人为障碍,要求传记家把不利于传主形象的事实掩盖起来.就像艾伦谢尔斯顿所说的：“传记作家常常受家族之托,尽管他并非真是其中的一员,而且对他来说,又充当遗稿保管人的情况也不少见.这些角色常常会互相冲突：比如我们知道,罗斯金的遗稿保管人为了避免传记的危险,把他许多更有趣的书信给毁掉了.”[15]社会道德因素的干预给传记作家套上了无形的枷锁.在他们眼里传主是高高在上、完美无缺的.为了维护传主的尊严,他们一味把传主拔高和理想化,将传主“神人化”、“完人化”,缺乏一种审视的视角.为了把传主塑造得完全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传记作家往往只描绘传主生活中符合社会道德的一面而忽略他性格、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对传主的私生活、个人欲念、日常琐事、风流韵事以及种种过失讳莫如深,加以隐瞒.有的传记为了美化传主形象,甚至不惜歪曲事实,写出来的传主只有好的一面,没有坏的一面；只有优点,没有缺点.这样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缺乏个性,毫无活力,如同蜡像馆里的蜡人,给人以虚检测的感觉.传主形象是单一、平面的而不是圆形、立体的,

龚济民、方仁念在写《郭沫若传》时,虽然也认识到“按理说,‘树碑’与‘立传’本是两码事,可是在中国,长期以来‘立传’却总与‘树碑’联系在一起,似乎要写传就非得立足于歌功颂德不可.当然,如果传主有功、有德可颂,作者自然不应该吝惜笔墨,问题在于功、德并不能完全替代传主的全人格.不管什么样的名人,首先他们总是人,而不是神.是人就有七情六欲,就既有功又有过,就不但有德而且也有眚,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这些原是无需掩饰的.等我们为郭老立传,就是要写出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可信的人”[16]但是,这部传记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它的写作宗旨,也没有冲破传统的“为尊者讳”的思想藩篱.它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把爱国主义作为郭沫若的主要性格特征来刻画,突出郭沫若的革命性、爱国性,他的一生就是追求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与政治紧密相联的一生.革命性掩盖了人性,政治家、革命家形象掩盖了作家、文人形象.这部传记脱尽了郭沫若身上的“小我”、“私欲”以及人间“烟火气”,把他拔高到神的地位,实际上是一种偶像崇拜思想的表现.传记作者以一种仰视而不是平等的目光看待郭沫若,摆脱不了主流意识形态与权威定论的束缚,毫无、脱尽了血肉的郭沫若也就成了抽象的政治符号的化身.政治化、社会化的面具掩盖了郭沫若本真的自我.1933年,郭沫若在日本避难期间有些风流韵事,传记作者只是轻描淡写地进行叙述,不加任何道德判断,很难让人信服.郭沫若本来是一个浪漫多情、天性风流的人,但因为郭沫若后期获得的崇高社会地位而不承认这一点,是传记作者受政治意识与传统道德观念束缚而形成的一种思想框架,是传记文学中隐讳思想的表现.为了避讳而不惜违背历史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天敌,不但影响传记文学的科学性也使传记主人公的形象缺少感染力与可信度.

郭沫若20世纪30年代初在日本时,写了《我的童年》、《反正前后》、《黑猫》、《初出夔门》等一系列自传.这些自传具有浓郁的个性色彩,在这些自传中,他勇于自我解剖,张扬个性,所以表现出真实的自我.这些自传真实地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面貌、性格特征,具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郭沫若在自传中毫不顾忌地写出自己最初的性觉醒.他说：“在我十岁前后,和外界的社会起了剧烈的变化一样,我身体的内部也起剧烈的变化.我自己到现在都还在惊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早期的性的觉醒.”[17]郭沫若早期性意识的萌芽,也是他生命意识的觉醒,他从童年时代的混沌中睁开眼睛,仿佛第一次发现大自然的美、生命的力量、青春女性的美,把自身从客体中分离出来,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人主体意识觉醒的标志,也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但大多数郭沫若传记没有提及郭沫若童年时期的性萌芽和生命意识的觉醒,这是“为伟人讳”“为尊者讳”的思想作祟,也是长期封建思想、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使人们视“性”为洪水猛兽,谈“性”色变,不敢正视人之初的性觉醒和本能冲动,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弗洛伊德认为“如果传记研究真想让人理解它的主人公的精神生活,一定不要默默地避而不谈它的人物的性行为和性个性――作为过于拘谨和检测装正经的结果,这情况存在于大多数传记中.”[18]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通常把性行为看成一方面是自然本能的驱使,另一方面则是限制的法律告诉我们这样或那样做的结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性行为要比这复杂得多.它也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经验的构成,还有价值赋予的自觉意识.”[19]了解一个人的性观念与性行为方式有助于理解一个人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在中国传记文学中很少有涉及性行为的描写,这也是中国传记作品缺乏当代性的表现之一.

