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心态:跨文化与双重人

摘 要 ：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新移民文学已然成为一道自成特色的跨文化风景线.随着身份的转变和时势的突转,新移民作家们作为精神的探索者,透过其在流散之中呈现的经历、感受和体验,最为引人注目的姿态乃是在边缘地带游走,即在来去家园中形成的边际心态.这种“双重人”的边缘角色,既是真实的,又是隐喻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中,依然注定要继续游走或穿行在（精神）漂泊的旅途上.此外,由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深刻影响,伴随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潮”的持续不断,当下的海外华文写作的创作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归来后作为一群“在场”者的海归作家们,在小说、诗歌、散文和影视等领域,均为华文文学世界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创作实绩.可以说,海外新移民中的“海归文学”,不仅是新世纪华文文学的一大亮点,而且为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意义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关 键 词 ：边际心态；跨文化；双重人；海归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63（2012）1－0050－05

DOI编码：10.3969/j.issn.1008-0163.2012.01.014

一、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各种途径移民他国的新移民/留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和拼搏,大多已在海外安居乐业,也有不少人着力拓展事业,开始在海外崭露头角,而在经济文化科研等方面成绩斐然者的确大有人在的话,那么,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由于自从开放改革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样吸引着大多数海外学子大杀“回马”,企冀能回国内大展拳脚,一露身手.究其原因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中国目前的留学生工作政策宽松,体现了留学工作人员“来去自由”的精神；二是中国已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建设新阶段,展示出无限美好的前景,为各类留学人才提供了较好的创业和发展机会.当然,话要说回来,现实与想象是远距离的,诚如中国留学生当年走出国门,意欲在海外“淘金”一样,既备尝艰辛,又深感自我失落,弄不好还会人困马乏.离开故国数载,“回马”也不见得好使,要想插足其中,成就一番事业,并非一蹴而就.但国内经济形势好转,社会相对稳定,市场极为广阔,这是看得见的事实.与其在外“洋打工”,不如回家做主人.带着这种心态,许多人纷纷挥戈从四面八方挺进“中原”,俗称“回国潮”、或称“海归派”.旅居澳大利亚的留学生/新移民族群也不例外.

同样的,如果说早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之初）风靡一时的“留学生文学”,是以留美（国）的“文学”最为突出的话,包括当时的阅读热点《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那么,随之又迅速掀起留日（本）“文学”热潮,包括《日本留学一千日》、《月是故乡明――中国姑娘在》等,留澳（洲）的则有《我的财富在澳洲》、《绿卡梦》［1］等.一方面是对海外社会、异域风情和留学生/新移民生活作呈万花筒式的书写,另一方面是来自作家自身生命体验的亲历性和心路图,这种特定的文化资源,既与海外新移民作家拥有一份独特的跨国越界的经验及置身域外那种令国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处境有关,又恰好可以满足当时国人和读者的消费需求.因为对于更多的中国读者来说,异域的生活仍是一个陌生而神秘的新世界.于是,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些作品的另类边缘谱系,迅速成为吸引读者眼球的新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群体现象,为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的对象和话题,尽管同是出国留学,但价值取向却不甚相同,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印证和重写了“留学梦”.进入90年代中后期即跨世纪之交,由于时势突转,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因素相当活跃,加上许多当年出国的留学生从“身份焦灼”的痛苦中获得“新生”,一梦醒来,便拥有了绿卡且生活慢慢好转了,他们从留学生摇身一变为“绿卡族”、“新华侨”,或加入居住国国籍,披上洋外衣.这时,“留学生文学”的题材逐渐转向,题材明显的比早期更为宽泛,且关联着更为广阔而多元的社会现实、历史情境和话语系统.这样,散布海外各不同国度或地域的留学生文学互为参照,并且广泛地联系着其他文化产品和现象,于是,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已然形成了一道自成特色的跨文化风景线.著名学者谢冕、张颐武先生在《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一书的第二章中,曾对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片头曲作了一番有趣的解读,涉及了一种“独白”现象.原歌词如下：“千万里我呼唤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你不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惟一.Once,onceagain,Iaskme,问自己是否爱你,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我今生已注定要独行,热情已被你耗尽.我已不再是我,可你却依然是你.Once,onceagain,Iaskme,问自己是否恨你,问自己你到底好在哪里?”作者将这首情歌中的“我”和“你”解读为“隐喻式的中西方关系”,这无疑是一种有趣而敏锐的洞见.他们进而引申道：“这里的困惑是经历了百年沧桑的民族在与西方有了无尽的纠结之后所发出的追问等这首歌无情地揭示了昔日的梦幻和希望的破碎,最好地提供了置身于冷战后新世界格局中的‘中国’之境遇的表述.透过无情的追问让我们去重估走过的道路.”［2］

