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幻想”

奥地利著名女作家巴赫曼从其前辈穆齐尔所提出的三种乌托邦幻想中生发了她的文学理念：“文学是幻想,作家是幻想的生存.”文章从作家的创作意识出发,分别从爱情幻想、思维幻想和社会幻想三个方面,重新解读小说的人物关系和结构层次.巴赫曼折射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文学幻想在小说中由于社会话语权力的强大无法得以实现,这隐喻了现实世界中作家的生存状态,但同时痛苦的经历也会成为作家艺术创作的必要前提.

一、

英格博格巴赫曼是当代德语文坛久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国外批评界对其诗歌和小说的研究热情一直持久不衰.《马利纳》是巴赫曼的《死亡形式》三部曲中唯一完整的长篇小说.同为当代知名作家的克里斯塔沃尔夫对巴赫曼作为小说家有着独到的认识：“巴赫曼并不是人们想当然的原本意义上的小说家,无拘无束地讲故事,而忘记了身在何处.她不是在讲述事件,而是在思考事件,思考每一个事件中的两可情况.”沃尔夫肯定了《死亡形式》三部曲的美学内涵和现实意图,巴赫曼是在走向一种“另外形式的讲述”.

巴赫曼的《马利纳》不仅包含了爱情小说、侦探恐怖小说的元素,它还是一部关于创作的艺术小说.依据汉斯霍勒所言,“艺术和生活的分离”是“――‘我’――要经过的第一道裂缝”.爱着并痛苦着的主人公“我”同时还是一位写书人,整部小说可理解成“我”的精神自传和深切告白.对于巴赫曼而言,她的小说并不只在于探讨女性的社会角色问题,而是在演绎把爱情置于绝对地位的乌托邦幻想,“这名女得如此特别,以至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相符合”.巴赫曼在关于“当代文学创作的问题”的法兰克福系列诗学讲座中曾就文学的本质和功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她认为,作家的历史责任在于要“代表他那个时代,表现某些对其来说时机尚未到达的东西”,在“自我”与历史的关系更迭中,“自我不再停留在历史中”,而是要凸显“自我中的历史”.在《文学是幻想》、《走进千年帝国》两篇文章里,巴赫曼从前辈穆齐尔的思想渊源中生发了她的文学理念,即“文学是幻想,作家是幻想的生存”,H而她所理解的幻想是“在任何现实中产生影响”的“最强烈的意图”.《马利纳》集中体现了巴赫曼的文学幻想,以及这种幻想无法实现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是认识现实世界不可或缺的历史经验,也是作家拿起笔来大声疾呼的写作前提.

穆齐尔针对他的鸿篇巨制《没有个性的人》划分了三种幻想的存在：在“另外的状态”,在“爱中的生活”,在“归纳的观念或者现存的社会状态”.巴赫曼的美学乌托邦也从幻想的认知经验、实用生活和时代问题上出发,并把她的诗学理念在小说《马利纳》中以女性的爱情和死亡为基点进行了丰富的展现.书中女性叙述的“我”执意要写一本书,但是,关于爱情的美好书写却由于现实的存在而变成了一本关于地狱的书.女主人公也认识到,她和伊万的“爱中的生活”只是虚幻的表象,于是,她把自己奉献在“卡格兰公主”这一艺术的古老传说里,但是,女主人公对乌托邦幻想的追求不能与时代问题分离,“我”的自我牺牲在“今天”并不能带来任何改变.所以,醒悟下的女主人公经历了身心的极大痛苦,她在一个“父亲”和“凶手”的暴力世界里历经磨难,“父亲”和“凶手”正是“封闭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战争”的隐喻.面对如何回忆和怎样叙述真实的历史,“我”的感性受到马利纳理性的强大压制,一种“新的感知、新的情感、新的意识”的新语言无法产生,这种“另外的状态”中所寄托的情感与理智相统一的幻想也就此破灭.