三、

对传主的私生活讳莫如深,不重视描写传主的感情生活与爱情婚姻生活是传记文学中“隐讳”思想的重要反映.田汉作为一代戏剧大师,他的形象在“”期间曾经受到很大误解和歪曲,董健的《田汉传》虽然在还原传主真实形象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但是对田汉丰富复杂的情感生活没有深入展开叙述,这就使田汉的精神世界与性格气质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田汉是个感性大于理性,性格浪漫、充满矛盾的人,反映在感情生活方面他也容易摇摆和变化.他和易漱瑜、黄大琳、林维中、安娥四位女性的爱情婚姻生活为他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和灵感,如果没有这些人生追求与性格气质各异的女性走进他的生活,他可能也写不出《丽人行》、《回春之曲》、《母性之光》等以时代女性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田本相的《曹禺传》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在写到传主的情感生活时只是一笔带过,曹禺与郑秀、方瑞、李玉茹的爱情婚姻生活没有受到传记作家的重视,几乎被排除在传记内容之外.这三位女性的生涯如同涓涓的溪流无不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与传主的身影面貌.但是传记中对她们与传主的关系,对她们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缺乏分析,这对于反映传主真实的性格显然是不利的.

传记不仅要写出传主形象,还应写出传主周围人的形象以及周围人眼中的传主形象,通过传主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反映出传主性格的不同侧面.陈为人在写《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时就没有回避他的家庭生活,既写了唐达成与马中行爱情生活的甜蜜又写出他们婚姻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矛盾与龃龉.传记作者说：“马中行一直为与唐达成的争吵懊恼不迭；又有点对争吵的现实讳莫如深.其实大可不必.”[20]唐达成在工作中谦虚谨慎、温良恭让,在家庭里却经常有脾气暴躁的行为,他在社会上受到的压力无意识地通过家庭释放出来,通过家庭生活中的唐达成形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唐达成形象的对比,使唐达成的复杂性格更加鲜明,反映出他性格的不同侧面.传记作家把传主置身子各种矛盾冲突之中,写出与唐达成密切相关的一些人：如周扬、丁玲、张光年、贺敬之、冯牧、王蒙、白桦、唐因等,通过唐达成的个人经历反映出20世纪50到90年代中国文坛的风诡云谲.从《文艺报》的普通编辑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传记作家没有把唐达成写成精神界战士和反社会英雄,而是写出他性格中“哈姆雷特”式的悲剧性,他的懦弱与无奈.他身不由己地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一步步丧失了自我意志与精神独立性.传记作家细致地写出了传主性格的转变与人格的分裂过程,传主如何在一次次的政治打击与压迫下由年轻时的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到中年以后的驯服、听话、稳重,磨光了棱角,丧失了锐气,成为任凭上级摆布的一枚棋子.唐达成的无奈代表了20世纪后50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无奈.传记作家和传主虽然是多年的患难之交,但这本传记摆脱了溢美俗套,不囿于私人交情,秉笔直书,直言不讳,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哲理思考,成为近几年出版的传记作品中难得的上乘之作.

英国传记家约翰逊认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在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15]但是在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传记作家重视对传主作品与文学创作活动的分析与叙述,而相对忽视对传主日常生活琐事、精神世界的描写,表现不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与个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有着重群体、轻个体的传统,个体的价值总是同群体和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存天理,灭人欲”,个人与意志受到压抑,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人的个性得不到张扬.传记中的传主一旦被当作英雄偶像来崇拜,便成为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神.所以在中国传统传记中,传记作家重视描写传主在事业与社会生活中的表现,而不关心传主的个人品质和私生活,于是作家传记被写成作家、作品评论集、军事家传记被写成军事史、外交家传记被写成外交史、电影演员传记被写成电影或戏剧史,外在的客观事实很多,传主的个性却得不到凸现.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家传记中都存在着只重视外在真实而不重视内在真实的缺陷,传记中只有对传主生平经历、社会活动、创作活动等外部事实的介绍而缺少对传主日常生活琐事与情感世界、精神本质的描写.这些传记抽去了传主真实生命中的丰盈和灵动、精神的飞扬与情感的跌宕,塑造出来的传主形象是干巴巴的,呆板、僵滞,没有生命的气息和人性的闪光.