走过从前,走过“风雨澳洲路”,走过注定了此岸的无法告别和彼岸的难以企及,对于那些喜欢用文字来表达内心诉求的漂泊者,注定了生存与写作之间呈现的流动性或流散性.而人在异质土壤上的跨域写作,驱使海外作家们以一种游走于边缘的姿态,谋求着精神主体的身份建构.面对这种既清醒又痛苦的精神历程,蓦然回首之际,到底是得是失,是潇洒是无奈,是“外患”是“内伤”,是庆幸是感慨?有的人为了梦中的橄榄树而情愿流浪天涯（三毛式）；有的人是“有个声音呼唤着我,归来吧归来”（费翔式）；有的人则“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从此作别西边的云彩”（徐志摩式）等

二、

岁月更迭,轮回流转.自然“风水”也在轮流回转.的确,西方不亮东方亮.处于转型期跨文化的浮桥上,从故土到异乡,又从异乡奔向新的旅途,在一次次的迁徙流转中,旅程中的一切仿佛变得陌生起来,暧昧起来.何处是家乡,何处是异乡,互为两极的角色似乎难分彼此,总是纠缠在奔波往来或来去家园的路上.这种边际心态和双重角色便形成了一种永无休止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尤其是从“底层”空间挣脱出来的中国留学生,尽管他们精神镜像的回廊中依然保持着民族身份,但他们实际已成为“边缘人”,或称“双重人”.他们唯有重新审视命运,为自己重新定位并作出新的人生抉择.作为“文化边缘人”的写作者,当陡然的断裂让生命与源头不期而遇时,他们便驾起文字（母语）的方舟,漂泊在浩茫的感受大海之中.其话语空间在参与构造文化转型之链上,以自觉和非自觉的方式充当架接起时代断裂的文化浮桥.在澳洲华文作家中,寄居墨尔本的作家刘熙让（刘奥）以敏锐的眼光,较好地把握了这一焦点,并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长篇小说――《蹦极澳洲》［2］,1995年由北京群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作者继成名作《云断澳洲路》（获台湾侨联总会举办的96年度“华文著述奖”文艺创作项小说类首奖）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在《蹦极澳洲》这部小说里,作者试图通过主人公在中国和澳洲“飞来飞去”的故事,反映出中国走向世界、外国人走向中国的时代特征；表现出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既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的本质特点,既真实巧妙地状写出不同文化的细微差别,也能较好把握并叙写出人类的共同特性,预示了中西文化在跨世纪的时代所呈现出的殊途同归大趋势.

刘奥试图通过一个华侨回国寻亲与经营所经历的曲折故事,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变化,进行由表及里的解析与描写.他既想写出“新移民”回国寻亲与国内的新变化格格不入,反映出当代中国人在婚姻、爱情和价值观等方面的最新动向,从中也反映出中国人在异国他乡的种种得意与失意,表现出中国人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流亡悲剧命运,同时,作家透过澳洲人民酷爱中国文化的特殊情结,体现中华文化在跨世纪之交所呈现出的特殊内涵和独特魅力.小说中还借对一个虚构星球的讴歌与向往,来表现出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与热爱.刘奥试图把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艺术概念,与中国的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有机地融合在作品中.他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情节取胜的优秀传统,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手法,特别是从当代澳洲作家的艺术创新中吸取了不少营养.在描写东、西方文化撞击所产生出来的火花时,他试图把“共生”与“多元决定”这些后现代主义的新概念渗透到作品中,表现出两圆相交所产生出的“双重人”的性格特征.

