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与坚守精神的象征

摘 要 :作为一位历史的忠实纪录者和不较名利、不计得失的文学关怀者方修,留给后世的是几十册文学史以及蕴含其间的勤奋、责任、良知、人格和心灵.对方修而言,文学史是其生命的展开方式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的途径.

关 键 词 :方修,马华文学,文学史

中图分类号:I1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0)2-0005-05

一、

杰出的马华文学史家方修的逝世,对新华乃至整个华文文学来说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犹记得2001年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参加“方修作品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者100多人,大家是那么认真、那么专注、那么虔诚地发言讨论,梳理、总结方修的马华文学史研究,分享他筚路蓝缕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敬仰他对华文文学的巨大贡献和博大高尚的人格.那个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方修的马华文学史研究已经不只是他个人的产品,也不仅仅属于马华,而是属于整个华语民族,是整个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方修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责任、勤奋、良知、执着与坚守精神的象征.鉴于此,追踪方修的脚步,重新审视方修的马华文学史研究,为后来者提供借鉴,在我看来是一项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事情.

如众所知,马华作为著名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半个多世纪来孕育了一批出色的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然而在新马乃至整个南洋,毕生献身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人却很少,以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为自己赢得了盛名和文学史地位的作家更是寥若晨星.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方修的文学活动才格外地引人注目.这个受过中国潮汕文化传统熏陶的人文知识分子,他并不乏文学创作的才能,然而他的文学研究却使他作为诗人、作为散文家的地位黯然失色.他不是划时代的批评家,但他却是一个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是一个筚路蓝缕、不较名利、不计得失的文学关怀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将文学史作为生命的展开方式而不断证实自我、完善自我的真正的文学史家.

正如一些文学史所描述的,在战前,马华结集出版单行本的作品很少(不足10部),这时期的作品大多发表在报纸上,鲜为外界所知.而50年代中期以前所有对马华华文文学的研究都是零星的、片断的,更逞论有文学史著出现.只有到了方修手里,只有通过他的发掘、整理、筛选,新马文学才以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面貌呈现于世界面前,而世界各地的人们,也主要是通过方修的文学史著才了解了马华华文文学的概况和发展线索,这应当说是方修对于马华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最为突出、最有价值的贡献.

方修的文学史研究,开始于1957年.在由方修口述、林臻笔录的《文学报刊生活》一书中,方修曾有过这样的叙述:1957年的某一天,他和刘天凤到新山游玩.其时张清广找出他珍藏的一份战前的《南洋周刊》合订本,请他看看有什么可以整理出版的.正是这份战前的出版物引起了方修钻研旧报纸的兴趣,而他对马华文学史料的整理、发掘,以及撰写文学史、编纂文学大系等等工作也就由此开始.

从1957年到70年代后期的20年间,他先后出版了《马华文坛往事》、《马华文艺史料》、《马华新文学史稿》、《文艺杂论》、《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新马文学史论集》,并编纂了《马华新文学选集》(4册)、《马华新文学大系》(10册)、《战后马华新文学大系》(7册,已出版4册).此外,他还以《马华文学六十年集》为总题,收集、整理和编辑了马华主要作家如铁抗、张天白、金了、胡愈之、流冰、老蕾等人的作品选集,还出版了《避席集》、《游谈录》、《文学报刊生活》等杂文集和文艺回忆录.总之,与新加坡不少作家一样,方修也是多产的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他的作品多达几十册.倘若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对文学的虔诚和坚守精神,要写出这么多的书尤其是写出这么多的文学史著作,实在是难以想像的事情.

但方修毕竟是方修.别人视为畏途、视为不可能的事情,他却做到了,而且做得这样出色,这样令人叹服.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一种包含思想与学术能力的丰厚学养,更看到了一种建立在学术自由之上的人格精神和不达目标决不罢休的坚毅意志.

