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谣”与五四新文学的生成

一、以《歌谣》周刊为核心的民间文学运动

1918年至1925年间,围绕《歌谣》周刊,刘半农、胡适、周作人等一批“五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近世歌谣征集和研究运动.以此为起点,现代知识分子将关注的眼光投向“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这绝非一时的个人兴趣或历史的偶然.周刊的诞生,触动了同时代很多期刊、杂志有关“歌谣”的整理、研究,更重要的是一大批“五四”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理论探索以及新文学创作中开始注重其价值与意义,他们对“歌谣”的研究、借鉴恰恰是这场民间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时代的整体倾向是知识分子以启蒙为目的向西方寻求救亡图存的真理,甚至文学不得不牺牲部分自身特性参与启蒙民众的文化运动.但是,五四新文学的生成过程中,还存在另外一种倾向――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更多地从本土化角度思考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歌谣”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资源开始进入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视野.《歌谣》周刊的创立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自觉的文化追求.（1）

歌谣运动首倡于1918年1月底.（2）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和钱玄同等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北大歌谣征集处很快成立.在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的《校长启事》里,蔡元培发出号召,同一期《纪事》专栏也刊登了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3）.

《简章》发出后三个月内,征集处共收到歌谣1100多首.从1918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学日刊》（第141号）开辟“歌谣选”专栏.由刘半农亲自甄选、审定的歌谣在《日刊》“歌谣选”专栏陆续刊出.

从歌谣征集处的章程及其活动来看,此时的歌谣征集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征集方法上寻求“真”.即《简章》的规定――“不可加以润饰”,“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刘半农等已经认识到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显著区别,也就是其“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而想要忠实记录歌谣尤其是方言俗语,需要一定的语音记录技术,所以征集处确定由语言学家钱玄同、沈兼士负责“考订方言”,尽量按口头语音记录.这也显示出刘半农等对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形态有着相当的尊重和严谨的研究态度.二是歌谣征集内容上倾向“文艺性”.对入选歌谣所作限制――“寓意深远”、“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以及“有天然之神韵”,几乎预示着中国现代歌谣运动天然地对文学性有着特别的关注.这似乎与刘半农自身的诗人才情和智慧分不开的.后来的文学实践中他也一直将歌谣与现代新诗连接起来.这一点很重要,其后的歌谣研究会一直将“文艺性”作为歌谣搜集、研究的标尺.

虽然刘半农于1920年春留学法国,但这种有意识的搜集举动的确开启了国内报刊一时风气.北大很多教授也对此热情不减.在“歌谣征集处”基础之上,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发起,从1920年12月19日起把“北大歌谣征集处”的工作班子改成拥有会员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周作人、沈兼士任负责人.1922年“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研究会得以重新整顿,负责人仍是周作人,执行编辑是法语系学生常惠.与其发起有关并为其作出重要贡献的还有胡适、沈兼士、顾颉刚、钱玄同、董作宾等.开始,周刊仅在每周一作为《北京大学日刊》附张发行,随着刊物的发展,从1923年9月23日第25号起,《歌谣》开始独立发行.直至1925年6月28号停刊,共出版96号,增刊一期.在其暂时停刊后,另一份杂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续刊登歌谣,同时其登载内容也指向更宽泛的民间文化文学领域.到1936年,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日常工作,《歌谣》周刊再度发行,在1937年6月抗日战争前一个月停刊.

《歌谣》周刊创立者有文学家刘半农、胡适、周作人,他们本身就是文学革命的先锋,新文学创作的主力；还有语言学家钱玄同,力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也有史学家顾颉刚,从本土化的史学研究中生发出对民俗的兴趣.（4）在起步阶段,歌谣同人大多有着清醒的认识：真正的研究需要搜集大量生动的资料,没有直接可以搬用的成熟套路和研究范式.歌谣研究会所拟《发刊词》成为这一时期研究会成员的行动纲领.《发刊词》规定：“汇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等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自己先加甄别,尽量地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5）

与征集处简章相比,研究会《发刊词》有两处显著变化,一是将对入选歌谣的限制完全取消：“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者,亦有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由寄稿者加以甄释.”这为在学术范围内进行研究消除了很大的障碍.从后来的搜集成果看,歌谣搜集者的确较少道德约束,大量表露情爱甚至的歌谣得以刊载.而周作人一度提倡研究歌谣,也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的.二是明确提出歌谣搜集、研究的两个目的.其中,不仅直接提出“文艺的”目的,并且将其与“民族的诗”的产生联系了起来,由此不难看出,刘半农对于歌谣的个人兴趣在歌谣研究会的同人圈内逐渐成为共识.