王蒙说,探索人的精神世界的秘密,是文学（小说）的一个使命.因为“小说往往又是生活的一种发展.等小说是生活的一种反映,又是生活的一种虚拟和检测设,生活的一种补充,生活的一种深化、净化、强化,是生活各因子的一种新的排列组合”［3］.刘奥通过文学世界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新现象”,而他笔下的“双重人”,在现实世界里可以找到许多原型.对此,悉尼华文女作家小溪有她自己独到而新颖的理解,并撰文称之为“庄伟杰现象”――

说到庄伟杰,悉尼华人并不陌生.十多年前他主编的刊物《满江红》和武力主编的《大世界》并峙,可称一时瑜亮,都是老留学生津津有味、咀嚼再三的精神食粮.其后,又主办了《唐人商报》.更值得一提的是庄伟杰是大陆图书在悉尼开书展的首创者.等庄伟杰毅然决定来澳洲后,又作出一个断然决定：“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挥戈北上回大陆攻读博士.等

其实,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并非孤立事件.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落魄悉尼多年,寥寥不得志,最终也回到大陆,在杨澜的“阳光卫视”旗下打出一片天地.有“悉尼第一排版高手”之称的龚陆林,辗转多家报社,现在也成了澳门电视台驻上海经济专栏的主持人.类似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这一群体现象,可称之为“庄伟杰现象”.其内涵在于怀有专长出国,却无法用其长处,最后杀回中国,才得以重展雄风.［4］

刘奥通过小说的叙述方式塑造了“蹦极澳洲”然后穿梭于澳中两地的“双重人”,已成为一个特定的新名词为华文文学长廊提供了一种新的“形象”参照.庄伟杰的诗歌《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以隐喻方式通过“家园”这个意象,喻示着双重意味：物质的家园和精神的家园.“他尝试用心灵阐释的方式对留学生精神苦难作一次史诗式的概括.从书名中就可以看出：‘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意味着从故国的精神境界中走出来,在更高的层次上又向故土文化回归.”［5］而小溪的文章则是对世纪之交即转型期跨文化语境中去来家园的海外华人、尤其是边缘文化人,即如刘奥笔下的“双重人”这种新现象作出最为贴切的现实注释.所有这些,诚如庄伟杰在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作品19号中的咏叹：

举头放眼远方并非浪漫

低首注视脚下并非现实

置身今天又远离今天

亲近家园又远离家园

人人都是主角

希望拥有自己拥有明天［5］

这种带有悖论式思辨色彩的话语,具体表现为对自我生命存在境遇的展示,对生命存在的意义把握和寻求拥有生命价值.如同萨义德所言：“他们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6］