二、

方修的心灵特质在于他能够理解和容纳一切重要和不那么重要的作家,他的务实和甘于寂寞的性格使他倾向于去做一些容易被人忽略而又非做不可的工作,而他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又使得他即使是面对着一堆枯燥乏味的破旧报纸也能够做得津津有味.正是这种心灵特质,才使得他在史料的钩沉和文学史的建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请看看他的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吧,看看作者对各个时期的刊物的介绍,你会惊叹于作者工作的认真细致和全面:他一共介绍了90多个刊物,而且从刊物的创刊日期、沿革、宗旨、内容、作者队伍、影响,乃至刊物的版式、字号、目录、栏目、发刊词、编后话等等,都做了详细的介绍罗列,这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使人佩服的是,方修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的.在《马华新文学简史》新版序言中,方修对此曾做过较详细的描述:

星大图书馆的一间小房子里堆塞着一叠叠松散凌乱的旧报章合订本,尚未拍摄成显微胶片,我们必须一册册搬到图书馆阅览室来翻读、抄写,或者把所需的各版文字在版面上做了记号,夹上报纸,再加上一份总表,列明各版的刊名、日期、页码等,请求图书馆的技术人员拨冗帮忙,把它们一版一版找了出来,拍成照片.等结果,费时好几个月,合了数人之力,总算是用了两百页的单线练习薄,抄了百几十册资料,包括各个副刊的篇目、发刊词、编后语,每年文艺活动的总结性报道、若干重要的评论、散文、短诗,以及少数小说戏剧创作的片断文字.等接着,又得到图书馆当局的热心支持,先后拍摄了一千多张全版的报刊照片.上述的三卷《马华新文学史稿》,就是由这些东西拼拼凑凑,教衍成本的.

读了上面这段描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方修那么偏爱史料,对过去时代的刊物介绍得那么细致周全了.

历史是人类的生活和感情的凝聚.它是一种精神活动的过程,也是人们对过去时代的认识、选择与批判.因此,治史应有“史识”即“史”的眼光,这是历史自然包括文学史对它的叩问者的最起码的要求.应当说,方修是具备了“史识”即写作文学史的史家意识的.这首先体现在他对马华文学40年的阶段性划分,体现在他对马华文学的性质和特点的界定,同时也体现在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评判,包括对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和史料的追踪上.比如,马华的文学活动究竟起于什么时候,过去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较多的意见认为起于1927年.方修对此结论显然是心存疑虑的.他根据林参天提供的蛛丝马迹,经过两个多月的探索,终于寻到了马华新文学运动的源头――发掘出《南风》和《星光》这两个整整被埋没了30多年的最早出现的纯文艺刊物,并由此证明:由于这两个刊物的存在和推波助澜,马华事实上在1926年7月就形成了一个文学运动和思想运动.很显然,这是马华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同时也是方修的“史识”的不容忽视的体现.

方修的“史识”,还体现在对一些具体刊物的评价上.比如《新国民日报》的副刊“小说世界”是20年代中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文学副刊,但方修认为它的“版面一团糟”,该刊编者的“审美眼光是大有问题的”,还指出“它的栏目分类也是叠床架屋,重重复复”.尽管如此,方修还是客观地认为它“毕竟还是具有时代气息的一个刊物”,是值得肯定的.这就不仅体现出史识,而且体现了一种客观的辩证的态度.至于第三卷第十章中认为郁达夫接编《晨星》,但办得不如前任那么出色,甚至有每况愈下的趋势,等等.这种不为名家护短的评判,也表现了方修的史识,表明了他对于史实的足够尊重.