李辉的《萧乾传》在这方面则做得比较好,真实地写出了萧乾的四次婚恋.对传主因为在香港移情别恋而遗弃了淳朴、善良的妻子“小树叶”一事,传记作家也没有隐瞒,如实道来.郁达夫说“新的传记,是在记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当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达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书.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他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21]要使作家传记能够深刻地表现人物灵魂与个性,能够写出“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必须在关注传主创作、学术生涯与生平经历之外,还要重视传主的私生活与传主内部世界的真实与变化,把笔触深入传主灵魂世界的深处,不为尊者讳,表现出真实而复杂的人性.

四、

传记作家的思想感情与主观偏见影响到传记写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程度.莫洛亚认为传记家在写传记之前应该抱有这样的观点：“‘这是一个常人,我得掌握关于他的大量文献与实物资料,以便撰写一部真实的传记.在动笔之前,我绝不虚构,而是仅仅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经过长期周密思考方才体会到的东西,并且准备根据新发现的事实来随时修改它.’我们反对传记作者依靠先入为主的看法作出判断,而要求他们从考察事实出发,来表达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随后还要经过重新独立研究的检验以及谨慎与冷静的处理,我们需要运用一切文献材料来阐发主人公的性格.”[22]他主张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要始终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对待传主,不能对传主抱有任何先入之见.但是传记写作中传记作家的主观偏见却不可避免,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舆论、道德观、传主及其家属的意见、个人崇拜思想、与传主的私人关系等等都会影响传记作家的主观感情,使他不能客观冷静地对待传主,产生对传主的某种偏见.传记作家往往从某种理论出发,根据一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来认识和理解传主,并且围绕着某种指导思想进行写作,选择和组织传记材料,在这种写作过程中已经渗透了传记作家的主观倾向性以及时代和社会对传记作家的影响.

传记是传记作家在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对传主形象的历史还原,是传记家的叙述使传主的生命重新获得再现.“传记写作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作家的过去’转变为‘作者的叙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者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进入传记就成为必然.传记中的一切都是经过作者选择、叙述的东西,经过这种选择和叙述,绝对意义上‘真实’已经不存在,一切都经过了作者心灵之光的照耀等”[23]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家的主体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传记作家抱着树碑立传的目的写作,以仰视的态度看待传主,就会有意无意地美化传主,为传主隐讳,要把传主塑造成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如果传记作家具有现代传记观,了解人性的多面性、复杂性,抱着与传主平等的态度写作,把传主当作人而不是神看待,就会实事求是地写出传主的优点和缺点,力图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还原出真实的传主形象.丁尔纲的《茅盾传》具有较强的理论思辨色彩,对茅盾的主要代表作品及文学、社会活动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与评价.但在传记写作过程中,传记作者受“为尊者讳”观点的影响,对茅盾的性格缺陷或错误行为一味回护、掩盖,在对茅盾的婚外恋问题上,传记作者处处为茅盾辩护,贬低茅盾的情人秦德君的人格,缺乏客观对待历史的态度.对茅盾1927年曾经脱党的事实传记作者也多有讳饰.传记作家没有对传主复杂的内心活动、行为背后的动机进行揭示,使真实的茅盾形象掩盖在历史尘雾之中难以显现.沈卫威的《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则能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对茅盾性格上的软弱与行动上的过失进行了实事求是地分析,指出脱党与对秦德君的绝情是茅盾一生中的两大阴影,传记作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对传主进行了深入分析,使这部传记不但有外部世界的真实更具有内在真实,塑造出来的茅盾形象更加真实可信.传记家认为：“传主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作者应该充满自信地说：‘我写的就是我！’”[24]体现出一种新型的传记家与传记主人公关系.