早期歌谣运动也正是因文学和民俗学两方面研究目的并行不悖而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面貌.1918年到1925年,是五四运动从酝酿到直至落潮的时期,新文学在这一时期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品格,“歌谣”对新文学生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体现出来.

二、“歌谣”作为新文学的创作资源

《歌谣》周刊的创刊宗旨明确希望歌谣研究能“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6）.对于周作人、刘半农、胡适等新文学理论家和创作者而言,这种文化举动意味着他们在与旧文学决裂之时自觉寻找精神和创作实践的资源,甚至意味着新的文学观念的酝酿.

《歌谣》周刊（第一卷）所选登的2000多首歌谣,几乎囊括了民间大众生活和情感表达的方方面面.将其大致归类,可作如下描述：

为数最多的第一类是情歌：《歌谣》周刊直接以组歌形式选登的情歌数量非常多,有平远山歌114首（7）、平远情歌18首（8）、柳州情歌108首（9）、江阴船歌20首（10）、澄海情歌9首（11）、五华情歌30首（12）、个旧山歌5首（13）.其中,白径天的柳州情歌百八首,蓝孕欧的平远山歌二十首以及刘半农的江阴船歌二十首被周作人称作“私情歌的一点好成绩”（14） .散见于各号的情歌更是举不胜举.以刘半农所辑《江阴船歌》为例,明快简练的口语化形式将青年男女对情爱、大胆的追求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那些超出封建礼教束缚的独特的情感关系,在民众那里并没有受到批判或是责难,从民众自己的眼光看去,反而显示出了鲜活的生命力和无拘无束的色彩.

情歌从来都是歌谣的核心内容.在“五四”歌谣研究者之前,有意识地搜集情歌的先驱当数明代的冯梦龙,他的十卷《山歌》是迄今为止为世人所知的最大的一部吴语古代民歌集.他对于抒发“男女之真情”的歌谣“不得列于诗坛”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但是在那个时代,冯梦龙只能是寂寞的,直到“五四”.大规模的情歌搜集无疑获得了超越以往的时代意义.

第二类为关乎妇女生活与情感的歌谣：有一些描写婚前女子对婚姻生活美好的向往,而更多的是写女子婚后不幸的生活遭遇.还有大量直接表现的是妇女生活地位低下的歌谣,如婚姻关系中的不平等,如童养媳；有的表现女子对情郎的爱恋,描写偷情女子对爱情大胆的承担,比男子勇气更大；有的表达寡妇对感情无所顾虑的向往,对于婚姻做主的渴望.

第三类有关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情景和生活态度：这些歌谣大多蕴涵对生活乐观豁达的态度,还有些则表达了对权威、禁忌的嘲讽.对于生活中的丑恶、生活中所受压迫和不幸遭遇,同样以直露的方式表达出不满,而评判的标准大多来源于最直接的生活感受.这些歌谣往往染上鲜明的反抗色彩.另外,对于民间大众而言,他们也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比如,周刊11号上有关于“娶了媳妇忘了娘”这一母题的歌谣27首,揭露的就是结婚后遗弃母亲的丑恶行为.

最后一类歌谣,是歌谣征集者相当重视的一类,即儿歌.《歌谣》周刊除了很少的几期外,每期都专辟“儿歌选录”.所选儿歌涉及儿童的生活如游戏、休息,儿童的心理如儿童特有的想象力、创造力等方方面面.

