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上都扈诗

摘 要：元代实行两都巡幸制度,扈从的诗文家沿途创作了大量诗歌,形成了“上都扈从诗”.少数民族诗人马伯庸、乃贤和萨都拉也加入上京扈从诗的创作行列中,本文拟采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从“地域风貌”、“地理意象”和“地理空间”等方面入手研究他们的扈从诗.

关 键 词 ：上都扈从诗 地理意象 地理空间

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上都登上元朝皇帝之位,将开平府作为临时首都.公元1264年,改燕京（今北京城）为中都,后称大都,开始正式实行两都巡幸制度.在扈从的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是诗文家,他们扈从皇帝北行,亲身经历巡幸的整个过程,目睹了巡幸规模之宏大、仪式之隆重,上都及沿途奇特迥异的山川风物,所见所闻,使敏感的诗人们情思涌发,创作了大量诗歌,于是形成了“上都扈从诗”.一些少数民族诗人也加入上都扈从诗的创作行列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马伯庸、乃贤和萨都拉.马伯庸是元代雍古族著名诗人,乃贤是本突厥葛逻禄氏人,萨都拉则是一位蒙古族人.作为少数民族诗人,他们与塞外、草原、大漠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在歌咏塞外地理山川方面特色尤为明显.故本文拟采用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方法,从“地域风貌”“地理意象”和“地理空间”等方面入手研究他们的扈从诗.

一、上都扈从诗描绘的地域风貌 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南音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音之始,起于河渭之间”,“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与北方迥别”.此为声音造成的南北文学差异,“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刘师培在此指出了文学与地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学所描绘的内容各不相同,成就也就各领.

上都扈从诗作为边塞诗的一种,其描写的对象离不开两都之间这块辽阔的北方边塞土地,扈从诗人将目光集中在从大都经昌平、榆林、洪赞、雕窝、龙门、赤城、独石口、牛群头、明安、李陵台、桓州到上都长达八百余里的壮丽山河,他们在扈从诗中描绘了这里的风土人情,其地域文化特征、地域寓言色彩非常突出.

元代“未暑而至,先寒而南”的两都制使得大批文人学士有机会以扈从身份游历上都,由此也带来了元诗的独特形式――上京纪行诗的发展与兴盛.《元诗选》《元诗选癸集》《元诗选补遗》收录五十余位诗人的四百九十七首上京纪行诗,并且诗人文集中仍有增补余地.扈从官员和文人前往上都观礼、巡游,沿途欣赏北方草原的壮丽风光,上京的奇异景观、物产民俗以及宫中礼仪等,成为他们诗歌创作的极好题材.他们创作的这些上京纪行诗一方面可以被当作文献史料,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当时两都之间的独特风情地貌,“若观夫巨丽,虽不能形容其万一,而羁旅之思、鞍马之劳、山川之胜、风土之异,亦略见焉”.

