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信与超越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变成了世界的主要经济体,中国文学也被迅速地推到了世界文学的聚光灯下,与各国文学展开了彼此面对面的交流.经历了新时期30年的改革开放,这种交流既水到渠成,同时也难免躁动与误读.2006年,德国汉学家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评价即是个典型的事例.此后,面对着世界文学的庞然大物,“唱高论”与“唱衰论”论争不已,非常激烈.这种激烈的理论争鸣,不但澄清了有关中国文学的若干谬见,而且还高度自信地昭示了它的独特存在,以及是如何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和未来的.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性地证明了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自信地迈向世界舞台,其中,有多个方面值得重点关注.

一、人之表现的自觉

高尔基所提出的“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在新中国的不同历史阶段都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更使我们意识到：文学对人的表现应该是自由的、全方位的.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文学对人的表现也经历了一个由规范到开放的过程,至新才真正地实现了人之表现的自觉,如《历史的天空》、《大漠记》、《英雄时代》、《张居正》、《秦腔》、《湖光山色》、《蛙》、《你在高原》等作品,从梁大牙和陈墨涵、孟八爷和猛子、史天雄和金月兰、张居正和万历皇帝、张引生和白雪、暖暖和旷开田、姑姑和宁伽等人来看,在表现对象方面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从底层的芸芸众生到高居权力之巅的皇帝,从柔弱的小女人到乡村奉行男权主义的粗蛮的庄稼汉,从不同职业、三教九流到新兴的社会群体,等等,中国文学以庞大的触角,几乎囊括了当今社会方方面面的人物.

同时,人又是复杂的,这些作品仿佛人性的解剖书,不但静态地摹写了主人公的社会属性与生物属性、自然属性,而且还不约而同地探讨了各色人等的共同人性；不但深刻地摹写了人的本质,还抽象了人类本性的多层次性,从而深刻地展示了人性的多姿多彩；而且还动态地描述了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人性的蜕变与毁灭的过程,在《<穷人>小引》中,鲁迅曾这样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挖掘：“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①新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在不同人物性格的混融中,色彩缤纷地展示人性的善与恶、真与检测、美与丑的悖论及其辩证法,上述这些人物形象,就成了复杂人性的标本,也“解密”了复杂人性的内在构成.

在对人的不同角度的切入中,人的丰富性得到了充分地展示.但中国当代文学对人的表现并非停留于此,而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以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为鹄的,立足于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在对人的立体的展示中,又担当了更为崇高的使命,凸显了深刻的中国品格；还通过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与碰撞,从而个性化地实现了与它的深度融合.

二、价值建构的自信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形形色色的价值取向不断地蛊惑着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在质疑和变奏中,中国文学不但在新世纪初步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而且还指向了广阔的未来.从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的《大河遗梦》、《天高地厚》、《星光下的乌拉金》、《国家订单》、《雪豆》、《银狐》、《L形转弯》、《家乡的泸沽湖》、《非常小子》等作品来看,它们概略地描绘出中国文学价值体系的轮廓,也形成了个性化的、多层次的价值探求.

1. 正统价值.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核,要求作家具有鲜明强烈的社会主义价值意识和崇高的审美理想,要以广阔的胸怀、磅礴的气势、绚丽的色彩去描绘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的领导下排除干扰、战胜困难、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天地的光辉历程,要表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真理.②由于强烈的政治性和时效性,“正统价值”容易触及当代社会某些敏感的、尖锐的矛盾、问题甚至阴暗面.这就需要作家站在党性立场,具备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感,勇敢地干预生活,不受其迷惑,也要防止“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与公式化.这类作品通常会以直面现实的“巨大勇气”和意识形态表现的重要性而得到肯定拔擢,也会遭到“固守传统”的批评.

2. 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主旨的正面价值.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普遍的表现形态,要求作家在书写正统的价值之外,还要以历史的、世界的、现代的眼光审视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所取得的辉煌业绩、为人类进步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所创造的丰富、灿烂、深厚的华夏文明,她的聪明、勤劳、俭朴、坚强、英勇的子民,她奉守和平、不屈外敌、学习先进的精神；审视以中国为代表的百年（1840-1949）革命,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自豪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改革开放的大手笔与大气魄,加入世贸、积极应对全球化、成功申奥等世界形象的塑造；审视以和平共处原则处理国际关系,积极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审视生活变迁、个人的命运浮沉、心灵的净化等历史逻辑、社会规律及时怎么发表展趋势.与“正统价值”的表现相比,“正面价值”更能包容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学.总之,以民族复兴为主旨,当代文学又充满了凝聚力.这类作品因参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工程而颇受意识形态推重,也因表现的广泛性和多样化,获得人们高度期许,茅盾文学奖也因此有了更宽泛的思想标准和评选对象,如《长恨歌》最终获奖,就得益于评委会能突破对“正统价值”的狭隘理解.

