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本质多元

［摘 要 ］文学本质问题是文学研究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仅仅是人们思考问题所采取的思维方式,它们并没有终结或取消人们对于本质问题的追问.我们认为,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时期、某一民族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这些生成、开拓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这种开拓与生成是没有终结的.建构文学本质多元存在论有以下价值：能够有效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促进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能够有效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能够有效促进文学理论研究回归“文学现场”,从而促进文学理论的“文学化”；能够有效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保存人类的人文成果.

［关 键 词 ］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学本质；文学现场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50-05

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持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开放性态度,强调文学本质的多元性存在.文学本质多元论认为,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应该具有历史的累积性与文化的叠加性,同时还应该具有未来开拓的可能性.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不仅是现实性的,同时还应该是可能性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笔者此处所说的文学本质已经不再是形而上意义上的本质,而是基于后现写作技巧论、基于文学事实考察具有形而下意义的本质,它指的是文学实践活动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一致的特征,质态,它是一种生成性的、建构性的存在.

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无所谓文学与文学观念.文学与文学观念都是一种人文现象,它们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成长相伴随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发展,文学活动也存在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不断丰富、不断开拓的过程.与之相应,文学的本质性存在空间也存在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展开的过程.但是,文学本质的展开往往并不呈现为一种线性连续的同质状态,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播撒、空间性的弥散状况.因为每一历史语境、民族文化语境各有不同,由此决定了文学本质空间探索向度的差异.文学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阐释性行为,应该走向“文学现场”.但何谓“文学现场”,它由怎样的成分构成?笔者认为,历史向度的文学、当下状态的文学、未来向度文学发展的可能及他民族的文学四种成分共同构成了“文学现场”的空间.文学本质多元论正是文学理论建设力图回归这种“文学现场”的一个尝试性的结果.

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历史相对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但是,笔者的思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纯理论的层面,而是更多地深入到了中外文学史的史实之中,并适当地结合了对于“文学现场”的分析考索.

依据相对主义文学观念,不同时期的文学质态不可通约,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质态也不可通约.比如唐诗与宋诗.唐诗讲究情趣,宋诗讲究理趣.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打量,相互审视.宋代严羽有一段著名的话很能说明问题：“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是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1］也就是说,依据唐诗的标准,宋诗实在算不上什么优秀的作品,因为它们太过于说理、太过于显摆自己的才气,结果导致太着实、太直白而缺乏余韵.当然,如果反过来,依据宋诗的标准来衡量、评价唐诗,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但是,如果以各自的规则来分别衡量、审视、评价,可以发现它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如今,唐诗与宋诗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文学经典,但是,它们成为文学经典的原因却是不可通约的.再比如,南朝的齐梁文学与唐代文学,西方的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象征主义文学等,情况也与之类似.其实,即或是同一时代、同一语境的文学实践也会往往如此.比如,象征主义文学对于隐秘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自然主义文学对于科学及现实世界的执著与唯美主义文学对于语言形式的刻意追求,表现主义文学的抽象化、本质化倾向与未来主义文学对于现代的拥抱及对于未来社会的希冀等,也都是这样.具体到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情况更为明显.比如,中国传统文学在言意关系上、在结构以及人与人、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上都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来审视西方作品,西方文学将会是低劣之作,因为它们太过直露、没有韵味,也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果反过来,情况也绝对会与之相应.再比如,中国的传统“史诗”、“戏剧”等叙事类文学与西方的史诗、悲剧等叙事类文学,它们之间又怎么样能够相互打量?但是,这样一些迥然相异的文学却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文学宝库,成为了我们所置身的“文学现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如此文学现场,面对各种质态的文学存在,文学理论将如何言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察、分析、思索,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史事实,笔者认为,文学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多元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文学本质的生成类似于我们传统观念当中道的演化,道原本为无,由无而生有,由少而生多.在人类社会出现以前,本无所谓文学,也无所谓文学的本质.进入人类社会以后,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文化语境,人们依据各自的生存状况、文化氛围,从事文学活动,构筑自己的文学世界,在不同的向度上开拓文学的存在空间,进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具有时代特点与民族特点的文学存在质态.在人类的文化时空当中,各种各样的文学存在质态、各种各样的文学本质开拓向度并不闭锁于某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某一民族的文化语境,而是处于一种历史与文化的开放之中,作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广为后世、不同的民族所享有.文学本质的生成是多向度的,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文化仅仅在某一向度或某些向度上生成、开拓,但是这些生成、开拓都从不同的方向上拓展了文学本质的存在空间,而这种开拓与生成没有终结,也不会有终结. 二、文学本质多元论与反本质主义文论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不得不谈一谈对于反本质主义文论的看法.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应该说从反本质主义文论获得了许多启发,汲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但是,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在很大程度上则立足于对反本质主义文论的反思、修正.