《歌谣》周刊除了收集歌谣之外,还发表大量研究文章,这些文章围绕歌谣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各个方面展开论述.但是,“歌谣”到底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民众的生活?“歌谣” 能否囊括所有民众的生存状态和情感表达?这些疑问在现代中国的歌谣研究者那里似乎从未成为问题.他们将歌谣搜集、研究与对民众的理解结合起来,如同钟敬文所说 “我们要从事现在民众生活（内心的和外表的）的了解和探究――在这方面她是有着不能抹煞的、特异的价值的”（15）.

当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将眼光转向本土的民间文化时,除去大众“外表”的苦难与沉重,他们更多地发现了长久以来被遮蔽的民众“内心”的情感.这其中,最为称道的是妇女的大胆热情、儿童的自然率真以及大胆追求情爱的情感态度.因此,这几个类型几乎成为周刊登选歌谣的“标准”,其他类型的歌谣则很少被刊登.（16）研究者常常真诚地称这些“歌谣”为“天籁”、“璞玉”.在他们看来,大多数传统文人的梦想和追求与民间大众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相去甚远.民间大众在没有文字、不受权利的控制之下宣泄他们的情感,而其间蕴涵 的精神力量、内容的新鲜以及形式上的创造力,都是值得借鉴的.

几乎所有参与研究歌谣的早期白话诗人都真诚地相信,歌谣是新诗理想的源泉.胡适在1936年《歌谣》周刊第二卷的复刊词中说道：“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17）这可以说是对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总结.在歌谣运动起步阶段,鲜有研究者从歌谣本身的特质,即节奏、韵律以及风格等方面作细致的分析.（18）早期白话诗人关注更多的似乎不是歌谣“是什么”,而是歌谣“提供了什么”.

首先是歌谣语言的明快直白、流畅自然.从《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的“简章”开始,歌谣研究者们一直强调歌谣语言.这固然有民俗学研究的考虑,但更多的研究者是从文学角度考虑,反对文人书面化写作对歌谣的粉饰与戕害.在这些现代诗人眼里,歌谣中没有矫揉造作和佶屈聱牙的地方,用最自然的语言和声调表达最自然的情感.有研究者分析“这些歌谣,写的是真景,会的是真意趣,是绝对真实的表现,是极端自然的文章等尽有不识字文字的人,自能运用质实,朴素,逼真的手腕,发为自然的歌诗,成为天地间的妙文.因为他并不懂格式,所以不为格式所拘泥；他又本不要雕琢,所以不受雕琢的累赘”.（19）

其次是表情达意的真实性.这是歌谣研究者们感受最强烈的地方.例如,研究者白启明认为：“民间的文艺,是那些牧童灶妪村妇野叟以天籁的方言方音,发表他们真挚浓厚的情意.”（20）无论是妇女对爱憎大胆、直率甚至是野性地表达,儿歌天然所有的活泼率真,还是对爱情的讴歌,都与人类普遍的生存体验和情感表达相通,是大多数人“真挚的思想与事实”.

再有是表达方式上的充分口语化. 研究者普遍认为“歌谣也自有他的格律,是唱的人没有不守他的规则的,而他的规则决不受一切的思想和文字的束缚”（21）,歌谣的音节、声韵“无不调和”（22）.常惠所说的歌谣似有规则又无成规,所指就是歌谣在韵律上的特点：不求平仄,适当押韵；琅琅上口,易于传诵.

歌谣还有方言化特点.研究者很早就重视歌谣与方言的关系,歌谣甚至被称为“方言的诗歌”（23）,歌谣的迷人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方言的地域色彩.《歌谣》周刊刊发了很多研究方言的理论文章,第一卷47号刊发《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24）,号召方言研究；另外,还选登大量方言色彩浓厚的歌谣,如刘半农采集江阴船歌,顾颉刚编写《吴歌甲集》,台静农收集淮南民歌（25）等等；1923年12月17日出版的《歌谣增刊》更是集中发表了有关方言、语音的文章,有钱玄同《歌谣音标私议》（26）、魏建功《汇录歌谣应全注音并标语调之提议》（27）、黎锦熙《歌谣调查根本谈》（28）、沈兼士《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等.