二、

在小说的开始,对伊万的爱是女主人公可以感受到的唯一真实的生存方式,她为了爱情而存在,即使和伊万的聊天也足以让她感到幸福.这个绝对化的爱情酝酿在“匈牙利巷子”的小天地里,这里要成为忘记过去和痛苦的安宁之地.女性的“我”渴望在这里爱与被爱,渴望创作,渴望化解身心的矛盾.“如果我能把自己隐藏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女性的传说里.”卡格兰公主的传说是女主人公的内心要挽救爱情的尝试,她把自己化身为一位被囚禁并在等待解救的公主,但获得解救的同时也是死亡的来临时刻.巴赫曼也认识到爱情幻想的短暂性：“爱情作为否定,作为例外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超然自身和心醉神迷的状态延续了――像信仰一样――仅仅一个小时.”

伴随着希望的破灭,叙述的“我”和伊万的关系在不断出现裂痕,伊万责备她写的那些沉重压抑的东西,她也尝试要描写美好的事物.但情感交流的匮乏导致了写作思维的凝滞,伊万和“我”的语言互动断续无章,平庸乏味,和一场完美的爱情相去甚远.女主人公尝试用自己的新语句来替代“用字母、音节、行数,非人性的固定用法、符号、常规和僵化空想”来表达的语言,这也表达了巴赫曼的“语言乌托邦”：“这个语言还从来没有统治过,可是它统治着我们的预感,我们在模仿它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把它作为断片占有,具体在一行字里,或者在一个情节里,把自己融贯其中,与之同呼吸共命运,作为表现的话题.”但是,西方文化传统中二元对立的思想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一处角落,现行的语言也以权力和暴力的姿态阻碍了敏感的、他者的、疏离于现存秩序的新语言的形成,艺术的创作也就无从谈起.爱情本是写作的前提,是艺术表现的先决条件,女主人公也是要为爱人写一本“美好的书”,爱情的失落让她有了清醒的意识： “我曾经很肯定,会有这样一本美好的书,我能为伊万找到它.但不会有这样的一天,不会有人们的存在,不会再有诗性等”她认识到对伊万超出一切的爱也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个性的一部分： “我需要我的双重生活,我在伊万的生活和在马利纳的生活,如果伊万不在了,我就毫无意义,但当我回家的时候,也不能没有马利纳.”为此,女主人公必须克服单面的生存状态和对伊万单向的爱,找寻以真实情感为依托的生活方式,伊万的拯救或者马利纳的诊治都不是对她有效的方法,她已无退路可言,结局似乎也不可避免：“我在伊万中生存,而在马利纳中死亡.”

三、

女主人公陷入万分的痛苦中,这种痛苦不仅是爱情中的极端感受,也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对于寻爱的渴望及幸福感和无爱的绝望及伤痛感在小说中挥之不去,前者是要促成写就一本美好之书的愿望,但最终却是一本地狱之书出现在女主人公的噩梦中.巴赫曼曾在一次获奖感言中把“人们可以要求真实”作为艺术的先决条件,“那种隐秘的痛苦让我们能够感知经验特别是真实,如果我们处在这种强烈的、伤痛的状态下,痛苦不断产生,我们就可以简单而明确地说：我的眼睛睁开了等艺术可就得以实现：在此意义上,我们所有人的眼睛都睁开了”.女主人公由于一系列痛苦经历的回忆而趋向崩溃,她的故事只能由马利纳,这个在她身边却又始终保持距离的男人来承接,但他只想把她经历的诸多“死亡形式”淡化、遗忘、讲述出来.在小说里,回忆是叙述的“我”获得自我历史和语言的唯一可能的途径,但是,回忆也给“我”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因为回忆是受制于集体文化意识的过程,所以“我”无法独自获得语言的能力,也不能成为述说“死亡形式”的主体,“我”只能处于记忆的梦魇和失语的困境中.马利纳不可能续写出女主人公的故事,作为代表强大的理性思维传统的社会精英,他缺乏写书的前提条件,无论是一本美好的书,还是一本地狱之书,因为他不可能具有会危及其生存状态的敏感性和主观性.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和马利纳的对话中,矛盾似乎有可能消解,两个人互换了问与答的位置.“我”要求马利纳从“我”的立场回忆,虽然这对马利纳而言是危险的,如果他就此响应,他就要接受“我”的写作原则,但这种感受和描述现实的方式将会磨蚀掉他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和客观性.马利纳不能接受“我”的要求,他把女主人公的纸张卷成一团扔到她的脸上,建议她还是自我放弃：“你不会再需要你自己.我也不再需要你.”马利纳对叙述过程的插手已经预示了最后“我”的思维与写作方式将被压抑和排斥,在与马利纳持续的思想对白中,女主人公因文学幻想的无法实现被迫而死.在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危机中,完整统一的认识个体已不再复有,马利纳和“我”代表了两种认识形式,即理智和情感,巴赫曼把穆齐尔的“另外的状态”迁移到作家的“幻想的生存”中,希望文学能够起到对完整个体的表达和教育功能,能够获得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但是,和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一样,小说中“思维之路”与“爱情之路”并没能重合在一起. 四