反本质主义是作为本质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反本质主义者看来,本质主义是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与知识生产模式.本质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在于,常常将某些特定群体,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生产出来的对于文学性的理解普遍化、非历史化.与之相反,反本质主义者认为,“任何理论或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的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然与许多具体的条件存在内在的关系.”［2］因此,要求将文学本质问题事件化、语境化、地方化,强调文学观念对于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的依附性.

本质主义文论的问题与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它以某一时期、某一群体出于某一需要所开拓的文学存在空间视为文学的唯一存在空间,限定了文学艺术本质存在的历史开放性与文化开放性,同时也限定了文学艺术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压缩了文学艺术的本质存在空间.相对于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它恢复了文学观念与社会公共领域、社会现实、文化实践、文学实践的联系,揭示了文学本质的历史性与地域性,注意到了文学存在空间的生成性质.但是,反本质主义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也是非常大的,我们如果不能及时地、认真地加以反思,修正,那么,它对我们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也必定会造成有害的影响.

在笔者看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反本质主义文论虽然注意到了文学本质存在于历史空间、文化空间中的播散与弥散,但却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质存在的累积性与叠加性.反本质主义文论主张,文学本质观念的建构具有事件性与地域性,文学本质观念依附于具体的社会语境与文化语境,进而过多地强调了文学观念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断裂、差异,而忽视了文学观念在历史时代之间、民族之间的连续性.实际上,每一种文学观念并非仅仅闭锁于某一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民族文化语境,而往往具有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的一面.文学观念的更迭与自然科学中的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不同,地心说可以被抛弃,但是当表现说产生时却并未完全使模仿说失效.因为文学的本质既是一种建构的结果,也是一种生成的结果,文学观念与文学实践相伴而生,并呈现为某种具体的存在形态.当然,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可以不断地改写历史上的文学文本,但是,我们对这种改写的程度、限度不应该过分地夸大.我们现在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但丁的《神曲》与作者同时代读者的感受肯定不同,但也肯定与阅读现当代的纯文学经典不同,这就说明,历史上的文学文本其意义并非完全固定,但也并非变动不拘.文学观念往往附着于某种文学存在形态.文学的存在形态存在于历史之中,但也能够走出历史呈现于当下,与之相应,文学观念也可以因之而走出历史.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讲,文学观念也具有历史的绵延性.况且,文学观念应用于文学实践,也并非随着另一种文学观念的兴起而完全停歇,而往往是继续运行.比如,当人文主义文学兴起以后,宗教文学实践还依然进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再比如,浪漫主义的兴起没有完全阻止古典主义文学实践,现实主义的兴起也没有完全阻止浪漫主义文学实践.另外,文学新观念的建构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的以及异域的文学观念、文学存在形态完全绝缘.因为文学观念的建构依附于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历史语境从构成上来讲,它不仅包含了当前的社会实践因素、当前的文化视野与文化成规,而且还承传了大量的文化传统,接纳了大量的异域文化因素—历史形态的各种文学文本、各种文学观念以及他民族的文学文本、文学观念还会以一种共时性的现实形态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呈现.

英美新批评理论家T.S.艾略特曾言：“历史意识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看到过去的现在性.”［3］笔者可以借以引申这样的结论：文化意识应该是这样一种意识,即不仅要看到文化的民族性、地域性而且还要看到文化的世界性.由此反观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其问题也就在于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缺失.