然而,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探索者,透过其在流散之中呈现的经历、感受和体验,最为引人注目的姿态乃是在边缘地带游走,即在来去家园中形成的边际心态.这种“双重人”的边缘角色,既是真实的,又是隐喻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境中,依然注定要继续游走或穿行在（精神）漂泊的旅途上.正如霍米巴巴所说的,一方面,为了生存和进入所有国的民族文化主流而不得不与那一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另一方面,隐藏在他的意识或无意识深处的民族记忆,却又无时无刻不在与他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对此,旅作家严歌苓有着更多清醒的认识.她自言欣赏“像加缪那样站在局外”,这种“局外人”或“槛外人”的姿态和感受,“就像刚到美国时我觉得许多事物给我新鲜感一样,国内现在也常给我新鲜感,让我有创作冲动.国内的许多事情对于‘局内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似乎存在的都合理.但我就不是这种态度,包括一些中国近代史上发生的事件,我都不觉得它们理应如此,常喜欢横过来竖过去想,越想越觉得它们有价值,又通过写作它们来反思审视它们、让它们进入我们民族集体记忆的价值”［7］.由于所处的特殊“站位”,以及生命体验所发生的双重语境,让作家有机会进行一次重新思考、体验和表达.这种自觉的边缘意识或边际心态,使严歌苓的创作获得了更为开阔的视野和更富个性的色彩.于是作为“中国文学游牧民族”之一员,她自由地穿行于“原乡”与“异乡”之间,在创作上产生了新的爆发力,为海外新移民文学捧献出一系列的精品力作.其中包括敢于直面“边缘人”的人生,能够穿透“边缘人”喜怒哀乐的表层,抵达笔下人物心灵痛苦的深层,对人性幽暗的角落作出生动而大胆的深挖细掘,无论是反映域外风情和故事的《扶桑》中的扶桑、《少女小渔》中的小渔、《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还是自由往返于海内海外之后书写家国之梦和中国故事的《寄居者》中的May（玫）、《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小姨多鹤》中的多鹤、《天浴》中的文秀等众多人物形象,都是她长袖善舞的杰作,也可看出她多变若妖,总是生活在传说中,总有写不完的人间传奇,引人注目地活跃在海外和中国两个空间.

三、

由于现代性的历史境遇等各种因素的深刻影响,伴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潮”的持续不断,当下的海外华文写作的创作主体也发生了变化,其文化身份出现了空前的复杂化元素,具有交糅性、多重性、国际性乃至暧昧性的特点.这种新变发生的动因是“新移民”作家的“二次文化震荡”和“二次身份转换”.学者刘俊从“海归”这个词（概念）的本质属性出发,认为“就文学领域而言,如果一个作家经历了从‘新移民’到‘海归’的转变,那他（她）的立场、视野、感受无疑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她的创作形态和文学风貌发生转换；如果一个作家率先将自己从‘新移民’到‘海归’身份变化和人生轨迹在作品中加以表现,那他（她）很可能就此引领一种新的文学潮流并生发出一种新的文学品种”.据此,他将之命名为“新移民海归文学”［8］.另一位学者戴瑶琴则称这是“21新势力”,认为如果将“新移民”的界定扩展,不应局限于20世纪70年代末从大陆移民海外的新移民,而应延伸到港台［9］.

如果说旅作家施雨是新“海归文学”这一现象的先行者,并以小说《不穿正装的男人》（2009）和《上海“海归”》（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来体现自己从“新移民”变成“海归”之后,重新获得了一种新的写作立场、精神姿态和文化视野,那么,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海外华文作家开始尝试着体验并描述有别和超越于早期留学生/新移民文学中以乡愁情结或特殊地域经验为主要题材的更为复杂多样的生存境况,无论从文化视域或表现领域来看都更为宽广,庶几从根本上改变和重写了海外华文写作的状况.譬如,曾以一部中篇《你别无选择》而饮誉当代中国文坛、被称为“先锋派”的旅欧女作家刘索拉,继2003年《女贞汤》之后问世的首部长篇小说《迷恋咒》（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我们可以发现存在其中的那个令人迷恋到死的“咒”,不管是叙述对生命的迷恋、对死亡的迷恋、对音乐的迷恋、对情爱的迷恋,还是表现人物之间具有的关于友谊、关于音乐、关于情爱与性的理解和纠结,作家都能将如此世俗的人类情感驾驭得如此疯狂生动,自由无拘而从容.这可视为刘索拉归来后再度在华文世界为先锋小说树起的一面旗帜.我们从早期（90年代）归来的旅加作家阎真那里,同样可见,这位被人誉为“写困境”的高手,也是“精雕细刻”的高手,自成名作《白雪红尘》产生震撼力以来,在探索中一路奉献出多部力作,《沧浪之水》激起的浪花和涛声尚未平静时,又推出《因为女人》.其中富于张力和韵味的人物对话,丝丝入扣的心理刻画,细致逼真的气氛渲染,既为女性的精神困境和性别尊严寻找出路,又企图借此重新定义爱情的时代.作为“海归派”学者型作家,其正视尖锐的时代性问题所作出的深刻而别致的思考,让小说的艺术品位和内在冲击力再次引发震撼人心的价值效应.此外,常往返于中欧之间的女作家虹影,相继推出《上海王》、《上海之死》、《好儿女花》；蜚声海内外的“龙卷风”龙应台回台后捧出《亲爱的安德烈》、《目送》；而作为旅美新移民作家的重要成员薛海翔,归来后则在上海专事影视编剧；始终在词语之内航行的“朦胧派”著名诗人多多,2004年返国于海南大学任教,继续沿着诗歌的方向航行,而这个方向就是要“直取诗歌的核心”等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证明从海外归来后的新移民作家们,在小说、诗歌、散文和影视等领域,均为华文文学世界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源和丰富的创作实绩,成为新世纪华文文学的一大亮点,鲜明而独特.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倘若说“海归文学”或称“新移民海归文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现实依据,那么,归来后作为一群“在场”者的海归作家们,将如何定位其归属呢?由于他们作品的“立场、视野和感受具有了杂糅性和融合性”（刘俊语）,从某种程度上看,其边缘性的特质还是显而易见的,加上写作者的身份、视角差异呈现出不同风貌,可以说,既与中国本土文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不完全属于中国文学.无庸置疑的是,它将成为当代华文世界的一个新话题.从整体上观察,起码的可以为我们带来诸多启示性意义和新的学术生长点.