鲁迅的思想博大精深,性格矛盾复杂,但是长期以来,作为被政治利用的工具,传记中的鲁迅形象被偶像化、抽象化和神化,成为一种干瘪的符号和空洞的能指,真实的鲁迅形象被遮蔽和歪曲.大部分早期鲁迅传只强调鲁迅思想行为中跟主流意识形态一致的革命性、战斗性的一面,而回避他思想性格中更加丰富的另一面,造成鲁迅形象的单一、失真.王晓明在写《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时则比较准确地抓住了鲁迅精神的内核与实质,指出“鲁迅一生所经历的,当然最多是痛苦,他的思想的特质,也确实偏于阴暗,但是,他也收获了许多别样的经验,精神上更有许多别样的特质,譬如他的幽默感,他的深入骨髓的智力上的优越感,更不必说那种锲而不舍、强自乐观的战斗意识了,它们同样构成了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部分,倘若以为他就只有一副痛苦的表情,思路永远都是阴暗,那就太简单,反而暴露出我们自己的幼稚了”[25].传记作者对鲁迅曾在北洋政府工作以及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之间每月拿研究院的津贴这些事实直言不讳.如果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把鲁迅当作人而不是神看待,人们就不会对鲁迅的性格与行为有所苛求.钱是好东西,没有人不爱钱,鲁迅拿了国民党的钱但没有停止对社会黑暗现象的抨击,他的正义感和嫉恶如仇的性格也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传记作家没有为传主隐讳,而是通过对传主行为动机的分析使人们认识到一个真实可信的鲁迅.正因为传记家写出鲁迅性格的复杂性、多面性,既写出他忧国忧民的“大我”,也写出他自私狭隘的“小我”；既写出他性格中阴暗、虚无的一面又写出他性格中与绝望作斗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一面,从而塑造出了圆形、立体的鲁迅形象.这种对鲁迅真实形象的还原不但不会损害鲁迅形象的伟大,反而使鲁迅形象更加可信和可亲,更容易使人产生精神共鸣.对历史人物缺少批判性正是中国当代传记作品现代性匮乏的标志之一,当代中国传记作家不应该再抱着“树碑立传”的心态写作,而要确立主体批判性,以批判反省的眼光来解剖传主复杂的人生历程与个性.

总之,传记文学中因为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个人主观偏见等因素而导致的隐讳传统严重影响了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原则,阻碍了传记文学的发展.中国传记文学要想在21世纪获得质的飞跃,首先要冲破传统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思想的藩篱,突破种种社会道德成见的束缚,突破种种外在的形而上学的理论预设和价值标准,建立现代的传记文学观.传记作家必须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传主,能与传主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把传主当作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看待.不能为了美化传主形象而把传记写成涂脂抹粉、歌功颂德的人工纪念碑.黑格尔赞赏荷马作品里的人物“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26]荷马笔下的英雄阿喀琉斯勇敢善良、富有同情心,却又脾气暴躁、不顾大局、残忍凶暴,作者充分展示出他性格的多面性,使这个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章学诚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等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27]传记家应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具有“秉笔直书”的史德,不虚美、不隐恶,写传时不受物质利益驱使,不畏强权,不凭个人主观感情任意抬高或贬低传主.同时传记作者还要加深对人性的认识,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多面性,不但写出人性中光明的一面,也要写出人性中阴暗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还原出真实、生动的传主形象,使传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

①胡适：《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3页,

②胡适：《传记文学》,耿云志、李国彤编：《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51页.

③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④田本相：《曹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1994年6月第4次印刷,第494页.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8页.

⑥刘知己：《史通惑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第115页.

⑦刘勰：《文心雕龙》,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⑧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78页.

⑨陈孝全：《朱自清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97页.

⑩陆耀东：《冯至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第234页.

[11]吴奚如：《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

[12]郭沫若：《做一辈子的好学生》,《人民日报》1967年6月6日.

[13]李少雍：《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67页.

[14]［英］崔瑞德：《中国的传记写作》,张书生译,《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

[15]［英］艾伦谢尔斯顿：《传记》,李永辉、尚伟译,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第6页.

[16]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491―492页.

[17]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18]［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张唤民、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19]［法］福柯：《权利的眼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

[20]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溪流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页.

[21]郁达夫：《什么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22]［法］莫洛亚：《论当代传记文学》,刘可、程为坤译,《传记文学》1987年第4期.

[23]董炳月：《从几部现代作家传记谈‘作家传记’观念》,《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24]沈卫威：《艰辛的人生――茅盾传》,台湾业强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25]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第67页.

[26]［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页.

[27]章学诚：《史德》,严杰、武秀成译注：《文史通义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页.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作者单位：南京人口管理学院学报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保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