第二,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而没有真正地回到“文学现场”.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与福建社科院的南帆研究员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两段话非常清楚地说明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的整体学术取向.

我们并不能够提出新的可以取代旧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的新的本质主义文学理论,我们认为本质主义的提问方式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需要、目的建构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何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为什么取得了支配或统治地位?被封为“真理”甚至“绝对真理”?何种被排斥到边缘地位或者干脆被驱逐出去?原因是什么?这个过程是否表现为一个平等、理性的协商对话——商谈过程?是否符合自由的政治程序和文化精神?［4］

文学与“本质”的考察远不如文学与历史的考察重要.对于文学研究说来,这带来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后果：第一,文学性的定义只能是相对的,每一个时代都可能修改已有的定义.第二,相对于推敲一个普适的定义,不如解释某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产生这种而不是那种文学特征［5］.

“热衷于调查既有文学观念在发生学上的历史/地域性,致力于解构一切文艺学对文学‘本质’的认定,暴露一切文学观念的‘非普遍性’和‘非真理性’”［6］事实上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所以,从整体取向上来讲,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应该属于文学理论知识考古学的范畴,是一种文学理论史理论.“回到文学现场”,这是反本质主义者的主要理论主张,也是他们用以反对本质主义文论的利器,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现场,而是更多地回到了理论现场,对于文学批评史文献及其生成背景的梳理辨识,远远超出了对于文学史实、对于文学现场的关注.与文学史研究的脱节,对当下文学现场结构性考察、分析的缺失成为了反本质主义文论建设的重大偏失.所以,反本质主义文论主要是解构本质主义的理论、文学批评史理论,而不是“文学”的理论.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在我们当下的语境当中所能够承担的学术功能,主要是扫除本质主义文论的障碍,为新的理论建设开辟道路.它主要是一种批判的工具、开路的工具,而不是理论建设本身. 第三,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过于关注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梳理,而疏于对文学演变本身的考察分析.这一点与上一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一点上,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与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是非常相像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本质主义文论梳理文学概念是为了说明自身理论建构的真理性,而反本质主义文论则是为了说明文学观念的历史性、地域性.因为都脱离了文学发展本身,结果都没能很好地说明文学本质的生成问题.我们大家知道,在西方世界,在现代文学概念产生之前,以诗的名义加以统辖的各种文献,其外延基本上是与文学相吻合的.在中国学术界,情况与西方不太一致.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没有一种集合性的文体概念统辖文学整体,但这也不能说明与西方文学史、文论史相反的道理.我们如果从中外文学发展本身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将会发现,所谓现代文学概念的产生这样一个文学学科的重大事件,其实也仅仅是文学形态的另一种存在空间的开拓而已.在西方学术界,在诗的概念主宰文论话语的时代,诗要么是模仿、要么是象征,而在文学概念主导文论话语之后,文学成为了审美,但文学模仿或象征作为观念或文学实践,并未消失也并未失效.中国的情况也与之类似.在现代文学概念引入以前,文学要么是载道的,要么是言志缘情的,要么是天人合一的,要么是实用的.在现代文学概念引进以后,实际上也仅仅是增加了文学是审美的存在向度,而其他存在向度则依然还再延续.反本质主义文论,因过度关注文学概念而疏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考察,而使自己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上陷入到了一种错误的境地.

第四,反本质主义文论具有浓厚的历史宿命、文化宿命色彩.文学理论建设既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时代语境、一定的民族文化语境,又对社会时代语境、民族文化语境产生一定的促进,瓦解作用.文学理论不仅仅承担着解释描述的功能,而且还承担着一种文化先锋的职能.但是,反本质主义文论实践更多地强调了前一个方面,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一个方面.文学理论建构被看成了一种必然的、被动的历史承载,而不是被看做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介入性,超越性的行为.这就由此决定了,反本质主义文论更多倾向于解释、倾向于已成,而不太注意新理论的建构.在我们当今的学术界,反本质主义是作为一种新锐的理论而出现的,但实际上却包含了很多的保守性的成分.