在扈从诗人的笔下,这片北方边塞的山川广阔无边、气势磅礴、苍凉悲壮.在马伯庸的笔下,居庸关“高与蜀道齐,深乃盘谷亚”（《度居庸关次继学韵》）,“涧深孤碓响,山暗数灯明”（《居庸关早行》）；在乃贤的笔下,居庸关则“叠嶂缘青冥,峭绝两崖束.盘盘龙虎踞,岑献互回伏.重关设天险,王气与坤轴”（《居庸关》）；而在萨都拉的笔下,居庸关又有另一番景象,“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画击云雷张.关门铸戟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过居庸关》）.草原上的居庸关艰险高深,苍凉悲壮.驿道上的龙门“荡摩日月昆仑坼,吐纳风云混沌开”（马伯庸《还过龙门》）,“荒烟淡暮色,高巍巍”（乃贤《李陵台》）的李陵台、“百折回冈势欲迷”（马伯庸《竿岭》）的竿岭.这北方草原上的山川风光,无不在诗人的笔下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这里的山川在诗人笔下显现出苍凉悲壮的情调,这些山川同风土人情共同成为诗歌的描写对象和抒情背景.北方边塞广阔无边,在长达八百余里的扈从路途上,扈从诗人时时、处处体会着当地的风俗民情.走到上京,诗人马伯庸体验了“土房通火为长炕,毡屋疏凉启小棂”（《上京翰苑书怀三首》）,品尝了“六月椒香驼贡乳,九秋雷隐菌收钉”（《上京翰苑书怀三首》）,诗中描绘了当地居民居住的既有土房、也有毡屋,睡火炕,种地椒,喝驼乳.诗人当时正巧赶上端阳节,“人家时节近端阳,绣袂罗衫双佩光.共笑江南五咋组,画浮波供角黍”（《上京书怀》）.由此可见当时上京欢度端阳节之盛况.当然,也有体现草原牧民生活的诗歌,“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放牧是草原牧要的经济活动,放牧牛羊,可以获取奶酪、牛羊肉等食物,还可以通过和汉族地区交换获得衣服、工具等生活用品.“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射猎是草原民族一项非常重要的传统活动,在放牧生产活动之外,牧民经常要进行狩猎活动,猎获物不仅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还可以通过狩猎活动来训练战士.“歌残《敕勒》风生帐,猎罢阙氏雪没.”（萨都拉《上京秋日三首》）在放牧和射猎之外,草原民族善于歌舞,朗朗上口的《敕勒歌》悠悠荡荡飘散在草原上空.

两都之间独特的地域风貌、风土人情成为扈从诗描写和抒情的基点,扈从诗围绕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人一物、一风一俗描绘诗人的见闻,表达诗人的情感.扈从诗人在这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美妙,慨叹历史的沧桑变幻,进而建立起属于他们的“地域寓言”.

二、上都扈从诗中的两类地理意象 所谓“意象”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是指以表达哲理观念为目的,以象征性、荒诞性为其基本特征的达到人类审美理想境界的表意之象”,也就是主观之“意”与客观之“象”的结合体.主体指具有丰富情感和想象力的作者,客体则是外在的物象,意象的创造过程就是作者发挥灵感、想象力将内在之意诉之于外在物象,其中凝结了作者的情感和理性.意象的审美过程就是读者通过对外在物象审美,还原作者的内在之意的过程. 而所谓文学的“地理意象”是指叙事类作品或抒情类作品中所表现的具有“物质形态的具体物象”.对上都扈从诗来说,以“地理因素”为基点来联结时空,其作为作家创作发生的基点,同时也产生了写作的顺序.诗歌要表现“地理时空”,就需要用具体的某一种“地理意象”来构建和呈现,因此“地理意象”也是作家创作诗歌、艺术构思中的一个基点.

上都扈从诗中的“地理意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自然地理意象”,另一类是“人文地理意象”.所谓的“自然地理意象”主要是指由于自然造化而形成的原始自然物象,如山、水、河、海、云、雾、星、太阳、月亮,以及大地上生存的动物与生长的植物.它们属于地理空间的一个部分,是组成地理空间必不可少的元素.上都扈从诗中的“自然地理意象”就是元代北部边塞的一个大型展览馆,既有龙门、竿岭、独石、沙碛、檐子洼、李老谷、滦河等“山水意象”；又有荞麦、沙菌、地椒、芳草、韭花、柳树、紫菊、金莲、桦树等“植物意象”；还有牛、羊、马、骆驼、白狼、子规、兔、鹘、貂、白玲雀、天鹅、狐、犬等“动物意象”.正是由于八百里扈从途中自然风景的丰富多彩,扈从诗中的“自然地理意象”也就呈现地格外纷繁.