歌谣所包含的这些文学经验对于早期白话诗意义重大.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主张强调“务去滥调套语”、“不无病”、“不避俗字俗语”,而这些标准与歌谣的特质基本吻合.《论新诗》一文,提出“作诗如作文”,实际上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是打破诗的格律,二是以白话写诗.新诗革命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解放,但是,它必然要从形式层面起步.提倡白话文的语言形式,实际上是力求打破传统诗歌形式上的樊篱,进而将文学创作者拉近与经验世界的距离.因此,对歌谣的借鉴就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学习――在这个意义上说,“歌谣”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以鲜活的面貌参与了新的文学实践.

胡适是最早的白话诗创作者之一,他借鉴歌谣的形式特点,以口语化的表达方式实践其“作诗如作文”的诗歌主张.如果说胡适注重的是对歌谣文学表达形式的借鉴,那么刘半农则是从思想内容到形式,乃至从审美观念上学习民间歌谣,民间的情感、价值引起他精神上共鸣的似乎更多.其他诗人如刘大白、沈尹默、康白情等也都在创作中表现出了“民间化”的倾向.与早期很多白话诗人不同,湖畔诗人的创作洗去了很多旧诗的痕迹,向诗坛吹来一股清新的风.在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诗歌里,我们感受到了与传统诗词“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大相径庭的审美风范.首先,是对“人”的情感、的张扬.这些最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展开了对的描写,这种的直露正是民间歌谣所特有的艺术特质,这种特质为追求个性、自由的诗人提供了最鲜活生动的文学经验；从大胆地表达真实情感这一点上,湖畔诗人的诗歌与“歌谣”的特质又有很多相通之处.正如废名所说：“最初的新诗集,在〈尝试集〉之后,康白情的〈草儿〉同湖畔诗社的一册〈湖畔〉最有历史的意义.首先我们要尊重那时他们做诗的‘自由’.我说‘自由’,是说他们做诗的态度,他们真是无所为而为的作诗了,他们又真是诗要怎么作便怎么作了.”（29）

三、“歌谣”与早期新文学理论的建立

以“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学、文化对早期新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在理论建设方面同样如此.胡适、周作人等正是从本土化的角度发现了民间文化形态对新文学生成的独特意义,并自觉地把这些因素纳入新文学的理论建设.

胡适曾经强调：“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等新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的运动,我们对之,应当表示相当的敬爱.”（30）“一切新文学的源头都在民间”（31）也绝非简单的民族主义式的宣言,他的新文学观念包含着把民间文化形态审美形式和新的语言规范等等纳入新文学的理论建设当中去的努力,这可以看成是本土化的角度上民间文化形态对新文学的一次介入.

当 “旧文字、死文字” 被断定为无法表现“新思想、新感情”,实际上也就宣告了传统的语言形式失去了创造“新文学”的可能性,所以,胡适首先将对文学的“新希望”与“承认新工具”直接联系起来.（32）“白话文学”观的建立成为一种必然.然而,白话文的提倡并非始于胡适.中国现代白话文运动开始于戊戌维新运动,其间蕴涵了晚清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努力,而在文学领域,传统诗文对于传统思想的表达及其既定的情感范畴并没有因白话文的提倡而受到彻底冲击.到了“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胡适对晚清白话文局限的剖析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这些晚清时期提倡白话文的知识分子到了“五四”时期会坚决地站到白话文的对立面.胡适认为,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文言仍是传统士大夫贵族地位的标志,“他们最大的缺点是把社会分成两部分：一边是‘他们’,一边是‘我们’”.传统文人大多“办白话报、看文言报”,两种语言的分界难以逾越.因此,胡适等自命的首要任务就是打通知识分子与民众由于语言隔阂而造成的沟通障碍,直接将白话推至创造中国文学“惟一的工具”（33）的高度.与此相应的白话文学“用的当日小百姓的言语,写的是当日的感情生活”（34）.也就是说,民间的白话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传统的反叛,更重要的是它可能能够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重要的资源.

