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文学”一词

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五四’时期,文学的定义为什么成为一个明显的、强烈的要求?这是因为受到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冲击,在西方新知识哺育之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文学观念深怀不满”.它的确抓住了“文学革命”的理论焦点,调解了传统文学观与现代文学观之间的尖锐分歧论争,奠定了中国整个现代文学的基调,这充分显示出,西方文学观念在汉语知识界中催生的文学独立意识正在更换传统的文学定义.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文学的笼统性,或者说是包容性,即“文学”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通常不加区分地用于指称一切文字文本；二是文学的功利性或者工具性,即在对文学的文化定位上,着重其作为工具的价值而否认其自足自为的本体价值.这两种成分相依相伴、彼此支撑,在现代文学观念产生以后,被我们的理论术语表述为“杂文学观念”.虽然在这一笼统的“文学”概念之下,还有细分的诗、词、曲、赋等概念,用于指称各类以辞采、抒情为主的文体,但它们并没有被作为一个整体与那些以应用为主的文体相区分,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论还没有发现它们的某种共同本质,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抽象出“文学性”“审美性”这一类概念的理论水平.历史上六朝时期,出现了“缘情”“沉思翰藻”和“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这一类的文学定义,但这些定义一直难以与“言志”“载道”抗衡,并长期受到正统观念的贬斥和压制.后来鲁迅赋予这一时代的文学思想以“文学自觉”的荣耀,使之经过了现代的、西方的文学观念洗礼而得以声名归正.

而一旦“文学”需要讨论,需要重新定义这一意识浮现出来,就暗中挑战了杂文学观念,因为不再是一切文字文本都可以统属在“文学”这一称谓之下了.这个说法有意区分“文”之为体与经、史、子各体之差异,抓住了“文”在语言形式上的独特性,对中国传统文论实是一大贡献,杂文学观念有望由此解体,并从中诞生现代的“文学自觉”.这一派文论的存在,证实了杂文学观念的解体,也是传统文论内部演变的产物.

言及于此,就不能不提阮元.阮元“文言说”的主张,核心观点是把“用韵比偶”,重视语言修饰之文树立为“文”之正宗.注意到古人写作时根据汉语自身特点而形成的一些形式规范,注意到某一类文章特别重视这些形式规范,并把这种对形式的考究和追求作为“文”区分于经、史、子的本质特征,这就调整了中国传统文论无视创作实际而一味轻视形式的倾向.在实践上,“用韵比偶”一方面把诗、词、曲、赋、骈文等文体归属在一起,在新的理论眼光下形成新的类别；另一方面把其它文体排除出去,以保证这一新类别的纯粹性.这无疑是对文本资源所进行的重新组合和划分.在理论上,“用韵比偶”作为类别特征的提出标志文学观念的变化,新的文学知识正在酝酿.之后“文学革命”从西方获取理论资源,再度更新了“文学”一语的内涵和外延,引发了对文学范围的重新划分,诗歌、散文、小说、剧本被集结在一起,并与其它重在应用的文体相区别.所以,从数十年后新文学的发展反观“文言说”,也可证实传统文学观念在阮元的时代就内发性地走向解体,只是阮元依据的是文本形式,而新文学的依据在文本形式之外还有情感、想象、虚构、审美非功利等特性.在今天看来,阮元式的内发性解体与接受了西方冲击后的新文学观念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如何看待文学形式的价值,前者由于受限于儒家知识体系,在放弃了笼统的“文学”概念而认同它是一个特殊的文本类型之后,并不能充分意识到文学形式在文化上的独立价值,因而最终不能完成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解构,后者则赋予文学形式在审美价值上的自足性.显然,正是西方美学的介入为后者提供了有效的解释原则,把外在形式上的区分置换为内在性质上工具价值与审美价值的辨别,使解构传统杂文学观念、推进文学独立的要求获得了更清晰的理论表达,也使文学独立这一符合中国文学自然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获得了为文行文的可行性.

历史倥偬,洗尽铅华,国粹作为母体与欧化作为激素共同孕育了“文学”这朵奇葩,如果说这叫作中西合璧,那么是否该这么表达“文学”的定义及特点：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文化样式,它是具有社会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的、凝聚着个体体验的、沟通人际情感交流的语言艺术.文学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文学总是要呈现审美形象的世界,这种审美形象具有想象、虚构和情感等特性；文学传达一个完整的意义,本身构成一个整体；文学蕴含着似乎特殊而无限的意味.

斗胆预见一下“文学”的发展走向；文学是建立在非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然是发展起来的,就说明眼下人们所谓的文学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淘汰或转变成为非文学,现在称之为非文学的类属在以前也曾是当时人们心目中的文学,即文学与非文学本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辨识的标准就在于人类无穷无尽、无边无际的感知罢了 .

（王国富 河南省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 47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