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曾枣庄\吴洪泽《宋代文学编年史》

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如刘知几所说的“三才”,即史学,史才和史识.史学,可指较丰厚的前期知识储备；史才,可指统驭和组织这些知识的技能.史识,可指面对史实的洞察力、理论的概括力和道德倾向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曾枣庄、吴洪泽先生所著《宋代文学编年史》(凤凰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就是一部“三才”俱备的学术著作.

只要略微关注著者的前期成果,就无人怀疑《宋代文学编年史》会在“史学“上出现问题.曾枣庄先生主编过《全宋文》、《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三苏全书)),出版过哎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年谱》、《苏辙评传》、《三苏传》、《三苏文艺思想诤、《三苏选集》、《苏诗汇评》、《苏词汇评》、《苏文汇评》、《唐宋文学研究》、《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论西昆体》、哎宋文纪事》、《宋文通论》、《集部要籍概说》等数十部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吴洪泽先生主编过《宋人年谱丛刊》,是《中华大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的副主编、《全宋文》的重要成员,并与曾枣庄先生合著过敏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宋代卷)、《宋代辞赋全编》等.正是凭着长期的沉潜和积累,皇皇四大卷,近三百万字的《宋代文学编年史》才令人信服地顺利完成,

董乃斌先生评价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时说：“这部皇皇四巨册的著作有个一眼可见的特点；其内容的构成大不同于一般流行的文学史,没有那些文学史中占据大部分篇幅的分析性,评价性、议论性文字,而完全是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按年月编排而成,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这部书全都是‘干货’、‘实料’,而杜绝了任何空言.,(《文学遗产》2000年第5期《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这段话几乎可以一字不移地用来评价《宋代文学编年史》.因为该书同样突出资料性,强调实证性,基奉以丰富翔实的原始资料编排而成,不以铺叙描述或议论评析为主.即使是一些评价性、议论性文字,也是节录或概述前人定评,井注明出处,尽量杜绝空言.凡对同一文学事件,各书记载有歧异者,均择善而从,无旁证资料可资考订者,则并存诸说,态度十分慎重.编年的内容则包括对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文学事件、文学结社(流派)、文人交往、文学名著、名篇以及宋人对前代文集,尤其是唐代文集的研究整理和评论等各个方面,范围广阔,网罗丰富.为了给读者提供较为可靠的史实,该书在材料考订上用功颇深,不仅注重原始材料的挖掘,而且注意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如苏轼《屈原庙赋》系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一,吴雪涛《苏文系年》、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三均系于嘉四年(1059)冬.该书据宋人郎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屈原庙赋》题引晁补之语,改系为治平三年十二月,郎哗为宋人,晁补之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其言自当更为可信.再如该书据《宋初诗人赵湘考论》(《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定赵湘生于959年,卒于994年,据《V文苑英华>收录诗文上限考略》(《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定《文苑英华》收书实从魏晋起,据《文史》第二十八辑所载程遵彦《宝文阁待制程节墓志》,定程节生于1033年,卒于1104年,据《文史》第三十辑所载《曹豳墓志》,定豳生于1170年,卒于1259年,据北京图书馆拓片所载祖无择《祖公墓志铭》,定祖士衡生于987年,卒于1025年,据江西省博物馆所藏吕惠卿(<刘公墓志铭》,定刘瑾生于1023年,卒于1086年等,均可见出著者的认真负责和对宋代史料的熟稔.丰厚的内容,严谨的考订,为全面细致地展示宋代文学的风貌提供丫坚实的“史学’基础,但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一“基础”之上,将难以构筑起任何学术大厦.因为无须二十世纪后现写作技巧论的冲涮洗礼,高明的史家也都明白“人类只能无限逼近而无法穷尽”的道理,对历史原貌的追求具有“神话性”和“必要性”双重意味.“神话性”是指今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只能是史家按一定原则构建起来的一种知识体系,过去的历史不可能完整重现,“必要性’是指“历史原貌,应作为一种学术追求的理想,以统合现有的学术资源,使其有序,稳定的竞争发展.不致淆乱当下正常的知识传递、思想交流和社会生活.因此,如何以创造性的“史才”取舍定位、组织结构那些浩如烟海又纷乱无比的史料,以相对深刻全面地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的认知,往往关乎一部学术著作质量的高低和成就的大小.《宋代文学编年史》在这一环节,显示出他的匠心独运.

首先在史料的取合定位上,著者以为：中国古代的各体史书都详于政治、军事,略于经济、文化,而文学更略.该书既为,文学编年史”,自然详于文学.而“文学”又须按中国传统的泛文学观念,举凡宋代的诗、文(文又包括辞赋、四六和散文)、词、诗话、词话、文话、小说、戏剧、笔记,只要具有一定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宋代作品,都属于编年范围.这就保证了该书能够不照搬西方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概念,而是从中国古典文学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全面繁荣的宋代文学(包括文艺思想、辞赋、散文、四六文、诗、词、诗话、词话、小说、笔记等)相对完整地呈现出来.