当胡适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去提倡白话文时,更多的是要发掘白话文所拥有的形式上的审美特质.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强调的不讲格律、以俗语入诗,与民间歌谣语言明快、情感真实和表达口语化等审美特点非常一致.胡适文学观念的核心看似是语言形式问题,然而,形式与内容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新的内容的表达需要新的形式,新的形式方能表达新的内容.当文言诗歌在内容上已无法出新,那么反复出现就是那些与传统情感表达相对应的意象；而当新文学从语言形式上号召放弃文言、实现“诗体解放”时,同样意味着要寻求新的表现对象和经验范畴.胡适正是意识到了新文学“怎么写”同时也是一个“写什么”的问题.在强调“诗体解放”的同时,他明确提出“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35）,也就是与民间大众的沟通与交流,反映到诗歌创作上就是扩大文学表现对象的领域.对于新文学创作者来说,所要做的是深入民间,像民间歌唱者那样“有什么话,说什么话”（36）.

除《白话文学史》,胡适的其他著述都极力强调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中最富创造性的一部分,民间文学向新文学提供了最高的审美范式.《〈白话文学史〉自序》里,他提到“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等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37）由此,也不难理解胡适为何一直对《歌谣》周刊的活动非常支持了.1922年10月,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北京的平民文学》直接将“歌谣”作为平民文学的代表来阐述.他觉得歌谣中有很多有文学意味的风诗,值得用文学的眼光挑选出来,“供大家的赏玩,供诗人的吟咏取材”,“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曾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吧”.（38）胡适敏锐地感觉到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诗创作者中存在过于偏重西方诗歌经验之借鉴,而不注重本土民间资源的情况.

如果说胡适在诗歌的创作中不自觉地借鉴了民间歌谣的经验,那么,他的诗歌批评观的建立则自觉将民间文学经验放在了首位.他认为俞平伯诗的不足是因为他的诗不能“民众化”,认为俞平伯的新诗《可笑》“温厚蕴藉”处不及民间歌谣的十分之一；评汪静之《蕙的风》,“他的诗有时未免太露,然而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况且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39）；评《梦家诗集》,他强调“诗的意思与文字要能‘深入浅出’”（40）.1936年,胡适在总结自己创作特点时,论及三点：“第一,说话要明白清楚；第二,用材料要有剪裁；第三,意境要平实”（41）.就在同一年,停刊十年的《歌谣》周刊复刊,他为其撰写《复刊词》,将其与他的诗歌批评标准对应起来看,更能觉出他对民间文化形态自觉的认同和欣赏的态度.他说“中国新诗的范本,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国的文学,一个就是我们民间的歌唱”,“我们深信,民间歌唱的最优美的作品往往有很灵巧的技术,很美丽的音节,很流利漂亮的语言,可以供今日新诗人的学习师法”.（42）

胡适一直注重发掘本民族的资源.在“五四”时代,他能够不仅仅放眼世界,而且还关注民间本土文化、文学形态,发现民间自身所包含的现代性,的确难能可贵.由此,他新文学批评观的建立也就不仅仅是单从启蒙立场出发所作的一种文化选择,民间文化、文学也积极地参与到了其建构过程之中.

周作人的新文学理论也可作如是观.周作人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很多理论文章,内容涉及歌谣定义、歌谣分类、古代歌谣集评价、儿歌社会价值、艺术价值评论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无论学术高度还是理论深度,都堪称当时歌谣研究中之魁首.当《歌谣》同人对民间文化的价值大多深信不疑之时,他却显示出一种更为冷静、客观的态度.这在对歌谣的同声赞美中显得非常独特.他从歌谣中发现了那些与他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相通的民间的思想精神,将民间资源纳入他整体文学观念中去；同时,也发现了歌谣中内在的与他启蒙思想的矛盾之处.

五四新文学在周作人那里,首要意义是对“人的发现”.如何发现“人”,真正健全的人性在哪里?怎样建立现代意义上的“人”?“五四”知识分子常常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对“人”的认识.而周作人非常注重个人生命体验,他发现一个国家的文化常常消融在大多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触动他开始有意识地深入民间文化寻找答案.早在北大歌谣运动前七八年的1911年秋,他已经开始注重儿歌收集和整理.这种热情促使他“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书的时候起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之史的研究,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43）.可以说,这种热情与他的社会关怀思想紧密相连,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歌和妇女歌谣研究,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健全发展与单个人个性的尊重和张扬,实际上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融入了五四时期对“人的发现”与“社会的改造”的历史潮流之中.