一部优秀的文学史,既是社会史、时代史,也应是思想史和心灵史.它不应当仅仅是资料的罗列,不应只是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的机械反映,自然也不等同于作家作品的汇编.一部优秀的文学史,在我看来应当是文学刊物、作家作品分析、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方修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马华新文学史稿》每一卷都由“文学刊物”、“作者与作品”、“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三部分构成,这样就既有时代背景的观照,又有作者的思想、风格的分析,既有高屋建瓴的俯视,又有细部的体察,同时又突出了重点.从方修的几部文学史著,还可看出他特别注重文艺运动和文艺的论争,以及文艺思潮的变迁.比如1929年“新兴文学运动”的兴起,1932至1936年的戏剧话剧运动,1934年下半年发生的大众语运动与反复古运动,1937年提倡文学通俗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的来龙去脉都在方修的史著中得到清晰的展示.再说文艺论争, 举凡“译诗”论争、“地方作家问题”论争、“‘文化人南来’与‘写作人危机’”论争、“写实主义与朋友主义”论争、“‘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等等,也都是作者重点关注的文学现象.当然,由于文学环境、思想资源和文学传统等的不同, 马华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影响都不能与中国大陆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相比,这就决定了马华的文学史不能像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那样既有较完整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的展示,又有较强的理论色彩和建构文学史体系的广阔空间.这是马华地区包括所有海外华文文学的“先天不足”.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一味要求海外华文文学史也要像中国大陆的文学史那祥完整、规范和经典化,则无异于削足适履或缘木求鱼.而方修的可贵,在于他一方面注意到了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文学论争对于具体的文学创作的影响,一方面又能审时度势,站在马华文学立场上对这些文学现象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和清晰的梳理.这样,他的文学史便较好地做到了“历史还原”和“底限共识”.特别令人激赏的是他的务实精神、低调姿态、质朴的个性和丰厚的学术涵养,使他对文学思潮、文学运动和作家作品的评判没有曲学阿世的炒作,而大多的分析和评判均是到位的切实之论.

三、

文学史作为对以往文学历史的“再现”与“凝聚”,它的写作应包括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作家作品,二是理论体系,三是历史品格与文化背景.文学史要成为“信史”,其历史品格即对历史的尊重应是撰史的前提.同时,文学是在特定文化的土壤上生长起的,因此,文学史的写作又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环境.我们看到,方修的文学史写作自始至终都坚守历史的品格和特定的文化立场,因而他的史著除了我们在上面谈到的特色外,还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倡扬马华文学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

马华新文学虽然受到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但由于马来亚同中国在制度、政治、文化、历史背景、民族构成以及生活理想等方面的不同,这就注定了马华文学不可能是中国新文学的翻版.马华文学要发展,要获得世界的承认,就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在不断更新中丰富完善自己,并最终形成马华文学不同于其他地区文学的独特性.对于马华华文文学能否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应当说方修是有充分认识的.所以他在很早就指出:“文艺是反映现实的,所以马华文艺必须反映马来亚华人这种实际情况.同时,文艺又是指导现实的,所以马华文艺更需要强调马来亚人民本邦扎根的思想,强调马来亚华人在当地争取合法权利的努力和必要.这就使得马华文艺和中国作品,尽管是同一民族的艺术,用同样的语言来写作,却有了本质的不同.”正由于方修以新马华族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介入他的文学史研究,所以他充分肯定20年代末陈炼青对“南洋色彩”的提倡,认为“作品中的南洋地方色彩虽然不是马华新文学的实质上的特征,但却是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因而,这一方面的提倡,对于马华新文学的成长,也是有相当的意义的”.出于相同的原因,对于30年代中期丘士珍提出的“地方作家”问题,他也给予热情的关注.他在介绍丘士珍的《地方作家谈》一文后指出:“这里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些相当先进的主张和见解.等丘氏是陈炼青以后第一个注意到当地文艺的独特意义的作者,他们两人先后在理论上为马华文艺的确立铺下了一条坦途.”也正是出于建立健康独立的马华新文学的需要,方修在他的文学史中对那些不计名利献身于马华文学的人们表现出了深深的敬意.举例说,《星光》是马华最早创办的两个纯文艺刊物中的一个,当时的办刊条件极端困难,既没有稿费编辑费,又得不到公众的重视与赞赏,但《星光》的“同人”硬是坚持了48期.对于《星光》“同人”这种没有一点名利企图,一心一意为了建立马华新文学所作的不懈努力,方修十分地钦佩和赞赏.他不无感叹地写道“他们是有意识地从事马华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批文艺斗士,是马华新文学的奠基者,是马华的健康的文学思想的播种者,也是早期的马华文学的一批最优秀的作者.”为此,他表示“对于《星光》同人,笔者愿意在这部《史稿》中,以最大的篇幅来介绍他们,以最高的评价来献给他们,以最热诚的笔触来歌颂他们.”通过这段热情洋溢的自白,我们不是同样可以看到方修的自立意识和自强精神吗

其二,强调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血缘关系.