其次在史料的组织结构上,著者创辟式地综合运用中国史书的写法来重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最早的史书为编年史,以时间为顺序,按年月日编写,易于展现历史脉络,《宋代文学编年史》名为“编年”,自然要用这种方式作为全书的基本结构,但编年体“事以年隔,年以事析”(杨万里《袁机仲通鉴本末序》,特别是人物事迹,常被切割得鸡零狗碎,难以对人物生平、性格、成就有完整印象,著者便适当吸取纪传体史书写法的优长,对宋代文学家的编年,做相对集中的叙述.但在展现文学发展的复杂历史环境、跨时较长的历史事件以及牵涉人物较多的文学结社(流派)时,由于“一事之首尾,或散出于数十百年之间,不相缀属”,(朱熹《跋通鉴纪事本末》)不管是以时为纲的编年体或以人为纲的纪传体.对此都显得力不从心,《宋代文学编年史》处理这些问题时,又机智地汲取纪事本末体的经验.如江西诗派是宋代十分重要的诗歌流派,统治两宋诗坛将近百年,涉及的诗人数以百计.为了避免叙述的零散化,《宋代文学编年史》在绍兴三年癸丑(1133)五月吕本中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序》处.先作集中论述,引其序,复引夏倪对宗派图排序的意见,再引历代对《江西诗派》一书的著录,最后补叙前未及述的江西派诗人李锌、李彭、杨符.将这个宋代影响最大的诗人群体叙述得眉目宛然,这正是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写法.其他对西昆派、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的处理也大体采用了这种方式.编年体以时为经,纪传体以人为经,而纪事本末体以事为经,《宋代文学编年史》则综而运之.正如龚鹏程先生在该书序中所云：“本编则融通变化.以编年为主,而实兼纪传及纪事本末.这应是本编创用之体例,”

除了灵活运用中国史书的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宋代文学编年史》还对史书的论赞体做了大胆吸收.中国史书往往以类似案语的形式表明作者的看法, 刘知几将之统称为“论赞”.其《史通》卷四《论赞》云：“《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检测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苟悦日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日撰,刘晒曰奏,衰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谥、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这些论赞,或杰思伟论,或切中肯綮,或“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惧”(《新唐书》刘知几传),充分展示着各位史家的“史识’.《宋代文学编年史》亦仿”太史公曰”,写下了八十余条案语,对一些重大问题作综合性论述.基本代表了著者对宋代文学的历史认识,不仅新见迭出,可读性强,而且符合史实,对宋代文学的研究亦有较大的推进.

翻览《宋代文学编年史》.明显感到宋代诸帝对文学活动的参与热心,著者遂在乾德四年丙寅(966)五月二十六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宰相须用读书人,基本奠定了宋代重文轻武的政策”处以及同年闰八月“诏求亡书”条下分加案语,胪列大量事实证明宋代诸帝皆好读书,并注重搜求亡书,然后指出帝王好文对宋代文学繁荣的影响：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疮痍,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城中好商髻,四方商一尺.城吕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后汉书》卷二四《马廖传》)此言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而宋主好文显然是宋朝文学繁荣的重要表层原因之一.在宋主好文的影响下,宋代多世代书香之家.庄绰《鸡肋编》卷上：‘岐国公王在元丰中为丞相,父准,祖贽,曾祖景困.皆登进士及第.其子仲修.元丰中登第,公有诗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等宋代武将亦好文.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杨文公《谈苑》载：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刘吉父诗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大年称其豪.近世有张师正,本进士及第,换武为遥郡防御使,亦能诗,有《升平词》云：‘旧将封侯尽,降王赐好归.,又有‘蜗角功名时不与,涧松材千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梦,落花贵贱不由人.’他句皆类此.”又载：“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张奎妻长安县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为多,著者‘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吴安持妻蓬莱县君,荆公之女也,有旬日：‘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那得知.’荆公妻吴国夫人亦能文,尝有小词《约请亲游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皆脱洒可喜也.’(第42―43页)

翻开任何一部古籍目录都不难发现,书至宋代突然增多.这是与宋代印刷术的发展,宋代士人喜著述,喜欢整理古籍分不开的,而倡此风的正是宋代诸帝.《长编》卷六十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岳书板几何,胬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从宋初建国到景德二年仅四十余年,书板增加了二十几倍,从“具经疏者百无一二“,变成“士庶家皆有之”,发展之速.实在惊人.(第45页)统治者对世风文运的具体影响,在这些案语中简明形象地传达出来,再如历来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爱情诗.该书案语却征引二十余首宋代诗歌,认为宋人爱情诗数量可观,既有“珍重到霜毛”的夫妻基本感情倾诉,也有“蜀笺都有三千幅,总写离情寄孟光”的相思表达,而且“中国婚外情之多,未必亚于他国,即使理学兴起、封建礼教大大加强的宋代,涉及婚外情的诗篇也多如牛毛”(第2116页),立论新警,振聋发聩.其他对辨奸论、朋党、文禁、科举制、制科、律赋、字序、雕版印刷、佛道、君臣唱和、御制集、笔记、类书、唱和诗、白体、九僧诗、李商隐诗、李杜诗集,西昆体、洛阳文人群体、庆历诗风、古新、江湖诗案等的案语也都珠玉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总之,《宋代文学编年史》以丰厚的史学、创辟的史才、高明的史识,立足于中国文学实际,重新构建符合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学史体系,努力以新的视角立体呈现宋代三百二十年的文学发展,不但气魄宏大、视野开阔、成就可观,而且突破了现有诸种文学史的框架模式,丰富了文学史编写的种类,在方法论上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胡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