胡适从民间歌谣里发现“白话”语言形式的意义,而周作人在“歌谣”中发现“感人的力”,也就是民间文化、文学蕴涵的真挚与诚信的思想感情.1922年4月13日,周作人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歌谣》（后被《歌谣》周刊第一卷16号转录）,文中引用吉特生的定义,对“歌谣”进行了全面的学术概括.此文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对歌谣文艺价值的认定.周作人明确指出“民歌是原始社会的诗,但我们的研究却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的,二是历史的”.关于“文艺的”,他认为不单对考察“诗的变迁”有所帮助,而且对新诗的发展也很有意义,“民歌与新诗的关系,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共通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他认为民间歌唱者是不得不唱,“因为是真挚地做成的,所以有那一种感人的力,这个力便是最足供新诗的汲取的” （44）.

他的《人的文学》一文同样用“力”来说明文学的特质,这并非巧合.他引用18世纪英国诗人勃莱克的话说：“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力是永久的悦乐”（45）.在他看来,民间歌谣率真、质朴和不受封建文化羁绊的精神力量正是文学“力”的源泉,这一点深深吸引了他,“民间的、下层的文学中虽然并非具有自觉的反正统的意识,甚至包含着正统文学中的某些意识,但由于在价值取向上的平民化和世俗化,与正统文学具有不同的审美特质,特别是在正统意识形态的压抑下,下层的民众具有摆脱压抑、向往自由的本能渴望,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中,就具有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消解和反抗”（46）,正是在“平民化”和“世俗化”的基础之上,周作人将民间文学与对新文学的思考贯通起来.

但是,对于平民文学的二元态度决定了周作人对“歌谣”的态度远比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周作人将平民文学与通俗文学作了自己的理解与区分.（47）进而,强调一种“提升”（48）.与此相应,他洞察民间歌谣中存在的需要“提升”的地方――传统痼疾、封建因素.这种对民间歌谣的清醒认识,在当时普遍的对民间浪漫化想象中,显得独特而有分量.由此不难理解,周作人为何一面节制地称赞民间歌谣形式,一面又民众中逆来顺受的奴性和缺乏生命力的顺从.

与胡适相比,周作人对民间文化的兴趣更为浓厚.他以学者的身份超越同时代人而广泛涉猎民间歌谣、童话、民间故事、笑话、俗曲等等,对于民间文化文学的关注和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但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他的态度是复杂的,他肯定了民间文化作为新文学建设思想资源的积极意义,同时又对民间文化、文学中消极因素保持批判的态度.

结语

何其芳在《论民歌》一文中曾经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许多作家在这方面（指民间文学――引者注）是有缺陷的.所有外国的文学艺术上的优良而且有用的东西都是应该学习的,民间文学并不就是一切；但是我们绝不可因此就忽视本国的文学遗产,忽视本国民间文学的宝藏.”（49）他的话提示我们,不仅在文学史的研究中要重视民间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在今天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之下,也要重视民间文化、文学对文学从精神底蕴到创作实践各个层面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意义所在.

注释：

（1）正如钟敬文回忆《歌谣》周刊时所说：“这份从传统学术观点看来,不乏有点离经叛道性质的小刊物,却在当时文化新潮怒涌的环境中起着巨大的应和与推动作用的.她唤起了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情感.一时响应她的心理和活动遍于全国.”参见《〈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钟敬文学术文化随笔》第9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

（2） 刘半农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回忆说：“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看,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第1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3）《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1918年3月9日、3月21日、9月21日的《日刊》均重新发表）.

（4）正如刘半农所说：“研究歌谣,本有种种不同的趣旨：如顾颉刚先生研究〈孟姜女〉,是一类；魏建功先生研究吴歌声韵类,又是一类；此外,研究散语与韵语中的音节的异同,可以别归一类；研究各地俗曲音调及其色彩之变递,又可以另归一类；等如此等等,举不胜举,只要研究的人自己去找题目就是.”《〈国外民歌〉译序》,陈子善编《刘半农书话》第1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5）（6）《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周刊第一卷1号, 1922年12月17日.