笔者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设想,正是在对反本质主义文论以上问题反思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力图回归文学现场,恢复文学理论的“文学”性质；注重当前语境结构的考察分析；力避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就成为了笔者的自觉意识,进而也成了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主要学术取向.

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的价值意义

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具有非常大的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第一,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克服本质主义文论对于文学其他属性的遮蔽,能够有效地保持文学理论的历史连续性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历史上,文论家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基本上持一种文学本质一元论,或强调模仿或强调言志或强调抒情或强调象征或强调反映或强调审美或强调政治,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限制了文学理论自身开拓的各种可能性.这实际上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闭锁行为,既闭锁了自身也闭锁了文学.文学活动、文学理论实践实际上都应该属于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领域,应该具有一种广阔的包容性、开放性、立体性.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既是我们对于文学理论建设存在之家的回归,也是对于文学实践存在之家的回归.可望为我们的文学事业、文学理论建设事业带来勃勃生机.

第二,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吸纳历史上及他民族的文论成果、文学成果,形成开放、多元的学术视野.通观中外文论、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以往人类对于文学本质空间的探索,往往呈现为一种猴子下山似的状况.模仿说、表现说、审美说、文化说（中国现代进程发端以后,也基本类似）,一步一步地走来,抓住一个放弃一个,进而致使以往的探索归于无效.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呈现为一种一往无前的徒劳状态.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立,可以一改文学学科的这种发展史状况,它将会以一种开放、多元的胸怀来吸纳以往及他民族的文学探索成果,并以一种发展的眼光将文学的存在空间向未来开放.在文学本质多元论的视野之下,历史上的本质主义文论探究成果将不再毫无意义,而是会重获生机.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文学语言探索,我们当前的文化研究往往对其采取一种批判、否定的态度,而文学本质多元论,则非常注意对其合理性因素的吸收.在笔者看来,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的探索尽管远远没有达到目标,尽管在很多方面未尽人意,但是其探索的结果作为一种相对的文学本质绝对不会毫无意义,其考察、勘探的文学本质存在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可能会长时间地存在流传.

第三,建构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促进文学各学科的健康发展.我们以往编撰文学史往往都以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时下学术界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从一个方面来讲,应该不虚.但是,另一个方面也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历史毕竟是历史”.如果仅仅以某种现代的文学观念加以统辖,那么,文学史写作将会是平面的,而没有历史纵深感.那么,如何才能使文学史成其为历史,恢复其应有的历史纵深?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批评史观念,可以达到这一目标.

我国当前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整体状况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的研究者群体在世界上应该是规模最大的,成果产出也应该最多,但是在世界学术界却长期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产生应有的影响.关键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没有回到“文学现场”,仅仅是就理论谈理论,形成了一种理论的深刻、无效的深刻.再一个就是,我们的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实践缺乏对历史语境、文化语境的全面考察分析,致使我们的研究趋向某种偏执,众口众辞难以对话.文学本质多元论的建构,可望能够扭转这种状况.

比较文学研究,比较什么,研究什么?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比较文学研究源同而辨异,但是,为何辨异,其学术功能何在?学术界流行的回答是寻求民族间文学的互补互识.这当然不错.但是这主要是一种文化学、社会学的考量,而难以在文学学科内部得以落实.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四,文学本质多元论能够有效地看护人类的精神家园,保存人类的人文成果.这一点与第二点密切相关,但这里主要是就其文化意义而言的.有学者曾言,“将某物确定为本质就意味着对此物的极端重视.而人们只看重自己所没有的东西.”［7］人类的文化发展史确实如此.在专制的时代,人们渴望自由,进而将自由界定为人类的本质.在英雄主义、理性主义主导的时代,人们渴望感性,进而将感性界定为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发展就这样一步步走来,不断地感到缺失,而又不断地努力追求.人类的精神生存空间、文化空间不断地扩展、不断地深化.但是,这种扩展、深化并不是单向性的,而往往会出现反复或者往往会导向歧途.那么,在文化领域就需要一定的制衡性因素来加以规约、加以看护.笔者以为,文学本质多元论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这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