3.“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最高追求.当代中国所进行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文学实践,最终目的在于解放“人”,使“人”能够完善自己,发展自己,“人”的解放主要是以以上的论述为基础、有序地升华的.脱离当代文学的具体性来奢谈“人”的最高追求,或者止于当代文学的具体性而取消“人”的最高追求,都是无意义的,茅盾文学奖与“主旋律”价值也在互动中促进这类作品的涌现.③ 总而言之,中国文学的价值建构还是坚守真善美的本位,不断创新传统文化的基本质素,辩证地汲取了其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同时,还以肯定性价值为基础,以批判性价值为杠杆,并在特色与普遍、个性与共性的结合中,表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它根植于当代文学实践,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对话于世界的多样性,从而自信地显示了它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三、艺术创造的自然

自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精神焦虑,这便是“影响的焦虑”；摆脱影响、寻求创新,一直是“新时期”文学潮流变更迭现的内在动力；从最早的现代派与伪现代派的争论,再及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都在殚精竭虑地突破中国文学的表达技术.这种“追新立异”尽管付出了“必要的代价”,但也从语言、思维、结构等多个方面促进了它的艺术开放.

经过了20多年的躁动与历练,新的艺术创造开始走向圆融与自然.无论是了一容的《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冯艺的《桂海苍茫》、刘醒龙的《天行者》,还是李洱的《花腔》、杨志军的《藏獒》、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檀香刑》、曹文轩的《细米》、李东华的《猪笨笨的幸福时光》,以及《娜夜诗选》、《喊山》、《山南水北》等作品,我们都可以看到别样的艺术形式旗帜飞扬.它们风华正茂、姹紫嫣红、百花齐放、风采依然.如果从艺术层面来看,这些作品已超越了学习、模仿而进入到了自我创造的阶段,走向内在的自然.

这种自然化主要表现为艺术样式的平等化.经过了30年的探索,在文学作品中,已经不可能只存在某种单纯的艺术表现技巧.它们不断地融合、碰撞、交流,从而发生现代转型,变得更为复合化.我们很难找出西方的黑色幽默、印象派、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等某种艺术手法在某部作品中独占,也很难界定某种原汁原味的艺术手法.它们与中国的传统表现技巧混合在一起,不同比例地进行搅拌,创新成了今天某种难以归类的文学样式.而且,无论是表现对象还是作者的艺术选择,在应对现实的需要中,他们都展开着公平地竞争并实现了良性的循环.

还有艺术样式选择的自主化.尽管来源于市场的压力以及订单写作,可能会对某些艺术形式的选择形成冲击,但在根本上,艺术样式的选择还是源于创作对象之需要,以及与创作主体的审美能力、审美趣味等因素之切合.艺术形式与表现内容在对话中实现了良好的协调；在不同的艺术样式之间,也通过“多方会谈”,以对话的形式抉择着其起承转合,从而使创作的主体和对象找到了双方融合的最大可能性.

在与科技、现实和其他学科的结合中,艺术样式自我增值能力也得到了根本的强化.它们不再是被动的和封闭的,而是在作家的动态运用过程中,不断地获得了灵性,在裂变中不断地自我创新,甚至达到了主体化的高度.当然,新艺术创造的自然化并不是无序的,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它形成了这样的流向——以新现实主义艺术为主体,以其他技巧为先锋的艺术探索潮流和差序格局.也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文学的飞速发展,使艺术形式也在不断的矛盾冲突中全面走向变革,并显得越来越大气、娴熟,在多个方面实现了中国立场与世界因素、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本土化与民族化的多重超越；并在终极意义上开启了中国文学的艺术之门,生动地建造了自我的主体哲学.

任何文学的变革都是没有止境的,新通过艰难的探索,终于获得了自我的信心与尊严.任何时代的前进,也会给文学带来崭新的机会与挑战,与时俱进是保持中国当代文学繁荣昌盛的内在动力.就让我们在当前的民族复兴与文学复兴的际遇中,满怀热情地期待着：壮丽多彩的文学正在前头.

注释：

①鲁迅：《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32页.

②冯宪光：《文学价值的追求》,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

③任东华：《真相、局限及意图实践的可能性——关于茅盾文学奖的“思想标准”及其它》,《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作者单位：衡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陈善君