首先,“海归文学”的存在可以让人感受到海外华文写作整体水平的提升及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除了异域的经历不仅没有使海外华文写作由于文化差异、生活动荡、身份焦虑等因素而失根或失去创作力,反而是当海归作家们穿越了中西生活的复杂表象之后,他们获得了更为多样化的关注人性的新视角、新参照,更为立体、客观、敏感地和把握世界、理解现实人生的契机.其次,“海归文学”的在场与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直接联系和对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补充了新的元素和新的价值取向,尤其是审视事物的角度和思维方式.再者,“海归文学”与之前的“新移民文学”纯粹立足于海外生活和异域体验不尽相同,在转换中多以中国叙事作为立足点,或者说,中国想象和中国经验在海归作家笔下渐成叙述重点,而拥有域外生活经验,则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着西方文化视野和自由诉说.其四,“海归文学”出现了新的文化转向,既从早期多以反映自身的特殊经历和乡愁情结逐渐走向文化思考,又意识到在文化冲突中如何更好地延展和表达自身的文化观和民族观.其五,“海归文学”的写作主体是新移民,无形中为我们理解和界定“新移民文学”提供了一个新视点,或可当做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海归文学”的自然延伸,或可窥见海外华文作家再次回归“本土化”之后的个体姿态、生命体验和生存方式,引发人们对新移民文学从整体文化生态加以观照、探讨和思考.

注释：

［1］曹桂林：《北京人在纽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版；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小草：《日本留学生一千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李惠新：《月是故乡明――中国姑娘在》,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毕熙燕：《绿卡梦》,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

［2］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第二章“跨入新空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

［3］《王蒙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45、332页.

［4］小溪：《“庄伟杰现象”漫谈》,澳洲：《华人日报》2003年3月22日.

［5］孙绍振：《智性话语与诗性沉思――庄伟杰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序》,见庄伟杰诗集《从家园来到家园去》,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5页.

［6］〔美〕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7页.

［7］丁杨、严歌苓：《严歌苓：我追求写作的“浓后之淡”》,《中华读书报》2008年6月18日,第9版.

［8］刘俊：《“新移民海归文学”：新立场、新视野、新感受、新文学――以施雨和她的〈上海“海归”〉为例》,《华文文学》2010年第4期.

［9］戴瑶琴：《21新势力：“新移民海归文学”》,《文艺报》2010年10月29日,第4版.

作者庄伟杰,男,旅澳诗人,作家,文学博士,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暨南大学研究员,澳洲国际华文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