方修作为一个文学史家的可贵的素质之一,在于他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有较客观辩证的治史的态度,同时有较通脱的文学观念和较宽广的文学视野.所以他并不因为提倡马华文学的独特性而无视马华新文学乃脱胎于中国新文学这一历史事实,更没有抹煞三四十年代大批怎么写作于“此时此地”的中国南来作家对于发展壮大马华新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他也不像战后一些参加提倡“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作家那样既对马华的文学史实几乎完全茫然,又抱着相当狭隘的文艺观点,认为描写“此时此地”的作品的价值,一定高于描写其他地方的作品的价值.我们说方修的治史态度比较客观公正,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认为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他总是历史地、辩证地、实事求是地反复阐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马华新文学离不开中国新文学,因此研究马华文学史必须同时研究中国新文学史,尤其是中国现代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但同时,马华新文学又有自己的文艺的独特性,有其内在的历史结构和发展规律.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等于取消了马华新文学,其结果只能使马华新文学沦为“侨民文学”.这些论述,都显示了方修是一个十分注重文学传统,历史感很强,同时又是一个立足于现实、相当清醒和明智的文学史家.

其三,十分推崇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方修的整个文学研究活动,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证明现实主义的胜利.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认为“马华新文学运动的主潮,乃是一种反封建反侵略的现代思想运动.这种反封建反侵略的思想好像一根红线,始终贯串在各种文艺工作之中,包括一般文学艺术运动以及一点稍有现实性的文学作品的内容”.概而言之,方修发掘、整理新马文学史料和撰写文学史的目的,主要在于明了地指出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中的一条主线,它源于中国“五四”,而后跨越南中国海绵延而下,把战前和战后的马华文学连结起来了.方修不但以现实主义为基点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以此来审视具体的作家和作品.通观方修的史著,我们可以看到:凡是在文学创作中坚持了现实主义精神,采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作家,他都给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凡是背离了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这一价值立场,又采用了现代派手法进行创作的,他的评价一般都不太高,有的甚至被贬为“世纪末的形式主义文艺”.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难免有偏颇之处.

除了过于推崇现实主义,导致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评判失之偏颇外,方修的文学史著也还存在着其他一些缺陷.一般来说,他在发掘、整理资料方面相当出色,甚至可说是无人可以代替.他对文艺运动、文艺论争的论述也较令人满意.然而他对于作家的思想、风格特征缺乏更具体准确的把握,对作品的分析有时过于简单,这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史著的理论深度和美学价值.因为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一部真正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文学史著作,应是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所要求的那样,达到文学史料、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三者的圆融贯通.没有史料为基础的文学史必然流于空疏,反过来,只有史料的堆砌而没有批评的穿透力,以及理论阐释的高度概括力的文学史,则很难达到血肉丰盈、神思飞动的境地.不能说方修的文学史著中没有批评的洞见和审美的理论观照,但应当看到他的史著在这方面还是所欠缺的.自然,如果考虑到写作对象的“先天不足”,再考虑到历史的局限和时间匆促的因素,特别考虑到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等著作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写出来的,如果考虑到这些,我们除了钦佩敬仰之外,还有什么理由对这位为马华新文学赢得了名声和光荣的杰出文学史家提出苛求呢

方修的逝世,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已大大不同于方修的时代,尽管今天的文学史家再也不用像方修那样苦行僧般地写作,但方修留给后世的遗产――那遑遑几十册的文学史和散文杂文,包括他的勤奋、责任、良知、人格和心灵,却值得今天的人们格外珍重.因为那是历史的见证,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求索之路和生命世界的真实展示,更是一种坚守的精神凝聚.因此,这样的一份遗产正如昆德拉在《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中所说,它是时间和思想的召,是抵抗浮躁、世俗和随波逐流的良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遗产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精神和人格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