“人文地理意象”主要指文学作品中存在的与人的创造相关的物象,如故宫、武侯祠、长城等.上都扈从诗中的居庸关、龙虎台、李陵台、刘祠等遗迹都属于“人文地理意象”,比如马伯庸的《度居庸关次继学韵》《龙虎台应制》《李陵台二首》,乃贤的《刘祠》《龙虎台》《赤城》,萨都拉的《过居庸关》《赤城》.扈从诗中也有描绘宫殿建筑,也属于“人文地理意象”,如大安阁、幄殿、兴盛殿、棕毛殿、华严寺、洪禧殿、睿思殿、仁寿阁、宣文阁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都扈从诗中,人文意象和自然意象已经成为“共生共存”的关系,自然意象承载着一定的人文特征,寄托着作家的思想精神,从而具有了符号性质和哲学意蕴；而人文意象则与自然山川融为一体,成为自然意象的一部分,所以一部分人文意象中,有部分已经变成了自然意象,因为它们已经融入到自然山水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如居庸关、李陵台,既是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人文地理意象”,同时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见证着朝代的更迭和历史的兴衰.萨都拉《过居庸关》：

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画击云雷张.关门铸戟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

诗人经过居庸关,苍凉的景象,不由想起了当年的古战场,白骨累累.在这里,居庸关是典型的“人文地理意象”,看到居庸关,即想到了战争,想到了历史的兴衰,朝代的更迭.

马伯庸《度居庸关次继学韵》：

飞空陟云献,决咨书图画.天气吹高寒,山雨洒长夏.冥冥白鸟去,寂寂松子下.此诗中的居庸关,则是自然山水的一部分,高耸入云霄,松林“寂寂”,白鸟飞飞,此绝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扈从诗人在途径居庸关时,眼中看到的是居庸关苍凉悲壮的风景,想到的是曾经的战火硝烟.所以在诗中既描绘居庸关雄壮的景象,同时要抒发胸中的无限感慨. 由此可见,在对上都扈从诗中的“自然地理意象”进行探究后,会发现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背景出现,同时也蕴含着一定的人文属性,最终其自然属性还是起着一种基础性的作用,发挥着主导性的意义.

三、上都扈从诗构建的双重地理空间 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学空间,是与地理相联系的文学空间,其包括文学作品的现实空间和审美空间.所谓文学作品的现实空间是指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以一种现实的眼光如实地描写自然地理形态,作品中存在的空间形态与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景相比没有很大的变形,可以唤起我们对于现实地理空间的实体印象”.而作家在审美创作活动中总会将外在的“地理空间”内化为自己创作的心灵空间.作家作品里的“地理空间”建构,往往体现了他们的审美倾向与审美个性,以及他们的创作理想与创作目标,是作家情感与心理的一种直接实现,从而形成哲学、文化意味上的“审美地理空间”.

元代创作扈从诗的诗人拥有天然的“地域”自豪与精神优势.作为一种地域特色的显在表现方式,元代诗人大多自觉地在其作品中调用、置放、呈现或忠实复制大都――上都间的驿路风情和上都地区的山水风情.

如萨都拉《上京即事五首》其一云：

大野连山沙作堆,白沙平处见楼台.行人禁地避芳草,尽向曲阑斜路来.

其二云：

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白马如云向西北,紫驼银赐诸王.

诗中将上京四周大山连绵、原野开旷的风貌勾勒了出来,这里有“芳草”“斜路”,还有沙堆、楼台,浓香的马奶酒正被用来祭祀,远处吹来了带着草香的清风,雪白的马儿在草原上自由地驰骋.这是一幅开阔而又和谐的图景.

其三云：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

诗人在这里是对塞外风光的信笔勾勒,恰似一幅黄昏之塞外风光图.落日余晖之下,牛羊散落在草原上,香甜的乳酪满嘴生香,北风吹起来的沙土就像漫天的雪花,一座座毡房放下了“毡帘”.

再如马伯庸《上京翰苑书怀三首》其一云：

沙草山低叫白翎,松林春雨树青青.土房通火为长炕,毡屋疏凉启小棂.六月椒香驼贡乳,九秋雷隐菌收钉.谁知重见峰客,飒飒临风鬓已星.