巴赫曼通过小说中女性的身心体验表达了她的文学幻想,但她深知幻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因为现存的社会秩序和话语霸权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根深蒂固.她的主人公在不断地追寻神秘乌托邦,想要获得自我治愈和解放的途径,可是,这种爱情、语言和艺术的乌托邦并不能抵挡对女性的、情感的主体感知方式和创造力的棒杀,因为后者的“癫狂”与“危险”会破坏既存的统治秩序.所以,女主人公最终不能再发出声音,她被社会“谋杀”而死,而社会则被描绘成“最大的杀人场所”,女主人公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及其他暴力结构中走向毁灭,创作的主体无法建立起个人和历史的关联.巴赫曼的幻想诗学就此体现在她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以及对一个对立的时代和图景的希望.

巴赫曼在《在杀人犯与疯子之中》曾毫无保留地描述了战后的奥地利社会法西斯流毒依然肆虐的情形,她对1945年后重建时期的奥地利进行了最本质和最全面的清算.《马利纳》中创作与现实的冲突也被赋予了时代的社会意义.巴赫曼研究专家汉斯霍勒指出：“人们可以认为《死亡形式》系列小说,特别是《马利纳》中讲述的内在世界,不是公共的,而是被排斥到无意识状态中的历史书写,一个被擦掉历史的不安回归.”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以凶手的面目出现在小说的中心章节“第三个男人”中.叙述的“我”所有的梦魇都见证了纳粹历史的和暴力,“我”连续地经历着无限的痛苦.第一个噩梦的场景是在集中营的毒气室,是“我的父亲”把“我”送进来的,“父亲”在这里是潜在的战争的化身,而小说中所表现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就处在“永远的战争”中.“我”的生存处境转换成创伤和恐惧的语言代码.战争的隐喻一方面反映了“我”的生存状态受到了强大的社会传统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的内心挣扎：“它是战争.你是这场战争,你自己.”

女主人公的爱情对现存社会秩序而言即是一种病态,她敏锐的感知对既有秩序构成了威胁,所以不能被其所容.女主人公在努力地追求她的个性发展,以有别于传统思想的模式爱并创作着.她和伊万在一起的时候曾说过要用他们的爱情去“传染”别人,对父权社会权力话语的反思已使她认识到她的生存困境.她反而把这个社会视为病态的,并想通过爱来疗救这个世界.她最终认识到在这个“卖淫无所不在”的现实里,她既找不到心中伟大而永恒的爱,也无法抗拒一成不变的秩序法则.“这是一道很古老的墙,一道很强大的墙,谁也无法从中逃脱,谁也无法打开出口等这就是谋杀.”社会作为“最大的杀人场所”,伊万、马利纳、“第三个男人”以男人统治世界里的具体形象压抑了叙述的“我”的声音,对“我”进行身心的摧残,是代表了形形色色暴力的“杀手”.

在巴赫曼的笔下,代表创作主体的“我”的文学幻想无法实现,无论是对完美爱情的追寻、感性与理性的碰撞,还是对一个公正社会的希冀,强大的传统力量扼杀了作家的语言和创造力,“我”的生存危机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病症,“我”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但是,生存的经历,特别是“新的痛苦的经历”又会召唤作家的使命感,让他们的文学幻想继续前行,因为“创作有必要进行下去”.

基金项目：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小说性别叙事话语研究” （编号：201 31 slktziwx-10）；大连外国语学院比较文化研究基地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