（7）12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1号,1923年3月25日；2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82首,《歌谣》周刊第一卷39号,1923年12月30日.

（8）8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1号,1923年3月25日；1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14号,1923年4月15日.

（9）《歌谣》周刊第一卷20号,1923年5月27日.

（10） 20首,《歌谣》周刊第一卷24号,1923年6月24日.

（11）（12）《歌谣》周刊第一卷39号,1923年12月30日.

（13）《歌谣》周刊第一卷40号,1924年1月6日.

（14）周作人：《的歌谣》,《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

（15）钟敬文：《江苏歌谣集序》,《民众教育》季刊第2卷第1号.转引自洪长泰《到民间去――1918年―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第11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

（16）《歌谣》周刊的编辑徐芳曾经承认,歌谣研究会收到过许多政治歌谣,只是他们对此不加讨论.参见徐芳《表达民意的歌谣》,《歌谣》周刊第三卷13期,1937年6月26日.

（17）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歌谣》周刊第二卷1期,1936年4月4日.

（18）刘半农曾在自己的讲稿《中国之下等小说》中透露自己写了一篇研究歌谣特质的《歌谣界说》,试图对歌谣的定义作个科学的界定,但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公开发表. 参见《中国之下等小说》,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142~154页.

（19）绍虞：《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歌谣》周刊12号,1923年4月1日.

（20）白启明：《歌谣谜语谈》,《歌谣》周刊第一卷47号,1924年3月16日.

（21）常惠：《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歌谣》周刊3号,1922年12月31日.

（22）绍虞：《村歌俚谣在文艺上的位置》,《歌谣》周刊12号,1923年4月1日.

（23）周作人：《歌谣与方言调查》,《歌谣》周刊第一卷31号,1923年11月4日.

（24）列出应调查的问题为“一,制成方音地图；二,考定方言音声,及规定标音字母；三,调查殖民历史；四,考定苗夷异种的语言；五,依据方言的材料反证古音；六,杨雄式的词汇调查；七,方言语法的研究”.参见《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歌谣》周刊第一卷47号,1924年3月16日.

（25）《淮南民歌第一辑》,第一卷85号,1925年4月5日；87号,1925年4月19日；88号,1925年4月26日；91号,1925年5月17日；92号,1925年5月24日.

（26）《歌谣纪念增刊》第2~7页,1923年12月17日.

（27）（28）《歌谣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第11－15页,第15~22页.

（29）废名：《谈新诗十〈湖畔〉》,《论新诗及其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96~112页.

（30）胡适：《新文学运动之意义》,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175页.

（31）（37）胡适：《白话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55页,第140页.

（32）参见胡适：《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282页.

（33） （3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149页.

（34）胡适：《国语文学史》,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页,第134页.

（36）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40~52页.

（38）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422页.

（39）胡适：《〈蕙的风〉序》,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455页.

（40） 胡适：《评〈梦家诗集〉》,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463页.

（41）胡适：《谈谈“胡适之体”的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466~469页.

（42）胡适：《歌谣》周刊复刊词,《歌谣》周刊第二卷1期,1936年4月4日.

（43） 周作人：《十堂笔谈风土志》,《新民声》,1945年1月16日.

（44） 周作人：《歌谣》,《歌谣》第一卷16号,1923年4月29日.

（45）周作人：《人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71、273页.

（46）王光东：《民间形式的审美活力――重说胡适与白话文学的关系》,《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2期.

（47）“平民文学决不单是通俗文学.等因为平民文学不是在做给平民看,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是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等所以平民的文学现在也不必个个田夫野老都可领会.等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要费心力,去启发他们.”参见周作人《平民的文学》,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0页.

（48）周作人强调要用贵族文学的精神去“提升”平民文学,以求达到平民文学的贵族化,即 “从文艺上来说,最好的是平民的贵族化”.参见周作人《贵族的与平民的》,吴平、邱明一编《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8~289页.

（49）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史诗歌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3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