诗人在这首诗中描绘的是春雨后的上京,低低的小山,飒飒凉风,草树青青.诗人坐在土房的火炕上,六月的地椒香飘得到处都是,喝着“驼贡乳”,隐隐的雷声消失在雨后的天空,沙菌冒出了头.眼前可以清晰地展现出一幅雨后上京风光图.

当然,扈从诗人所构建的现实地理空间,一方面是展现塞北风光,另一方面也通过这个地理空间来播散出强烈的符号信息、象征气味,具有“地域寓言”色彩,因此这种地理空间有着鲜明的独异性,作者的思索和特有的寓意尽在其中.如扈从诗中关于居庸关的描写,萨都拉在《过居庸关》中云“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描写居庸关处于一个南北交接的地理位置,但这只是居庸关的一个地理背景,诗中并没有再多介绍,转笔写这里“关门铸戟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诗人想到的是当年这里的古战场,由居庸关控制南北的险要地理位置,生发出了对历代征战、兴亡变换的感叹. 再如对李陵台的描绘,马伯庸《李陵台二首》云：

故国关河远,高台日月荒.颇闻苏属国,海上牧羝羊.林闻野祭,汉室议门诛.辛苦楼阑将,凄凉太

史书.

这首诗开头便交代了李陵台偏远的地理位置,日益荒芜的现状.开头对李陵台的描述是作为之后诗人感叹元代社会汉室遭诛的悲惨现状、当年李凌将军客死异乡的无限凄凉的地理背景.诗人面对孤寂的李凌台,回想着当年李凌将军的悲壮,感受着现今蒙古族统治的天下,汉人所受到的不平待遇,心中不由生发出了无限的感慨.

当然,诗人“审美地理空间”的构建,不仅仅可以从扈从途中所见所闻的某一个事物来呈现,也可以从其扈从的整个过程来呈现一个完整的关于北方边塞的“地理空间”.

扈从诗人从大都出发,一路经龙虎台、居庸关至竿岭、赤城、龙门到李陵台,最后到达上都,扈从诗也一路写来,从“绝壑闭云气,长林振悲风”（乃贤《龙虎台》）的龙虎台、“高与蜀道齐,深乃盘谷亚”（马伯庸《度居庸关次继学韵》）的居庸关,到“百折回冈势欲迷,举头山市舆云齐”（马伯庸《竿岭》）的竿岭、“牛羊尽归栅,微镫掩松关”（乃贤《赤诚》）的赤城,“峥嵘龙门峡,旷古称险绝”（乃贤《龙门》）的龙门,再到“今古李陵悲绝处,夕阳野牧下荒台”（马伯庸《李陵台次韵杨学士》）的李陵台,最后到达“鸡鸣涉滦水,惨淡望沙漠.穹庐在中野,草际大星落”（乃贤《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的上都.

一路走来,我们的视野从崇山峻岭的居庸关、竿岭到一片苍茫的李陵台、上都,经过重重山峦到达了茫茫草原,整体遵循扈从路上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北方边塞从东到西的大致面貌.所以扈从诗既是对北方边塞的现实描绘,同时也是对我们审美上的一种呈现,在扩大的空间里体会扈从诗中所描绘的一景一物,实为审美上的一种体验.

故此,扈从诗中所构建的现实地理空间,也称为“自然山水空间”,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符号.扈从诗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空间”的符号化和象征化,使之成为一种象征体,成为负载着作者审美意图的“地理寓言”,体现出审美艺术与审美思想的统一.由此,上都扈从诗中的“地理空间”构成一种地理空间美学.

扈从诗中的自然山水、人文景观都是承载着扈从诗人审美意图的“地理寓言”,构建起了文学的地理审美空间.扈从诗独特的文学地理学属性,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民族生活图景、地域文化精神和民族心理,特别是揭示地域文化表层经验和深层底蕴,这也是元代扈从诗的特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